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都限于实际世界。他们见到了实际，要都限于实际世界。他们虽然使用名来指实，可是并不自觉它们是名。到了名家的哲学家开始思索名的本身，这种思想就标志着前进一大步。思索名，就是思索思想。它是对于思想的思想，所以是更高层次的思想。（中国最早的形而上学，英文metaphysics，意为超越形体）

《老子》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三十二章说：“道常无名，朴。……始制有名。”第四十一章说：“道隐无名。”在道家体系里，有“有”与“无”、“有名”与“无名”的区别。

因为道无名，所以不可言说。但是老子还是希望对于道有所言说，只好勉强给它某种代号。所以是我们称它为道，其实道根本不是名。也就是说，我们称道为道，不同于称桌子为桌子。我们称桌子为桌子，意思是说，它有某些属性，由于有这些属性，它就能够名为桌子。但是我们称道为道，意思并不是说，它有任何这样的有名的属性。它纯粹是一个代号，用中国哲学常用的话说，道是无名之名。

“无名天地之始。”道家的人这样想：既然有万物，必有万物之所从生者。这个“者”，他们起个代号叫做“道”，“道”其实不是名。“道”的概念。既然“道”是万物之所从生者，它必然不是万物中之一物（类似西方神学，上帝创造了万物，所以上不属于万物任一种，但又无处不在）。因为它若是万物中之一物，它就不能同时是万物之所从生者。每类物都有一名，但是“道”本身不是一物，所以它是“无名，朴”。

一物生，是一有；万物生，是万有。万有生，涵蕴着首先是“有”。“首先”二字在这里不是指时间上的“先”，而是指逻辑上的“先”。举例来说，我们说“先有某种动物，然后才有人”，这个“先”是时间上的先。但是我们说“是人，一定先要是动物”，这个“先”是逻辑上的先。人的存在逻辑上涵蕴动物的存在。用同样的道理可以得出：万物的存在涵蕴“有”的存在。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是这个意思。

老子这句话，不是说，曾经有个时候只有“无”，后来有个时候“有”生于“无”。它只是说，我们若分析物的存在，就会看出，在能够是任何物之前，必须先是“有”。“道”是“无名”，是“无”，是万物之所从生者。所以在是“有”之前必须是“无”，由“无”生“有”。这里所说的属于本体论，不属于宇宙发生论。它与时间，与实际，没有关系。因为在时间中，在实际中，没有“有”，只有万有。（西方神学体系有一个思想是：“时间是上帝创造的，因此上帝不在时间之内。因此上帝之前的问题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虽然有万有，但是只有一个“有”。《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所说的“一”是指“有”。说“道生一”等于说“有”生于“无”。至于“二”、“三”，说万物生于“有”。“有”是“一”，二和三是“多”的开始。

老子的主要观念是“太一”、“有”、“无”、“常”。“太一”就是“道”。道生一，所以道本身是“太一”，“常”就是不变。虽然万物都永远可变，在变，可是万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本身不变。所以《老子》里的“常”字表示永远不变的东西，或是可以认为是定规的东西。老子说：“取天下常以无事。”（第四十八章）又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七十九章）

万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中最根本的是“物极必反”。这不是老子的原话，而是中国的成语，它的思想无疑是来自老子。老子的原话是“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和“逝曰远，远曰反”（第二十五章）。意思是说，任何事物的某些性质如果向极端发展，这些性质一定转变成它们的反面。

这构成一条自然规律。所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少则得，多则惑”（第二十二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二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第四十二章）。所有这些矛盾的说法，只要理解了自然的基本规律，就再也不是矛盾的了（《天道》：所谓神话就是常人不易理解之事。圣奥古斯丁:“奇迹的发生并不违反大自然的规律，只不过违反了我们目前所知的大自然。”）。但是在那些不懂这条规律的一般人看来，它们确实是矛盾的，非常可笑的，所以老子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第四十一章）

物到了极端，走向反面，“极端”一词是什么意思？任何事物的发展，是不是有一个绝对的界限，超过了它就是到了极端？在《老子》中没有问这样的问题，因而也没有做出回答。但是如果真要问这样的问题，我想老子会回答说，划不出这样的绝对界限，可以适合一切事物，一切情况（老子只会说：“道可道，非常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技术层面上说的也确是这样的，因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个兵和水都是打引号的）。

以艾萨克·牛顿为例，他感觉到，他对于宇宙的知识与整个宇宙相比，简直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小孩所有的对于海的知识。牛顿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尽管他在物理学中已经取得伟大的成就，他的学问距离前进的极限仍然很远。可是，如果有一个学生，刚刚学完物理教科书，就感觉到凡是科学要知道的他都已经知道了，他的学问就一定不会有所前进，而且一定要反而反退。老子告诉我们：“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第九章）骄，是人前进到了极端界限的标志。骄，是人应该避免的第一件事。

老子警告我们：“不知常，妄作，凶。”（第十六章）我们应该知道自然规律，根据它们来指导个人行动。老子把这叫做“袭明”。人“袭明”的通则是，想要得些东西，就要从其反面开始；想要保持什么东西，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谁若想变强，就必须从感到他弱开始；谁若想保持资本主义，就必须在其中容纳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所以老子告诉我们：“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还告诉我们：“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这些话说明了通则的第一点。

道家的中心问题本来是全生避害，躲开人世的危险。老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必须柔弱、谦虚、知足”。柔弱是保存力量因而成为刚强的方法。谦虚与骄傲正好相反，所以，如果说骄傲是前进到了极限的标志，谦虚则相反，是极限远远没有达到的标志。知足使人不会过分，因而也不会走向极端。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又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

所有这些学说，都可以从“反者道之动”这个总学说演绎出来。著名的道家学说“无为”，也可以从这个总学说演绎出来。“无为”的意义，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无所作为，更类似“无违”，不要违反自然（道）地任意地为。

一个人若是为得太多，就变得有害无益。如果为得过多，这件事情就做得过火了，其结果比完全没有做可能还要坏。有个有名的“画蛇添足”的故事，说的是两人比赛画蛇，谁先画成就赢了。一个人已经画成了，一看另一个人还远远落后，就决定把他画的蛇加以润饰，添上了几只脚。于是另一个人说：“你已经输了，因为蛇没有脚。”这个故事说明，做过了头就适得其反。

按照“无为”的学说，一个人应该把他的作为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自然的范围以内。“必要的”是指对于达到一定的目的是必要的，决不可以过度。“自然的”是指顺乎个人的德而行，不做人为的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应当以“朴”作为生活的指导原则。顺“德”而行的人应当过着尽可能“朴”的生活（现在倡导的“极简生活”和“断舍离”均出自道家的“朴”的思想，有一个词语叫做“返璞（朴）归真”也是这个意思）。

老子告诉我们：“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二章）所以老子鄙弃儒家的仁、义（老子并不是鄙弃仁和义，而是儒家的仁和义），以为这些德性都是“道”、“德”的堕落。因此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研究过历史的都知道，儒家的“德”后来演变成社会标准，演变成求名求利的工具。儒家的“德”已经不是朴素的“德”，而是刻意而为之的“德”。汉朝末年和明朝的国家均被已经变味的“德”所捆绑，在一定时间内中国的“德”功能非常类似西方中世纪的“神学教义”对社会和人民思想产生了窒息的压制）

由以上学说老子演绎出他的政治学说。道家同意儒家的说法：理想的国家是有圣人为元首的国家。只有圣人能够治国，应该治国（柏拉图认为应该由哲学家治国）。可是两家也有不同，照儒家说，圣人一旦为王，他应当为人民做许多事情；而照道家说，圣王的职责是不做事，应当完全无为。道家的理由是，天下大乱，不是因为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做，而是因为已经做的事情太多了。《老子》中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五十七章）

于是圣王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废除这一切。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又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

圣王首先要消除乱天下的一切根源。然后，他就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中说：“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

中国有几个朝代非常喜欢运用道家的“愚民”思想，认为无知便无欲，然后民自化，老百姓也变得非常易于管理。儒家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等。

道家的思想本意应该不是这个意思，道家的思想是无为，愚民（焚书坑儒，文字狱）的过程其实已经“为”了，而且“为”过头了。

其次道家的思想是无违天道，返璞归真。如何返璞？就是顺应天道让每个人的天性（德）得到足够的发展。

就像现代社会倡导的，好的制度应该要让有能力的人有足够的施展空间，没有能力的人有足够的生活保障。这样两个极端的人，天性都得到了发展和保护。

至于儒家的那句话我认为完全是因为没有标点符号引起的误会。原意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没有理由儒家的圣人和亚圣的思想前后冲突。

也有很多人认为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老百姓就是乌合之众，我是坚决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