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5-26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组织的“发现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研讨会在线上展开。第一场会议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佛像埋藏年代进行了判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赵占锐助理研究员和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的李明副院长就两座金铜佛像的考古出土情境、相关遗迹、历史背景进行了详细介绍，参会的各位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文为第二场会议纪要，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佛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召集，邀请多位专业学者参与圆桌会议，讨论新出土佛像对佛学和佛教艺术研究的意义。
圆桌会议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和文化系佛教研究特聘教授Robert E. Buswell 致开幕词，中国佛教助理教授Stephanie Balkwill主持会议。主讲人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印度学教授、策展人Robert L. Brown、耶鲁大学宗教研究助理教授Eric Greene、南加州大学中国艺术史副教授Sonya Le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亚与印度佛教助理教授Diego Loukota和泰国国立法政大学佛教考古学讲师Wannaporn Rienjang博士。他们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就新出土佛像阐述其观点。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Brown认为成任墓地出土的这两件佛像的年代可以定到约公元150至250年，哈佛大学博物馆所藏佛像与成任墓地的佛像存在较多的相似之处。印度与中国第一次出现佛像的时间都在公元一到二世纪初，虽然两个地区的佛像在风格上很不相同，但所表达的佛教教义基本一致。佛教是由印度僧侣在印度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佛教进入中亚、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印度文明进入了这两个地区，但新发现的佛像与印度的佛教艺术没有太大关系。为此他列举了Marylin M. Rhie所做的研究。就这两件佛像发现的重要意义，Brown认为中国新出土的这两件佛像在风格和造型上都表现出较为先进的水平，表明佛像在当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以公元前一世纪的比马兰金匣（Bimaran Reliquary）上的两尊佛像为例，说印度的佛像大约出现在公元120年，是基于已经存在了两个多世纪的夜叉形象发展起来的。Brown认为成任墓地出土的佛像可以从中国和中亚早期贵重物品上寻找来源。另外，金属造像或许在佛像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和中亚地区以金属造像为主，而印度地区完全是石像，如公元前二世纪发现的桑奇佛塔和比巴贾石窟。这现象一直持续到大约公元四、五世纪末期。此时印度、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出现大量的金属造像，而中国和中亚也存在大量石雕。早期的佛教艺术是由印度佛教徒推动的，这可以从印度当地的石雕上找到证据。中亚和中国的金属造像不便于确定其制作年代和制作时间。然而，金属佛像便于传播，没有固定的模型，风格和图像可以轻易改变，更有助于佛像的大规模传播，但图像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却无法保证。此外，由于它们的金属价值，人们可能将它们熔化和销毁，所以可以保存下来的更少，希望今后发现更多例子。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加州大雪洛杉矶分校教授Robert L. Brown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Wannaporn Rienjang博士（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助理教授Diego Loukota（下）

南加州大学副教授Sonya Lee（下）

耶鲁大学助理教授Eric Greene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金玟求（Minku Kim）（下）

上述学者的汇报结束后，进入问答环节。最后白睿文（Michael Berry）教授进行了简短的总结，感谢李旻教授和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促成该次研讨会的顺利举办，让大家有机会看到陕西省文物研究院的最新考古发现。感谢Robert E. Buswell教授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佛教研究中心加入并赞助该次活动。同时又感谢线上观众和与会学者，特别是来自中国西安的考古学者，在疫情好转，城市刚刚解封的情况下，连续早起为大家分享最新的考古发现，使大家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