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耿占春

对诗学、社会历史和医学之间关系的认知，使用价值论的语言或文学语言来写出有价值的文化作品，是程韬光书写张仲景传记小说的一个内在驱动力，十几年以来，程韬光已出版了大部头的《太白醉剑》《诗圣杜甫》《刘禹锡传》等，亦在初步完成了《长安居易》和乐圣朱载堉等史传小说之后，恰逢其时地完成了这部《医圣张仲景》。从程韬光的书写对象来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贤人格现象非常入迷，他在诗圣、乐圣和医圣的传记经验上体会颇深，用心至为真诚。这些人物在性格与时代方面的差异甚大，但他们亦有某种根本的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人类苦难与不幸的感同身受，而且在诗学、音乐和医道上，创造了某种与人类苦难携手并行的文化典范。

在这些作品中，寥寥数语就把主人公的情感和思想融入周围的事物和场景之中，对程韬光来说，写作就是具象化某些特殊场景的过程，读者已经习惯了他的声音、风格和用语。从诗圣、乐圣到医圣传记的书写，亦是循着“诗心”“乐心”触及医者“仁心”的心灵轨迹。程颐曾感叹古之人为学易，“有弦歌以养其耳，舞干羽以养其气血，有礼仪以养其心”，作为今之学者的程韬光而言，书写张仲景传记小说是一种从“药理”入手，对“只有义理以养其心”的尴尬局面的匡正，用诗学和医学来养其心，这是一种语言上的“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

为医圣张仲景立传最深切的写作动机，显然有着程韬光对社会和现实问题的关切，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当下，促使作家的思考从历史和医药典籍里寻找济世良方。程韬光“将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古人对接，去寻找精神的共鸣”的写作初衷，不仅仅是一种医学上的对患病肌体的医治，也上升到了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层面对“社会肌体”健康的持久关注，颇为契合从“认识你自己”的古训到身心层面“关注自我”的当代思想转向，亦体现出作家对医药与社会、医学史和自然史的思考。可以说，程韬光《医圣张仲景》这部史传小说，写出了一部社会史与心态史相融合的“心灵史诗”，并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中投射出仁者性格和民族精神。

与程韬光的其他作品相比，《医圣张仲景》这部长篇小说，再一次体现了他利用“批评意识”“移情”或“共情”能力进入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能力，使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人物形象在文学话语的层面上得以复活；再一次凸显了他对历史人物进行“文学化”叙事的魅力。《医圣张仲景》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上加以虚构，尊重历史事实，又依靠想象和虚构来彰显一种“艺术真实”。因此，《医圣张仲景》既是关于张仲景的文学传记，又是一部灌注了作者审美意识形态的史传小说。既基于历史也基于现实，基于想象也基于事实，并且把这种想象力也和人物形象的理解一起赋予了读者。对于史传小说而言，最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缺乏“艺术真实”，另一个是缺乏诗意性。两个问题叠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历史人物的“文学化”程度不够，使作品失去了感染力，也无法调动读者的感受力，成为历史与虚构的大杂烩。因此，优秀的历史小说家必须要解决“文学化”程度不充分的问题，将历史充分文学化，关系到史传小说的文本能否立得住、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优秀的史传小说家，能够将历史充分文学化，将审美意识形态灌注到叙事文本中去，尽力去向着“无韵之离骚”的美学标准无限地趋近。

由于历史时代之间的巨大差异，程韬光的史传小说倾向于追求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风格，他的书中不仅涉及大量的传统医学知识，涉及物性与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以及植物的药性与人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之体相生相克的专门知识，也大量涉及地方掌故、民俗民风和历史事件。简而言之，一切停留在书面上的文献都被叙事与虚构有效地文学化了。如同程韬光往常的史传小说一样，《医圣张仲景》也采用了“章回体”形式，使用的依然是“浅近文言”，一些四字句和某些诗意性的描述，使作品显得凝练，而“章回体”形式则使全书显得古风浓郁。

当我们阅读《医圣张仲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圣人，他说出的言语有慰藉的力量，他开出的药方有医治的效果。而在这位医圣身上所洋溢着的伦理力量，才是真正的济世救人的良方。正如程韬光笔下的张仲景所说，“华佗让我转告太守，要以礼乐安民，礼乐亦可治病救人”，对于伤寒瘟疫，张仲景或许有药到病除的良方，而面对战乱，面对腐败，面对混乱无序的世界，医圣意识到，礼乐亦是济世良方。要言之，程韬光所着力之处，不唯张仲景的高明医术，而是其沉潜的医道。在程韬光看来，医术有时代的变迁更迭，而医道则将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