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住证,顾名思义,就是暂时居住的证件,就像准生证一样,准许你生育儿女的证件,后来可能是因为“准生”两个字似乎太霸道了点,改为了“计划生育证”,这一改果然文明多了。暂住证也一样,似乎也不够和谐,大多数地方终于也取消了,改为了居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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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住证是深圳的首创,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移民标志,它甚至成为了中国打工艺术博物馆的一件展品。然而,它却是中国千千万万外来打工者永远的痛。也是很多打工人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一句调侃的话来讲:说起来全是眼泪!
我是1994年第一次听到暂住证这个名称的。在这之前,我在我所居住的小城市不要说暂住证,就是身份证我也不需要带。我从来不用担心派出所的警察叔叔会把我抓起来。
1994年大年初七,春节后的年味尚未消褪,我跟随二哥来到了深圳石岩镇打工。在火车上,二哥就把深圳关于一些被查暂住证的血泪史详细地告诉了我,然而慎重地告诉我,千万不能被查到了,如果查到了会送樟木头打三个月石头。有一个老乡就是被查暂住证的人抓了,被送到樟木头打了几个月石头,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一回到家,抱住自己的母亲痛哭一场。他母亲也一边抹泪一边说:“崽呀!咱们天生就是农民耙田耕作的命,不要出去了,娘养你!”此人从此再也没有出去务工了,老老实实在家做了一辈子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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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木头,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名字仿佛清王朝流放犯人的宁古塔,那样的让我生畏,以至后来在深圳打工的这十几年,我决不踏进樟木头这个地方。
现在的幸福的打工人根本无法体验我们当时找工作的艰难,所幸的是我由二哥带出来,他当时在石岩上屋村的一家港资首饰厂做业务跟单,但由于工厂刚开工也不招人。晚上,二哥借了一个同事的厂牌让我戴上,混进厂里在他的宿舍住下来,由于怕保安看到,我足足在他的宿舍躲了一个星期,一日三餐都是他从食堂打好端回宿舍给他吃。一个星期后,二哥告诉你,工厂暂时还是不招人,但工厂要统一查宿舍,清查非本厂人员,我只能由二哥带着去了隔壁龙华镇的上横朗村:有一伙我们村周边的老乡在那里的一个建筑工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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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文、日本、黑子、胡英,都是我们老家村上和周边村的人,合伙在这里承包了一栋四层私宅的基建,但由于房主的后续施工款项未到位,所以还没有开工,那时候的治安条件极其恶劣,又没有暂住证,不敢到处乱跑,于是一伙人天天在村里东游西荡,记得那时候最乐此不疲就是打台球,二块钱一局,赢了钱的买菜加餐,下雨天就缩在工棚里打扑克牌。

绍文是我们一个村,比我大几岁,也算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玩伴,他早出来二年,所以他特别照顾我。
穷并快乐着,一群年轻人白天倒也好过,只是晚上睡不安稳,离工棚区不到一公里就是石岩到龙华的公路,晚上常常有警车拉着刺耳的警笛呼啸而过,生性胆小的我,只能躲在被窝瑟瑟发抖。

查暂住证的人很鬼,常常晚上出动,老乡们很机警,一听到风吹草动就招呼我们往附近的山上钻。这情形和电视剧中鬼子进村都有得一比。

一天晚上,吃过晚饭的一帮人打牌的打牌,洗澡的洗澡。忽然一个老乡火烧火燎的跑进来:“快,快,赶紧跑,查暂住证的来了,到村口了。”

瞬间,整个工棚内炸锅了,个个胡乱收拾一下,夺门狂奔,刚跑出不到一百米,身后几道手电强光柱射过来“站住,不准,查暂住证”,我惊恐的跟在绍文后面,没命的往后面的山上跑,只听到自己耳边风声和身后的嘈杂声,直至声音渐远,绍文拉着我停下来,我才发现在周围全是坟墓,原来是本地人的墓地,一起跑过来的有五、六个人,几个惊魂未定的躺在草地上,那天晚上满天的繁星,但在我的眼里,一点都没有家乡的星空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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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会儿,听到山下面工棚区逐渐安静下来,我们才畏畏缩缩的走下山来,已有一些附近的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某某被抓了,某某跑掉了。这些同病相怜的陌生人互相打起了招呼,咀咒这个世道。

老家隔壁三官塘村的一个老乡不幸被抓了,第二天绍文去找到他在龙华油松一个玩具厂上班的姐夫,他姐夫去到龙华派出所交了350元才把他领回来。
几天后的一天,二哥从石岩过来接我,说厂里招工了,他把我介绍进厂了,失腊房一个普工,我欣喜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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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后,工厂给我办理了暂住证,每年220块,是那个时候的我近乎一个月的工资,但我异常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