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时局二十讲系列链接：
历史隐蔽的未来
严守新门户之战：人人无所遁形？！
① “中国优势”
用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看，过去数十年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全球化下的“产品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但缺陷在于一直处于“没有产品的生产”的境况，即在全球化产业链与价值链分工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从政经的角度来看，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促动了中国的发展。
尽管最近这些年中国一直致力于走向自主创新，并期望用技术创新的方式来创造新的竞争力。但是，随着世界政经秩序的摇晃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外部性”以及俄乌之战导致固有国际秩序的紊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走向就变得至关重要。
让我们尝试用一个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来阐述“中国离不开世界”的原因——换句话说，世界为何也无法“去中国化”。必须要说明的两点是：第一，因为对国家与民族的爱和未来之路的关切，更需要从相对客观理性与历史本质的层面上来抽茧剥丝，民族自信的同时更需要看见问题以及不回避问题。第二，世界就是“海洋”，每个国家就是“河流”，没有“河流”的共同交汇，就成不了“汪洋”，但离开“海洋”，“河流”也会干涸——只能是“靠天吃饭”了。所以，切忌回到中世纪的“孤岛化”模式。
首先从“中国优势”的真假象——“产品内分工”谈起。“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这一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国发院卢锋教授所提出，并通过这个概念刻画了当代国际分工基本层面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的特点。按照卢锋教授在《产品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论文中的观点，产品内分工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过程或展开结构，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因而有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实际上，产品内分工，与管理学“供应链”、“商品链”和“价值链”概念，是同一对象的不同表达。采用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产品生产的投入产出过程延伸为供应链或商品链流程，生产活动的价值创造内涵展开为价值链系统。而关于产品内分工，卢锋教授认为至少有这样几个典型的行业：汽车业、计算机业、纺织服装业和玩具业。
不可否认的是，产品内分工是区分传统行业间和行业内分工的一种新型国际分工类型，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关键解释变量”。而且对于中国的发展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产品内分工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切入点；同时也给它们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上攀升，提供了持续成长的现实可能性。因而，在产品内分工时代，积极利用全球化环境是后进国家成功发展战略的不可或缺要素。”而“利用产品内分工国际环境谋求自身经济发展，是中国过去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因此，产品内分工对于解释中国的经济成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产品内分工”由于牵扯着一个链条，各个不同的工序或环节需要紧密一体，若任何一环节或工序出现问题，整个链条的压力也自然显现出来。这无疑充满着危险性。而这也正是笔者重点阐述的内容，需要各个工序或环节都要为努力为“同一个价值体系”而负责。
尽管中国的发展实践通过积极的开放经济以及“产品内分工”的潮流，得到了大发展大跨越，包括中国的本土企业，但我们同样质疑的也恰恰是这一点：中国以及中国的企业，是否患上了“产品内分工”的依赖症？“产品内分工”的实质之一是对比较优势的遵循和把握，但问题是否恰恰在于此？缺失了技术能力的中国以及中国企业，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攀登全球化分工的价值链中上游？面对未来，中国以及中国企业的可能性，到底是来自于“产品内分工”还是其他？这些问题早在很多年前就成为各界关注的命题。
产品内分工既可以通过纵向延伸方式来建构，也可以通过横向扩展方式来实现，因而包括了纵向和横向分工两种形态。此外，产品内分工是区别于行业间分工与行业内分工的，行业间分工是由要素结构和相对价格差异决定的国际分工，行业内分工则主要由规模经济派生的国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一个是比较优势，一个是规模经济。同时，也离不开两个重要背景。第一个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全球化虽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根据客观的观察来看，它也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个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环境对于经济表现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产品内分工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关键解释变量”。而且对于中国的发展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产品内分工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切入点；同时也给它们通过在产品内分工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上攀升，提供了持续成长的现实可能性。因而，在产品内分工时代，积极利用全球化环境是后进国家成功发展战略的不可或缺要素。”而“利用产品内分工国际环境谋求自身经济发展，是中国过去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产品内分工对于解释中国的经济成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旦进入这个轨道以后，只要你有足够的聪明，有足够的学习能力，你就有可能沿着产品内分工链一步一步地往上走。最初就是简单组装，接着开始生产简单配套零部件。这应该能够从一个角度解释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些阶段性的进步。
此外，产品内分工的概念，也恰恰解释了为何类似富士康（或鸿海）这样的企业，能成为某些方面的“世界第一”的原因。而在《世界是新的》作者阿格塔米尔看来，这样的企业，在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的时候，随着“行业”分解的潮流，不胜枚举。比如：在韩国，浦项制铁集团附近在没有任何原材料——铁矿石或煤炭——来源的情况下敢于创建一家大型钢铁集团。而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在没有消费垄断市场的情况下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半导体工厂，从而改写了IBM和因特尔等电子行业巨人的发展趋向和模式。
以往是怎样的呢？阿格塔米尔感慨说：“创建钢铁公司要邻近矿产区；创建造纸厂要邻近林木茂盛地区；IT服务公司必须是’内向型’的，以利于提供便捷的服务；计算机芯片的装配必须接近最终产品的‘诞生地’。在世界发生真正的转变之前，以上这些规则都是不可改变的商业定律。”但如今，这个商业定律被彻底地颠覆了，“集中于核心生产活动，外包非核心的生产活动”正成为潮流。
当然，在“产品内分工”中，既有类似苹果这样的“发包方”，也有类似富士康这样的“承包方”。而这两方，相对而言，是比较优势的互补，并可能都走向规模经济的效应。当然，也有“把外包模式颠倒过来”的英雄，如巴西的飞机制造商安博威公司。
但随着全球重商主义的回归以及中美关系的起伏、世界政经秩序的摇晃，“产品内分工”的环境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旦与世界“脱钩”，中国的“产品内分工”的优势就遇到挑战，作为曾经“世界工厂”的中国比较优势与劳动力优势在最近这些年已经呈现衰退之表现，直到“不再”。
② “表面繁荣”
“产品内分工”的确为中国的代工企业在全球化分工中谋取一席之地，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正如19世纪的英国是世界的制造中心，美国在20世纪是世界的制造中心。这样的成就，得益于中国的开放政策，这种开放政策打开了中国经济的大门。“尽管启动时间较晚，但是走向工业化的道路比日本和韩国之前所走得更快。”
学者路风教授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中国主要是扮演了一个亚洲“加工中心”的角色，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受益于这种国际分工。但这种模式真的好吗？
路风给出了否定的意见：“通过从事低附加值加工组装活动大量出口的方式不仅引发了反倾销浪潮，而且中国在付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代价之后所获得的收入并没有多少。如果外资攫取了财富增加值，就会产生使中国经济陷入’贫困’增长的危险。”
怎么办？路风教授直言不讳地认为，如果不转变依靠粗放消耗资源和低端加工贸易的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逐渐枯竭，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实现以技术能力成长为动力的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而这种需要恰恰暴露出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即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动力不足——大多数中国企业至今仍然没有技术研发活动，而是依靠引进技术、加工组装别人的产品或低水平复制原有产品进行生产。这种状况使中国企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只能靠价格竞争，并经常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问题；而更长远的问题是，在市场越来越开放的条件下，没有技术的中国企业可能根本就无法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致力于产品内分工的高端以及价值链的高端，从而致力于出口向高端转型的努力。但这一切的归根结底是技术能力的实现和提升。无此，一切都是妄谈。
中国的一些企业家早在多年前就已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水哥著作的《谁人不识宁高宁》一书中，曾记载原中粮集团董事长、原华润集团总经理宁高宁这样的一段历史：
宁高宁曾在日本参观过为丰田汽车生产配件的一家小企业。这家企业墙上挂了一排历任社长的照片，看来历史已不短，据说是生产一种密封圈的最好企业。可企业因为完全附属在丰田的需求之下，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任何发展。在汽车产业的这个位置上，谋生可以，但企业的真正价值创造难以实现。不知哪一天，如果丰田把这个零件的生产转移到中国，这个企业就没有了。
宁高宁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即使完成了某些方面的转型，企业面对的挑战和真正的竞争也还没有开始，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也还没有开始，因为即使效率很高的专业化企业也会因为行业格局的变化，受到不可抗拒的排挤和淘汰，也会因为自身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而在低利润、低回报的区间里苦苦挣扎。”
“发达国家之所以富有，不是因为它们的人民特别聪明、勤劳，而是因为它们的企业都转到了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相对贫穷，是因为它们的企业大都在行业价值链的低端，都在为别人的战略目标服务。转型做一个专业化、有技术、有品牌、有行业领导地位的企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可我看不出还有别的路可走。”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依赖于“加工环节”、仰仗廉价劳动力等比较优势，获得了经济增长；但也习惯于这种模式，从而忽视了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提升，陷入到比较优势的陷阱中而不能自拔，从而弱化了真正的竞争力。
最突出的一个行业就是中国汽车业“以市场换技术”的模式陷阱，终于发现这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比如一汽、上汽、天汽等。而在有些学者看来，实际上，在中国汽车工业“以合资模式求发展、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与风潮之前，并不缺乏自主的技术研发，但可惜是中断了，没有坚持下去。水哥曾专门对夏利汽车做过研究，并出版《夏利中国》一书。本书详尽披露了夏利汽车从出生到辉煌再到被收购的整个历史过程，不免让人掩卷叹息。其中，美国人乔森纳·曼特尔在其名作《汽车大战》中这样写道：“继东风轿车之后，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乘坐的VS红旗轿车也问世了。在天津工厂生产出了凤凰大轿车和有六个座位的装饰华丽的和平轿车。”这在乔森纳·曼特尔本身就对中国汽车工业着墨不多的文字中写出这样的文字，可见当时中国汽车工业的举动并非平常，也从侧面上反映出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努力。
表面的经济繁荣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引进技术”对于中国工业技术能力发展的贡献最多只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通过“引进技术”、合资组装外国产品以及外资设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厂，虽然可以在中国生产出来看上去技术水平更高的产品，但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却越来越陷入停滞甚至萎缩的状态。问题不是出在学习外国技术的必要性上，而是出在放弃自主开发努力的行为上，这使“技术引进”成为没有技术学习内容的技术依赖。
因此，“比较优势论”已消减，甚至在如今世界局势下不再存有优势，自然谈不上以此来参与全球分工不能带来真正的持久的竞争力，本来就较低的盈利水平也一定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尽管路风教授也认同这样的事实：许多传统工业的价值链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发生了分离，即发达国家的企业掌握着品牌管理、产品设计、核心元件供应和营销等产生高附加值的环节，而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的环节被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但路风教授同时认为：“在这种波浪式的技术变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价值分配地位取决于该国企业能否不断在高端经济活动（领导部门和价值链高端环节）中占有一定的份额”，“中国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落后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等级结构的下方。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质是改变自己的结构地位，所以必须把发展技术能力置于重要地位”。
亡羊补牢，尤未晚也？！
③ “思想市场”
这样的观点，其实也得到了《变革中国》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里·科斯的呼应。他毫不掩饰地批评道：尽管中国的生产型企业在全球具备竞争力，但大部分企业仅仅在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打价格战，在创新与提高质量方面，这些企业依然在苦苦挣扎。由于创新乏力和缺乏独一无二的产品，许多中国的企业依赖订单化生产——从海外市场接受订单，贴上外国的商标之后销售。对于要重返世界第一的中国经济而言，这种窘况，我们姑且称之为“没有产品的生产”，实在不敢恭维。
科斯的批评其实不无道理。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目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与劳动生产力依旧远远落后于美国；同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重启制造业复苏的计划和全球供应链再造行动。按照这样的逻辑和趋势，中国能否撑得起“世界工厂”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更不要说中国制造业如何从低端向中高端攀升了。
因此，科斯在《变革中国》里这样毫不留情地戏谑：“即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像众人所预测的一样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生产力依旧只能排在中游水平，如果无法显著提高其创新能力的话，这将成为现代人类史上一个前无古人的例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非生产力最高的。”
历史不应出现“倒车”。科斯所说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就是“技术能力”的实现与提高。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往往是通过一群企业的竞争力来体现的，而这就需要考验的是创新与生产力，即能否通过自主创新与生产力的提高来积极创造新产品并进而创造新行业，就像当初的美国和日本一样。无论是19世纪的英国，还是20世纪的美国，亦或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都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而共同的本质就是通过“技术能力”实现全球竞争力。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其本质并不是“技术能力”所获得的，而是通过“产品内分工”的低端环节或区段来获取的。相应的，中国经济也就自然表现出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也自然导致一个见怪不怪的“中国式现象”。
对此，科斯给了这样的形象描述：我们既能在沃尔玛找到“中国制造”的身影，也能在高端百货商店里看到中国的产品。从鞋类、服饰，到家具和电子产品，中国的制造业如今已经可以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消费品。中国出口商品数量的剧增，已经让全球消费者以“中国价格”享受到了琳琅满目的各种消费品。但是，大部分美国消费者记不起任何中国品牌，即使他们的家中已经遍布中国制造的产品。究其本质，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处于低端环节或区段，没有“技术能力”，没有品牌效应，没有占据价值链的中上游。
尽管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通过“产品内分工”的低端环节或区段实现了经济的大增长和突破，以及背后所时刻听到的一声声历史的叹息声，但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看好中国的未来与前景？
第一，开放经济应当成为全国共识，历史不应出现“倒退车”，否则就是灾难。
历史已经证明，开放经济的确能继续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和新鲜的元素，同时会进一步打破垄断，营造高度竞争的商业环境。但目前因为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在这方面充满了不确定性。
第二，“技术能力”的实现与提升，往往是通过内生组织来成就的，而非单纯的“拿来主义”。中国依旧需要建构企业家型社会。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工业在“技术能力”方面没有大作为，但却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们的“心病”与“心声”——一个国家的工业精神，往往要看这个国家的企业家精神是怎样的——在中国，不乏有一批意志坚定、勇敢创新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自主创新和研发，从而实现并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进而在全球分工中进入中高端环节或区段。
正如路风教授所言：在改革开放时期，使中国工业不仅能够提高产品技术水平，而且导致技术能力显著成长的力量源泉，既不是“技术引进”，也不是外资的涌入，而是中国竞争性企业的崛起。这些竞争性企业的技术能力源头是深深滴植根于已经消逝的“自力更生”阶段。“在那些今天仍然能够自主开发产品和工艺的工业（如核能、航天、发电和输变电设备、铁路装备、造船、卡车、机床、重型机械、大型计算机，等等），中国企业所具有的技术能力都不仅与改革开放之前的自主开发经验一脉相承，而且只能在保持自主开发传统的前提下成长。”
如果稍微分析一下部分成为标志性的自主创新企业，就会确定无疑地发现这些企业最初的研发团队都是来自具有技术研发经验的老企业或研究所，同时这些企业始终处于激烈竞争的领域。由此，路风教授得出这样的观点，“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要发展就要有竞争力，要有竞争力就要有能力，而获得能力的惟一途径是自主的学习、创新和管理变革。中国自主开发/竞争性企业的崛起轨迹证明了市场竞争和自主开发之间的必然联系，即寻求竞争优势的努力必然导致自主创新。”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这样一句缺乏严格定义但却形象、感性的俗语，已经成为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共识，比任何标语口号都更为有效地为自主创新打下了社会基础。于是，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全方位竞争反而使‘自力更生’精神显示出了被忽略的历史价值。”
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如此感慨：“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是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是勇敢的零星社会试验的故事，也是谦逊又刚毅的中国人民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故事。”
第三，“思想市场也是一个生产要素市场。”而技术能力的实现和提升，不仅仅期望通过单纯的自力更生而成就，其背后的坚强支撑是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恰恰源于一种思想和文化的真正解放。因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将直接导致科技创新的乏力，“这早已成为中国制造行业致命的软肋。
因此，接单生产而不是发明属于自己的产品，成了大部分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策略。”“没有自由和开放的思想市场，中国就很难继续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也无法进入全球科学和技术的领先行列。”
没有创新，再多的贸易也无济于事。没有开放，再强的身躯也孤掌难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旧有赖于此。
④“回不去了”
除此之外，更大的挑战在于全球化红利变得“扑朔迷离”了。伴随着全球化是是非非的争议，过去数十年韬光养晦的时局环境可能不会不再有了。
在数字化的今天，与世隔绝几无可能。与相隔万里的人们和地方进行随时的联系已经变得相当容易。即使在疫情期间，人们足不出户，依然可以与外界形成连接。通过电脑、手机、网络以及其他智能设备，人们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线上的视频会议与交流。一个世界范围的相互依存出现了。人们的生存不再仅仅与家庭、社区、社会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与距离千山万水的甚至陌生人形成了连接。云聚会、云会议等数字化方式让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普遍。这就是全球化。
传统的全球化的认知是基于铁路、轮渡、飞机等基础设置的大连接而形成的，而如今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则让全球化变得不可消除，并且在最近二三十年变得速度极其的迅猛，从而让发展时间比较短的全球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潮流和趋势。
但正如在线上通过数字化的方式随时形成全球化连接的时候，如果碰巧遇到网络信号以及断网等境况的时候，这种连接就会中止，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就会被终止。这无疑是全球化的另一面：它会遭遇一些挑战和压力。
再进一步说，即使基于数字化空间的全球化连接变得常态化，但彼此之间的经济贸易与真实交易，一定会触及到物理空间的实际连接；而假设物理空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不畅——要么是因为线下的基础设置网络形成中断，要么因为彼此交易的实际产品与服务由于关税及产业链分工等冲突导致压根儿“出不去”，仅仅是线上链接的“全球化”也是苍白无力的——它更多的是基于信息流的全球化，同时这种信息流的全球化还带有鱼龙混杂的问题。
所以，全球化本身不只是物理空间意义上，同时也包括虚拟空间意义上的；但并不因为虚拟空间意义上的全球化变得更加快速、容易和常态化，就意味着全球化可以所向披靡了。恰恰相反，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无时无刻不受到挑战和压力。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全球化？全球化是否走向了终结？全球化的未来究竟是什么？重回本土化的苗头是否就意味着全球化不行了呢？
先从“什么是全球化”这个问题开始。
按照社会学教授乔尔.查农的说法是，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是许多活动的集合，是一个指向世界体系的方向——朝向一个统一的、相互依存的世界。世界范围内的个体、组织、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所创造的社会模式，可以和几百年来所创造和建立起来的社会和国家模式相竞争。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正在创造一个全球社会的结构、文化和制度，它正在逐步确立一个社会组织的新层次，我们姑且将它描绘为“世界社会”。
而另一位名叫阿里夫.德里克的学者则认为，全球化本质上讲就是一种运动，“全球这个术语显然并不是几何意义上的地球”，因为“不仅世界上有很大部分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即使在那些被包括在内的部分世界中，这些进程也表现为这样或那样网络中的一些路径，从而把全球的这个术语所含的重要字面意思搁在一边或挤到边缘。”与全球并置的就是本土。
他进一步表示，全球主义的构想表现为一种无空间和无时间的运作。但这并没有使它的主张拔高为一种新型的普遍主义，从而使其成为其他一切空间化的出发点。于是，自然从一开始就与地域形成了对立面关系，比如全球与本土间的关系。
至于斯蒂芬.罗奇早在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际，就对“全球化”这个定义进行了思辨。他写道：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说得最多，但是真正了解的人最少的一个概念。其实全球化运作机制是相当清晰的，简单地说，全球化源自世界各国的大融合，具体体现在跨境贸易、资本流动、信息传递以及劳动力流动等各方面的融合。但是全球化的潜在影响却并非永远都那么明显。
“鼓吹全球化双赢局面的人们，实际上是想让大家对一个无节制的全球化进程隐藏的各种潜在问题视而不见。这些人不加质疑地认为相对优势理论——即每个国家都在自己最擅长制造的产品上享有绝对优势——仍然适用于当今的世界经济，而他们完全忽略了这种理论是由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早期提出的，可能已经完全过时了。不幸的是，经济学家、政客及决策者都没能很好地更新李嘉图的理论，而且在全球化遭遇大众质疑的时候，他们也没能站出来为这个大趋势作辩护。”
在罗奇看来，全球化的所谓“双赢”是虚幻的，尤其是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浪潮的时代，世界经济早在08年开始就走向了失衡，当时已经出现了富国和穷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等之间的对立。而政客们为了手中的选票，也会有意无意地夸大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于是，受政治驱动的反潮流趋势已经开始造成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的全面爆发。
换句话说，不管是否有2020年的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关于全球化的论战、冲突甚至对抗，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保护主义以及民族情绪、民粹主义等，也将促使全球化的浪潮得以中止，甚至发生巨变。只不过，作为“黑天鹅”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经济运行方式再次发生改变的进程——“现在，游戏结束了。”——这个时候，人们会为乱象找出“替罪羊”，甚至“罪魁祸首”，包括将全球化视为一切乱象的“罪魁祸首”，而美国“甩锅”给中国，也是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一贯手法，只是这一次比08年要迅猛和凶狠。这些其实都是全球化发展到极致后各种台前幕后的矛盾累积并大爆发的结果。历史，肯定是“回不去了”。
熟知全球化进程的人们都清楚，全球化实际上大概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早期的全球化，当时更多地关注可交易商品的生产活动，包括世界产业链的分工协作等。这个阶段的全球化，给欧美蓝领工人阶层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这些人通常就是从事工业分产、分配，以及通过航运、铁路、公路等“硬件基础设施”运输产品的工人。
第二个阶段就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浪潮的兴起，整个世界“软件基础设施”的时代来了，而此时恰好中国因为入世而加入了全球化进程并遇上了黄金时代，充分发挥出来了比较优势与劳动力红利套现的优势，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这个阶段，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机遇迅猛，并涌现出了不一而足的互联网企业。而众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发展成为生产制造中心以离岸服务平台，从而将产品和信息基于各种优势输送到世界任何地方。于是，这个阶段的全球化就无形之中同时把不可交易的服务业也纳入进来，这样就给欧美国家带来的压力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对欧美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另一个是中国的白领与知识分子对欧美的冲击，这两个构成了一个大的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因此，从最初的蓝领到后来的白领乃至金领，以及互联网商业的崛起，欧美发达国家显然没有做好准备，但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把握住了历史机遇。相应的，全球化的矛盾和忧虑被一步步放大，而所谓的“中国崛起论”则开始让欧美发达国家有所警惕。本来是合作共赢的全球化协作，开始悄悄地异化成了全球化战场。时间发展到2008年，一场肇始于美国过度消费的全球金融危机，则让全球化忧虑和矛盾被公开化，指责、摩擦和冲突乃至对抗，开始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本土保护主义”意识抬头，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等一股脑的又重新出现了。
从08年之后全球化进程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中国本着“世界主义”的态度进行了“救市”，但也因信贷扩张以及过度投资与消费等被质疑。同时，重商主义抬头。这个时期的世界，不再岁月静好，而是形成了与中国的既合作又对抗的模式——中国“坐稳”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的同时，全球在科技以及网络门户等方面展开了“较量”，世界看起来比过去给人的感觉是更加失衡了，关于世界重心的话题争论再次甚嚣尘上。全球化进入了磕磕绊绊的时代，随时等着引爆累积已久的“火药桶”。当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世界彻底进入了震荡之中。而2020年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则让世界时局更加充满了未知。特别是，全球经济形势进入了衰退期之际，“零和博弈”大有取代“重复性博弈”之架势，“你死我活”一度不可避免。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仅仅在2020年发生的一系列相关权威数据，大形势可见一斑：
4月17日IMF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降到-3%，疫情继续恶化的话，会下降到-6%。疫情是不是会大面积的极速发展，尤其是向非洲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蔓延，下降-6%是否能够打得住，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形势的严峻确实世所罕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目前这场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它可能会引发一场“近代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衰退。
全球经济恶化的严重程度空前，在IMF预测世界经济中有几个特点：
第一，它的严重程度显著高于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这是对此次危机的定调，即比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要严重得多。
第二，世界上90%的经济体将陷入衰退，既包括发达经济体，也包括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同时进入衰退。发达国家这个数字是-6.1%，新兴经济体是-1%，在IMF预测的国家里面，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正增长，包括中国和另外几个国家，中国今年增速是1.2%。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同步进入经济衰退。
第三，这次的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大衰退，将给世界带来极大的损失。IMF预测，今明两年将造成全球9万亿美元的损失，去年全球的GDP总量超过80万美元，所以，今明两年的损失占全球GDP超过1/10。第四，全球贸易和投资都会遭受重创。WTO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2.5%到-8.8%。但是全球出口下降幅度将达到-17.1%到-40.9%；进口下降幅度为-14.5%到-33.8%。所以，全球贸易下降幅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的下降幅度。
IMF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的增速会是-5.9%，日本-5.2%，英国-6.5%，德国-6.9%，世界经济一片萧条。现在全球人的往来和货物贸易往来还没停止，但是其中100多个国家采取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37个国家停止和全球贸易往来。全球大部分国家正常的生产活动基本上陷于停顿。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对英国经济预测是，2020年经济增速是-13.13%，是英国三百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预测二季度英国经济增速会是-35%。美国美联储、摩根斯坦利、标准普尔对美国经济情况的预测，比IMF作出的预测还要悲观，美国这些机构的报告，包括括国际评级机构作出全球经济发展展望报告，预测结果都比IMF还要更加悲观。
...而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线上举办的第127期“经济每月谈”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演讲中引述了上面的预测数据，同时表示，我们正在见证历史，国际形势的变化“世所罕见”：
一是全球面临的经济大衰退，甚至大萧条世所罕见；
二是这场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大流行，造成的人类灾难世所罕见；
三是从全球看，目前人为推动和肢解经济全球化的言行和举措世所罕见；...
“现在我们面临大的国际风险，如果我们应对或者处理不好，极有可能打断我们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改革开放40年、建国70年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陈文玲的这段话，说得很重，也非常值得琢磨。
同时，她还直言不讳地表示，现在世界上从经济上来看会出现五个潮：一是破产潮，二是失业潮，三是订单被取消潮，四是断链潮，五是放水潮。尤其是美国货币大规模放水，流动性泛滥，潮水已经涌来。
让人担忧的不止如此，还有“去中国化”——如果是这样的话，“全球化”就成了“过去时”——全球化，既是终结，也是开端。现在，（过去的全球化）游戏结束了，在世界政经秩序发生摇晃与重新定义中，尤其是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囚徒困境正在发生着。此时此刻，中国何去何从？世界何去何从？
⑤“合作进化”
无论如何，要想和平与发展，还需合作的进化，并继续能够韬光养晦。
在《合作的进化》作者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看来，合作的根基实际上不是信任，而是关系的持久性。
如果囚徒困境是一次性事件，那么合理的战略就是相互背叛，取得低实用回报。如果一方很有可能多次遇到同样的对手，那问题就不同了。每名选手可以考虑一下他的背叛会对下一次碰到的对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囚徒困境的多次出现可能导致某一方考虑合作的主张，但是背叛的诱惑及其较高的回报总是诱使选手寻求更多。
有句俗话叫“一报还一报”。在囚徒困境中，策略之一就是如此。既可以投桃报李，也可以怒目相向。
阿克塞尔罗德的一个关键点是，未来给目前投下了阴影。他写道：
“合作的进化要求，个人有足够大的机会再次见面，所以未来的互动才与他们利益攸关。”知道他们很可能会再次见面影响了选手们的目前策略与行动。这是一种“逆推法”思维。他们预期会遭遇一次背叛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预见到未来的相遇，相互背叛可以来回呼应。“因此，如果分析一下直接影响，单一的背叛可能是成功的，或许甚至当把辅助效果考虑在内之后也是如此。但是，当某人自己的孤立背叛变成无休无止的相互指责时，真正的成本可能具有三级效应。”
于是，在各方陷入相互背叛之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种危险。然后，“大家”就都去玩这种危险游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如此。俄乌之战中的各个国家的表现也是如此。
“一旦积怨开始，就没完没了了。”如今，国与国的互怼以及猜疑，不就是如此吗？！同时，由于有了过去历史上的冷战时期的“怒目相对”，才有了今天在“新冷战”气氛下的各自对抗。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
只是，让人没有料到的是，俄乌之战恰恰打醒了欧美等西方国家，一起重新抱团了：。
随着囚徒困境这种局面发生极端的相变，不仅是全球化意味着终结，而且也意味着世界新的“大对抗”的发生。尽管任何一方可能都知道谋求单一背叛的高回报最终可能会带来恶果，然后尽可能会约束自我，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但现实同时又伴随着各种的情绪、“噪音”和局部战争，导致战略思维在决策和行动“落实”上出现“微妙的拐点”。
人们对全球时局动荡的担忧，本质上是对“全球规则”与“契约精神”式微的忧思与失望。随着一个国家对此的“背叛”，就意味着一连串的跟风效仿者，于是新的“阵营”或“朋友圈”就又重新出现了，彼此对抗。这背后也是价值观的不同表现。
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记住“一报还一报”这个俗语——按照博弈论上的专业术语讲，这是合作进化的策略。按照水哥此前的文章观点讲，此时此刻的世界领导人们，应以“人道”为核心，而不是以“机器”为核心。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世界，更需要一种“共情政治”。
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这事关世界能否“去中国化”的大问题：是重复性博弈，还是零和博弈？
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全球化将所有国家都推向了资本主义世界，并处在世界经济的正中心。如今问题已经变成：”除了经济全球化，世界上还发生了什么？“世界本身正在变成一个有自己的社会结构、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单一社会？还是国家和社会依然相互独立，一个世界社会仍然遥不可及？
要知道，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完全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这就要求大国领导人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寻求解决问题的合作方式。尽管从全球化退化到本土化，似乎正成为一种趋势。但寄希望于数字时代的全球化来取代传统的全球化，是不是一种“一厢情愿”？是不是会走向另一种形式的“孤岛化”的自我封闭？
打开怀抱，拥抱世界，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依旧是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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