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作为全球人口总量第二的国家，其社会的内部结构近年来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记者司妮达·普拉姆以“印度小镇青年”为切口观察这个国家，在《印度青年狂想曲》中，她指出，印度拥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青年群体，他们面临着“三无”问题：未受过教育、待业、没有工作能力，却有着“充沛的改造世界的梦想”。在她看来，印度青年的困境便来源于这种理想与现实间的张力。

当资源与能力的鸿沟不可跨越时，是什么样的梦想可以被实现？而难有机会实现梦想的人又会变成什么样？普拉姆深入几位印度青年的生活，比如在乡镇依靠给政府跑腿游说谋生的潘卡·普拉萨德、即使债台高筑也要当明星的阿扎尔·汗、通过贩卖年轻人的明星梦发家致富的塔布里兹·汗…… 她发现，这些金字塔底端的年轻人为了梦想，只能足够疯狂。

本文的主角是在印度首都德里找工作却走上诈骗之路的年轻男女。作者假扮找工作的年轻人进入电话诈骗行业，并发现了一种普遍的、跨越道德边界的选择——因为苦寻工作而被骗，再通过欺骗其他找工作的年轻人来解决自己的失业。这样荒诞的“闹剧”，至今仍在印度上演。焦躁又疯狂的印度青年，出路何在？

《骗子》

司妮达·普拉姆

2016年，有19000人应征某城市的114个职位；其中有几千名大学毕业生应征清洁工，有些甚至有工程师和MBA学位。同一年，一家国有银行的1500个职位有170万人应聘；920万人参加了铁路系统的笔试，争夺不到10万个工作岗位;还有700万人祈求获得8300个初级公务员岗位中的一个。对于一个没有强有力工会组织的国家来说，私企的工作往往待遇很差且工时很长；于是在国企工作就成了 底层求职者最向往的。从司机到老师，不管做什么工作，政府职员总是比私企员工挣得多，福利也更好。只有少部分“有资质”或者“技术娴熟”的人会选择在私企工作。

对于剩下的大多数人而言，很不幸，即便是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政府，每个月也只能提供不到1万个工作岗位。这些人的出路在哪里呢？很多人都选择了暴动。回去做全职记者不过几个月，我已经报道了两起导致整个城市被封锁的青年暴动事件。这些属于农业种姓的年轻人要求增加教育和就业的配额，因为他们不想继续当农民了，他们也想在办公室里当白领。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到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后来有一天在浏览求职网站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条广告，一串关键词似乎正是为了这个群体准备的：

· 跨国公司工作

· 国际业务外包

· 零工作经验

· 完成10年级、12年级学业；课程未通过者也可申请

· 英语成绩40分以上

· 一日培训

· 工资25000到30000卢比（1000卢比约合86元人民币）

· 提成不封顶

· 快速的职业发展—开始新生活

· 愿意在任何情况下追求成功

这个工作实在好得离谱。如果薪资优渥的公司会招聘那些有追求、没资历的求职者，那印度年轻人的未来也就没那么糟糕了。他们要招的这些“英语40分”的职场新手，要做的不是创作爆款内容，而是不停地接电话和打电话。

到了2017年，接线中心的工作（在一家业务外包公司）远没有其在2004年时的那种吸引力了——因为糟糕的监管与菲律宾和美国监狱这样的竞争市场，外包产业在过去几年已经贬值了很多。不过，这也还是份工作。每个这样的广告最下面，都写着一个“HR”的名字和电话。这个人其实并不是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而是求职者和职业介绍中介的中间人。

某天我和我的同事给他们打了个电话。“HR”阿米特草草接了电话。他完全不关心我们是谁，连名字也没有问。他说这通电话后他会马上发来一条短信，让我们按照短信的指示做。我们收到的自动生成的短信比阿米特还要冷漠，让我们到德里西部一个招聘中心去面试，到了之后要出示短信最后给出的验证码。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了拉金德拉大厦。这个商务中心坐落在德里不太发达的一个区域，在这里，各种提供客户服务的商业大厦像迷宫一样排列着，我们要找的那个也在其列。他们每一个都能提供比别人更好的接线工作：离我们住的地方更近，薪水更高，英文要求更低。在一个房顶快要塌掉的大厦里，唯二两间使用中的办公室里就有一个是招聘中心。在这里，不管我们住在哪儿，一个年轻的中间人都能在我们住所周围的50米内给我们提供一份接线中心的工作。我们告诉他还约了另一个中心的面试，就在马路对面。他说他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工作，就用不着再转悠了。

但我们还是去了。原本定好的面试地点和刚才那个差不多—走过狭长、昏暗、发臭的楼梯间，就到了这个招聘中心，一个满脸青春痘的男孩正坐在前台玩游戏。他把游戏暂停，看了一眼我们的短信，把我们送到两间屋子中的一间去面试。那天我扮作北方邦的一名高中生，我同事扮作和我资历差不多的表妹。我们面前的面试官——一个看起来死气沉沉的女人，穿着带亮片的绿色库尔塔衫，挑染的头发，涂着深棕色的唇膏，美甲长且色彩鲜艳—对于我们是谁也毫不关心。自我介绍，她对我们说，然后我们就尽力用“40分的英语”答话。她问我们，成功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就全靠这个了。她说我们并不是理想的候选人——她对我们的英语能力和自信心都表达了不满——但她还是决定给我们这份工作。

在我们假造的简历背面，她写下一堆对于招聘广告的补充：“国际视野，夜班，2万卢比工资，每三个月涨薪30%，六个月后升职。”她甚至给了我们一张小纸条作为聘用书:“我们很高兴地通知您，您已经被我机构的外包部门录用为C.C.E.(客服专员)。”大多数求职者到这时就会起身离去，但我们追问面试官聘用我们的公司名字和具体信息。这问题让她有点恼火，犹豫了一阵她给了个名字，别的什么都没说。我们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入职？她说，下周。但在那之前我们要到德里的另一个地方去参加一天的培训，具体安排还是短信通知。离开之前，我们要为顺利得到这份工作每人付给她500卢比的辛苦费。

短信如约而至，并把我们指去了德里东南一个更偏僻的地方进行“培训”。乌塔姆纳加尔是个培训中心聚集地—医疗、公务员、工程师学校、MBA—这里和兰契的老普路差不多，不过规模是它的两倍，拥挤程度大概是四倍。这里也聚集着很多别的东西：汽车修理店、ATM机、卖芒果的推车等等。我们要去的社区学校，深藏在市郊这一片狼藉里。我们旁边一群背着背包的年轻人也在找这个地方。大家到处问路，对每周一问习以为常的当地人抬起手指向一条小路，头都懒得抬。

每周日都有大约700名求职者来接受这个接线中心的培训。像这样的培训中心市里还有很多，分布在各处。在被赶进分布在学校三层楼的六七间教室之前，我们被要求排成一路纵队，从楼梯口一直排到顶层。想进教室，每人要先付1000卢比，换他们在职介中心给我们的小纸条上盖一个“已付款”的章。坐下之后，我们就开始接受培训，课程内容和穆因·汗的如出一辙。我们的老师是个小伙子，穿着紧身T恤、松垮的牛仔裤，梳着飞机头。

他先是要求我们自我介绍，然后指出我们说话和自信心方面的各种问题。他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自我介绍的模板——“你的名字，来自哪里，住在哪里，学历，经历和兴趣”，以及最理想的结束语，“谢谢大家，这就是关于我的一切。”他提醒我们，英语口语是接线中心工作的核心。他说英语里就没有他不会念的词，“动物园、阿尔法、南希、荣幸、宝藏、视野。”这还没完，“我爸爸去了动物园，我们看到了绿色的恐龙。我最喜欢的电影是《波斯王子》。拿到金银很开心。”显摆够了英语，他又带我们回顾他是如何从比哈尔邦的小村子一步步走到古鲁葛拉姆的接线中心的。“只要你有计划，出身如何都不重要”，他说。底下有学生问他，他的计划是什么。“我的计划就是挣钱。事业随钱而来。”听到这儿，我在想，接线公司和赚钱不搭边吧。我猜这么想的不止我一个。

后来，我还会想起他走进教室说的第一件事。“有谁知道‘操控’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开车带人兜过风？”他讲完课之后，教室里的大部分人都很困惑，虽然交了一大笔培训费，但他们对于工作本身还是一头雾水。他们想要的，只是开始着手小纸条上承诺给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离开教室之后，又来了一群协调员，把我们带到另外一层。我们又被分成了不同的小组，送进不同的房间，开始新一轮面试。这次面试我们的是真正有兴趣招聘我们的公司代表。我和我的同事问了一名协调员，职介中心跟我们说的那个公司有没有派人来？他看了看那家公司的名字，然后把我们送到一个房间。一个女人正坐在桌前看简历，另外八名求职者在她面前站成一列。轮到我的时候，我告诉她说我已经被她的公司录取了。她说她还是想再确认一些事情。“把这个手机卖给我”，她指了指我手里的手机。我用“40分的英文”尽力讲解了电池寿命和自拍镜头。问了我同事同样的问题之后，她让我们等公司电话通知。

很多求职者都带着一张任命书离开了学校，上面写着让他们下周去报到。但这些任命书上都没写公司的名称或者地址，大家都被告知等短信通知具体信息。普拉迪普·萨鲁亚离开的时候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开始在亚马逊当客服了。他不断提醒自己，网上的招聘启事就是这么说的。于是他返回卢迪亚纳的家，收拾好行李，一周后又回到德里准备开始工作。一个月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到底去了哪儿。他说他在古鲁葛拉姆一间名字奇怪的小办公室里，他们给他一个稿子让他背下来，然后他就要和房间里另外50名与他同龄的“专员”们一起开始打电话。工作本身很容易，他说，只需要按照名单给美国人打电话，说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告诉对方他们因为偷税受到联邦调查。

十个人里有一个会被吓到，他说。一旦从他们的声音里听到恐慌，萨鲁亚就会告诉他们，他要把电话转给另一个部门，他的上司会帮他们通过线上转账把税补上。但他不喜欢公司的工作文化：工作时间很长，“目标”根本不可能完成。干了三个星期后，他就辞职回家了。“所以你是在电话诈骗中心工作吗?”我问他。“也可以这么说。”他非常平静地说。挂电话之前，他告诉我说，对于一个迫切需要工作的人来说，这活儿也不差。他问我找到工作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我应该考虑他的公司。挂掉电话5分钟之后，我收到他的一条短信，上面是公司HR的电话。

我遇到萨鲁亚的六个月前，警察突袭了孟买东北城郊一个七层的接线中心，逮捕了700个年轻人。他们都装成美国国家税务局（简称IRS）的工作人员，骗了美国人上亿美元。Phoenix007接线中心的两名雇员在突袭的两个月前给华盛顿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打电话揭发了他们。其中的一个告密者——19岁的帕万·普贾里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并不是一直都痛恨这份工作。和萨鲁亚不同，他加入这个公司之前其实就知道他是去骗人的。他父母在郊区一个工薪阶层聚集区开了间焊接的铺子，普贾里大学辍学，就想找个办法“挣大钱”。有一天，一个“HR”在求职网站上看到他的简历，觉得他非常适合这个工作，就给他打了电话。他直接被叫到米拉路上的公司办公室——就是阿扎尔·汗刚来时住的那个摇摇欲坠的移民贫民窟——面试。

“我被要求自我介绍。我说了我的名字、爸爸妈妈的名字、姐姐的名字。我告诉他我们家属于卡纳塔克邦的一个村子。我告诉他我通过了12级的考试。我的爱好是玩室内和室外的游戏。”公司认为普贾里的英语和自信心都足以让他成为“收场人”，也就是萨鲁亚这样的“开场人”在介绍情况之后把电话转去的那方。月薪是15000卢比，不算提成。“我一通电话挣多少美元，我挣的卢比就是这个数的两倍。”换句话说，他只赚到骗来的这笔钱的三十分之一。他们让他转天就来培训。“那一层楼空间很大—至少坐着一百个人，每个都在打电话。HR部门有五六个女孩子，我们十个人被带到一间屋子里培训。”培训一开始，讲师就问新员工们有没有听说过IRS。他把这个词拼了出来，但是大家都摇头说没听过。“然后他给我们解释说，我们都要以IRS的身份给美国人打电话。他一说我就知道不对劲了。我问他，‘这是骗钱吗?’他说是，然后说，如果谁不想干现在就可以走。只有两个人走了。”他给了剩下的八个人一份长达六页的文稿，是这样写的：

“我叫保罗·爱德华，我是美国财政部法律事务处的工作人员。

我的员工ID是IRD7613。我们来电通知您，在国家税务局提交的一起法律起诉中您被列为头号嫌犯。现在我需要您拿来纸笔，记一下您的案件ID:IRC7647。这是您的案件编号，我手上还有国家税务局发来的证词。可以的话我给您读一下这份证词，您就知道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了。”普贾里用保罗·爱德华的口音把这段念给我听，在做了一周骗子之后，他就把这个口音练熟了。“你和外国人说一天话，就会开始说得像他们了。”

普贾里坚持让我装作一个不了解情况的美国人，这样他就能记起他的台词了—其实也不用我说什么。“在我读证词的时候请不要中途打断我，因为这段话是被联邦政府监听和录音的，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在我读完证词之后再提问，然后我会回答你的所有问题......”不管我问什么问题，普贾里文稿的“反驳”页都有准备好的回答，还有那句能应对一切问题的话:“警局和我们IRS调查官将在30分钟内来到你门口。”说这话的时候，普贾里就会拿着开场人转给他的信息，用姓名和邮编在白页上查受骗人的地址。

“很多人在电话里就会哭起来”，普贾里这时没了美国口音。到了这一步，普贾里就会让他们到最近的商场去买一张价值几百美元的苹果充值卡，然后他把电话转给他领导，那个人会记下卡片背面的号码。

普贾里之前很喜欢做这个。“我可享受了(Bahutmazaaarahatha)。”他说。我相信他真是这么想的。他给我讲那些瞎编的联邦部门（“EFTPS—哪有这种东西啊!”）和他在台词里加的那些步骤时忍不住笑出声。他很擅长这份工作。 做了两个月他就给公司挣了24000美元的苹果iTunes储值卡。他在2016年7月14日得知了自己的成绩，那天是他生日。“我特别开心”，普贾里对于自己骗美国人的能力非常得意，因为据他的朋友和同事说，美国人自视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更高一等。和公司里很多年轻的员工一样，他也向这个骗局的策划者看齐。那个23岁的年轻人开着豪车——奥迪、宝马、奔驰，住独栋别墅，坐商务舱，还和漂亮女孩约会。生日那天，普贾里收到了5万卢比的提成。“我立刻就花光了。”

然而等到那周结束的时候，他就决定他不能再做这个了。“我给一位美国女士打了电话，她叫瑞吉拉，住在加利福尼亚或得克萨斯。我跟她说了我的台词，她就开始哭了。她说她没钱，要到发救济食品的地方去给儿子找点吃的。我觉得很痛苦，我在想，‘如果有人这么对我妈妈我会怎么想?’”普贾里让她等一下，然后告诉他的领导他没法继续打这通电话。“但他完全不在乎。他把电话接过来继续说。”两天后，普贾里和他带去公司的铁哥们开始找联邦调查局的电话。他们在突袭前两个月辞了工作，辞职不到两周普贾里就收到了三份工作邀请。“孟买有很多专骗外国人的诈骗接线中心。包里瓦利有技术支持客服诈骗，坎迪瓦利有伟哥诈骗，乔格什瓦利有贷款诈骗。有两个公司还在做IRS诈骗。”

如果帕文·普贾里什么时候再想为美国人提供这种“服务”，他总能找到工作。虽然他的离职不太体面，但是Phoenix007仍然是他最刺激的一份工作。成千上万人和他一样在大城市（孟买、德里、加尔各答、艾哈迈达巴德）的诈骗电话中心装成税务员、借贷机构人员、苹果客服人员或者劣质伟哥制造商。对他们来说，这份工作的刺激程度和拉瓦尼亚·斯里瓦斯塔瓦在WittyFeed刚刚破解美国人的情感密码时的感受是一样的。

美国有很多独居的老人。如果出了任何事，他们都找不到人帮忙。在美国，人们不喜欢自己修东西。如果出了任何问题，他们就会打客服电话。依赖别人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在美国，人们对自己的隐私、个人安全和个性非常在意。骗美国人很容易，他们非常容易上当。

这种社会学的智慧驱动了像诺伊达和古鲁葛拉姆这种地方的巨大的就业市场，这些卫星城市的商业布局中很大一部分都留给了诈骗接线中心。“这些地方好就好在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前诈骗者维卡斯·坦沃尔说。除了这里，还有什么地方能让他这样的人——拿着拉贾斯坦邦某小镇大学文凭的普通求职者——接到一通招聘电话，说他的资历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很多时候，这种公司的年轻雇员甚至不用离开这㠉大楼就能找到一份新工作。

根据微软2016年的一项调查，全球有三分之二的用户在一年内经历过技术支持类的客服诈骗。每年美国人为此会损失约15亿美元，大部分诈骗（86%）都来自印度。辛格告诉自己，拿到第二个月的薪水他就从这家公司辞职。他确实这么做了，但他之后才发现，能找到的其他工作也是诈骗。“这个公司假装自己是Facebook，”他在给我的邮件里写道，“有人打电话来说他的Facebook有问题，比如‘忘记密码’。电话里的客服就会说自己是Facebook专家，可以帮这位用户恢复密码，但需要远程访问他的电脑才行。一旦连进了对方的电脑，他就会下个诊断，哈哈。”

以Phoenix007为例，让新员工忘掉自己的人生目标，转而屈服于骗人的刺激，只是个时间问题。很多诈骗公司的工作氛围都是按好莱坞惊天劫匪片设置的。“在这家公司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华尔街之狼》里面的人物。”辛格说。这部讲述一群在股市里诈骗的阿尔法男的电影，差不多刚好是在他进入IT骗局这行的时候上映的。“大家来上班时都是大麻嗑嗨了，同层的所有人都嫌其他人不像个专业骗子，从而互相谩骂。”和帕万文·普贾里一样，大多数底层骗子从来都没见过骗局的策划者，但是Facebook上的那些炫耀的照片——豪车、聚会、度假、漂亮女孩——成了底层骗子们共同的目标。

他们关于对错的界限不知不觉变得模糊了。“这是不是诈骗，要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一个在电脑病毒诈骗上耗费了整整五年青春的年轻人这样形容他的工作。另一个名叫阿米特·辛格尔的前诈骗犯可以就什么是灰色地带讲上好几个小时，他曾经跟我说，“如果你带着一个三星手机走进一家商店，店员吓唬你说，这个手机随时可能爆炸，不如给我1000块，不管他什么时候爆炸了我都免费给你换个新的。手机会爆炸是个谎言，他这么吓你是为了让你付钱。就这么简单。我们技术支持类的客服诈骗也是一个道理。他们没有偷你的钱。人们自愿付钱，因为他们被吓到了。也没人把枪顶你头上找你要钱。”

和这些相比，最管用的还是骗子们在金钱和道德之间挣扎时给自己的辩护：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未来的年轻人，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骗局。

美国人抱怨被骗了，但他们想过电话那头的人吗？没完没了地给他们打电话，每个月才赚3万卢比。

只要最后赚到工资了，就没什么问题。有人给你付钱——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一些人来说，道德上的挣扎在他们决定不要庸碌一生的时候就解决了。“在德里，你想要成为一个重要人物，免不了要做些手脚的”，苏尼尔·库马尔，一个诈骗接线中心的员工，笑着跟我说。我之前在乌塔姆纳加尔的培训中心假装求职的时候见过他，当时他正好是一个负责把求职者与公司匹配起来的“HR”。他又瘦又高，一头长发，那时26岁，八年前从阿拉哈巴德的一个村子搬来德里。作为辍学生，他最开始在购物中心里当保安，但很快就转向了给他村子里来的年轻人介绍初级工作。从那时开始，他就成了非法工作中介的行家。

库马尔如今自认是个重要人物了。他每月挣15万卢比，手下还雇了8个人。他的手下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型求职网站上扒简历，寻找能够下手的焦虑的求职者。他按照他们能给中介公司输送多少求职者算工资，他的目标是一个月介绍50个人过去。

“我从公司收提成：介绍一个‘孩子’2000卢比”，他说。一般情况下，他每个月都能超额完成目标。这个城市广阔的诈骗接线中心的网络——技术支持、保险、银行和旅行——都靠这个灰色的招聘体系拉人。我问他，是否觉得应该为那些“孩子”被逼着做的事情负点责任。干他这行的利润太大了，人们才无暇顾及这些孩子会怎么样。如果每天有100名求职者来找中介，每个人付500卢比，那就是5万。如果每天有500名求职者来培训中心，每人付1000卢比，那就是50万。“你看，每个接线中心都是这样或那样的骗局，没办法的”，他避开我的眼睛。不过，即便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颜面，他还是尽量把给诈骗团伙招人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都考虑到。“如果（求职者）给你打电话，抱怨说他们被逼参加诈骗活动，那你就说‘真的吗？’你尽力表现出为他们着想，跟他们说‘不如你坚持到这个月末，拿了工资再找其他的工作?’”

他说这是一石二鸟—不但甩掉了自己的责任，还能留下一群“被俘获的孩子”可供兜售。“没有人会在一个诈骗接线中心干到一个月以上”，他说。他们要么因为完不成任务被辞退，要么在一个月里能学到足够多的东西去自己设骗局。“他们被洗脑了(Unkofatoonchadhjaatahai)。他们会想，‘这样骗来的钱可以直接归我，而不是归公司。’”因为诈骗接线中心总是缺人，所以库马尔的生意蒸蒸日上。2017年6月我们再联系的时候，库马尔说他有2500到3000个职位在招人。

当时我们坐在诺伊达的一家咖啡馆里，他跟我说别再找工作了，要做大事。“有什么意思呢，你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不喜欢你的工作(Naukriyatohmiltinahinhai,miltihaitohachchinahinlagti)。我爸爸一辈子都做一份工，最近我回家问他，‘值得吗?’我告诉他我不给任何人打工。我能获得至少500个人的尊重，我是有威望的。”库马尔说他不用再工作，钱也会源源不断地往他这来。他的空闲时间都被用来做两件他喜欢的事：跳舞和打板球。

我想起励志演说家桑托什·德夫·塔库尔传到Facebook上的一个YouTube视频，里面讲了“富裕和富有”(richandwealthy)的区别。 塔库尔坐在酒店里，戴着个墨镜，说了句从人类存在之日就有的名言：“有钱是富裕；有钱又有时间是富有。”我想，也许库马尔的故事是个很好的励志演说素材。除了高尚之外，它符合所有的条件；不过大多数印度年轻人最关心的就是，作为一个赤手空拳仅凭一腔热血来到德里的人，高尚能带他们走多远。我渐渐发现，印度的励志市场跨越了道德的界限。在诺伊达见苏尼尔·库马尔的一周前，我去探访了一个专门介绍假工作的就业中心，它的墙上贴满了各位名人讲过的励志名言。

人生中要敢于冒险。赢了，你能领导；输了，你能指导。——辨喜

我所要求的是，用今天做一生中最好的作品。——史蒂夫·乔布斯

不要把自己和世界上的任何人相比。如果你这样做，就是看不起自己。——比尔·盖茨

“你想要做大事吗(Kuchbadakarnahai)？”苏尼尔·库马尔突然问我。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双臂交叉支在桌上，提出让我跟着他干。我不用自己找接线中心的工作了，可以帮他找求职者，然后把他们卖到接线中心去。他说让我成为他的就业中介的合伙人，说在我身上看到了巨大的野心；和他一样，我注定要过不平凡的人生。这话还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我和我同事一直都没接到我们在乌塔姆纳加尔培训中心面试的那家公司的回信。有一天我们在网上查了这家公司的名字。他们还真有个网站，主页最上面有幻灯片，展示的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以及面带微笑、自信满满的美国人开会和洽谈的场景。在描述中，接线中心的表达委婉模糊:“有创造......环境的热情......重新定义完美......启迪......时刻已经到来......提供精细的产品服务......行业大师的经久之作。”你完全看不出来所谓的“精细产品”和“经久之作”究竟是什么，也看不出这个服务是为谁提供的。网页还列出了公司客户的名单，虽然在谷歌索引上这些客户一个都查不到。但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细节，和公司的终极目标——“如果完美是你的追求，那经验就是我们的承诺”比起来算什么呢？我们打算直接找上门，索要我们已经付了1500卢比的工作。

我先被叫了进去。走过一排排格子间，我看到年轻的员工们都盯着电脑屏幕，冲着麦克风说话。我被要求走到办公室后面的一个走廊那儿，一个女子坐在桌前看我的简历，还不断用笔圈圈点点。我告诉她我手里有一封求职中介给的聘书，证明我已经被录用了，她告诉我那个不算数的。“你能把这个手机卖给我吗”，说着，她把桌上的手机扔给了我。我把之前的表演一字不差地又来了一遍，然后她让我跟着接待员到另一边的房间等下一场面试。这次，坐在桌子对面的是两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又让我表演了一次卖电话。我的同事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然后我们被要求离开这里，等公司的通知。

那时候我已经为这个工作面试四次了，我很想知道如果通过了，我会卖什么东西。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的简历，上面提到她是这家公司的前雇员。我给她——一个短发、笑容洋溢的年轻女孩——发了一条Facebook私信。她回复说很高兴有人看到这个，“我想告诉别人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

索娜·卡普尔，23岁，2016年从北方邦西部来到德里，加入了第一个给她工作的公司。她老家的一个朋友在那儿工作，就把她引荐给了公司的HR。刚开始，工作看起来和普通的接线中心没什么差别，直到培训结束，她在工作的第一天接到一份文稿。从那之后的两个月里，卡普尔每天按照名单给大概50个人打电话，他们都是印度人以及移民到海湾国家的印度移民。开场白永远是同一句话:“你想找工作或者换工作吗?”如果他们说想，她就会问他们能不能上网。然后她把他们带到她公司的求职网站上，让他们线上付款4000卢比注册账户。做完这一步，卡普尔就将电话交给“收场人”，由他们将客户带回网站，并向他们提供一套事业腾飞套餐——专业设计简历、塑造社交媒体形象、在线面试指导、高级国际专家速成等等——帮助他们跨过个人与理想工作之间的鸿沟。

“从来没有人找到过工作。任何事情都和表面看起来的不一样，一切都是个骗局”，卡普尔说，她在一周之内就搞清了这份工作的真相。“如果客户打回电话来，说要到警局告我们，那公司就会把钱退回去，不过这样的电话我们一天大概只会接到四个。”剩下的人选择向消费者投诉网站倾诉他们的遭遇。 我问她为什么明知是骗局还在那儿干，“你会想，开这些接线中心的人每天赚这么多钱，来都来了，那不如我也跟着赚一点吧。”卡普尔说。

据卡普尔估计，她的公司每个月能赚几百上千万卢比。显然，想骗印度人这么多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承诺给他们工作，这是他们最想要达成的梦想。我现在知道大多数联系了那些承诺多岗位、提成不封顶的可疑招聘广告的人最终都找到了工作，即便那工作是骗其他求职者。卡普尔的大多数同事——分布在四层的接线中心里的大概400人——都是用我的法子才进公司的。索娜·卡普尔在入职一个月后拿到工资的那一刻就辞职了，她拿到了18000卢比。而她的朋友还在给毫无戒备的印度年轻人们打电话，向他们抛去成功的唯一机会。

本文节选自

《印度青年狂想曲》

作者: 司妮达·普拉姆

译者：于果果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世纪文景

出版年: 2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