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念初中时就做好了职业规划的成都女孩，在20岁那年，创立了独立影像工作室「CreationFilm」亏心社。

八年多以来，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拍摄了百余部作品。去年，还制作了纪录片《丁真的自然笔记》。一直以来，亏心社给人的印象，是充满热爱，常常思考，有足够的关心，也有无限创意。而我最深的印象，是来自于我的制片朋友三番五次的夸赞：「亏心社很厉害」。

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我去到亏心社创始人赵可儿的家里，和她聊了三个小时后，发现，确实很厉害。

赵可儿

1993年生于中国四川成都，纪录片导演，独立影像工作室「CreationFilm」亏心社的创始人。2014年创作《两岸青年骑行实录》于北京红砖美术馆首映。2016年在印度尼西亚拍摄中国第一部冲浪纪录长片《追浪》。2018年拍摄《晚匠》系列纪录片，2021年担任《丁真的自然笔记》纪录片总导演。

01/

顺其自然地，

让「灵魂充实到出窍」

去年12月，赵可儿在亏心社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那天，是亏心社成立的8周年。

8年，拍过201部短片，走过160多个城市，采访/拍摄过近700余位受访人。打开这些沉甸甸的时间和数字，赵可儿曾是这样形容的：灵魂充实到出窍。

说来也奇妙，赵可儿好像一直是执着于，或是不自觉地就和数字走得更近的那个人。

她很容易进入心流模式。比如，在跑步机上可以4~5个小时不察觉不停下，每次胖得快瘦得也快；比如，她会强制要求自己不下载任何游戏，数字通关的游戏会上瘾到停不下来；再比如，听到医生说肚子里的小孩只有5斤半，她回家一周就吃胖了10斤。「再吃下去，小孩都8斤了」，等到这样的话出现，她就会陡然回过神来，停下。

在采访过程中，她几乎能准确地回忆每一件事的具体日期，X年X月X日在X做了X，异于常人的记忆力，我有些吃惊。

有点强迫症的她说：「我很在乎那个数字。」我猜，在她的记忆宫殿里，数字就是打开某个场景的钥匙。

2013年12月18日，正在西南大学念大二，读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赵可儿成立了亏心社。而问道为什么会选择独自成立一个工作室，她说：「当时没有特别喜欢的工作室，对商业制作公司也不感兴趣，加上大学拍着玩的时候每次就那几个人，久而久之，觉得好像可以成立一个团队。」

而与影视结缘，或许更早。「可能和爸爸的职业是记者有关，我读初中的时候就跟我爸讲想做这个工作。另外可能是小时候家人经常不在，有很多时间通宵看电影、看书。」

走上影视行业的路，对赵可儿而言是顺其自然。而回顾这些年拍的片子，则都是「机缘巧合」。

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赵可儿在朋友的撺掇下前往台湾，拍摄了一部对亏心社而言充满里程碑意义的纪录片《两岸青年骑行实录》。这部独立出品的片子，几乎直接把亏心社框定成了纪录片团队。

《两岸青年骑行实录》海报

因为没钱，在去台湾之前，赵可儿先去彭州的中法小镇参与了一个微电影比赛，拿了五万块奖金后，再四处凑了一些，和当时的制片人、摄影师去到台湾，三个人拍完了这部片子。「去的时候机器全是借的，拍日出的时候还搞掉了一台在海里，赔了一万多块钱，很奇葩。」

好的选题、新的视角，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创作团队紧接着收获的是——凤凰卫视的专访，北京红砖美术馆的首映以及多方媒体的报道......至此，亏心社的名号，算是打出来了。

更多的人，更大的世界，开始注意到这个小小的团队，并向他们发出邀请。

2015年，《两岸青年骑行实录》红砖美术馆首映现场

在线下放映《两岸青年骑行实录》时，一个叫亼樂冲浪的团队关注到了亏心社。因为2016年国际奥委会全会表决「冲浪」项目正式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冲浪爱好者们便打算众筹拍摄一部讲述中国冲浪选手的纪录片。

亏心社跟着创造过很多中国冲浪圈历史、被称为大浪王的赵远宏（今国家队冲浪运动员），一起前往被称为「世界上最棒的浪点」明打威群岛，制作出了中国第一部以冲浪为主题的纪录片《追浪》。

「《追浪》本就是公益性质的拍摄，能cover你的衣食住行和制作费用就很了不起了，想赚钱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正是拍《追浪》，2016年，本就不富裕的工作室雪上加霜，这是赵可儿印象里最难熬的一年。

《追浪》海报

那个时候，工作室贷了账，开始什么项目都接。拍一天再剪一个十分钟的片子，一千块钱，三个人分。赵可儿一个人坐在机房，为了「刚住」灌下六杯咖啡，结果急性肠胃炎直接上了救护车，永远都剪不完的片子让她的体重直线飙升40斤，摄影师对她说：「我感觉你都要变成沙发了。」

因为欠太久的工资，自责耽误了大家的赵可儿连年末大会都没敢去参加。但那一年，工作室一个人也没走。

2017年，决定卯足劲把债还掉的亏心社，接了68支片子，包括334、春游音乐节等纪录片。不需要任何反应，做完一支立刻做下一支。2018年，又无缝衔接了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的纪录片《火星调查科》，拍了一年。

账是还完了，还有了一点积累。但长久地永动机模式，让所有人疲惫到极点。正如纪录片《火星调查科》第一集《火星是没有睡眠的》名字一样，她无奈地说，「这个行业的人真的就是不睡觉的，你说怎么办呢。」

陆陆续续，工作室出现了一些问题，团队的人也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离开。

或许，是时候需要休息了。

2019年，赵可儿终于准备休息了。

02/

在倒计的时间里，

找到答案

2019年，「减肥」和「休息」成为了赵可儿的关键词。

这一年，亲人的离世，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生命、死亡等词，成为了费解的问题，也成为了不能承受之重。

「就是每个人一定会经历的——到了怀疑自己的时候。」

赵可儿迫切地需要一个答案，不停地看书，追问。也正是这时，她下定决心退掉了原来的场地工作室，工作室也从最多20余人变成了7个人。

2020年，赵可儿退掉有大落地窗的前工作室。

无论理想再怎么远大，时间始终是倒计时的。后来，赵可儿说，「如果一件事让我多活十年我可以将就，但如果不能，我就只想过接受的生活和乐意做的工作。」

突然什么时候好的，也就是2020年的夏天。

停对了。

场地清退，人员变少后，工作室瞬间变得高效、滚动起来了。阿里巴巴、时尚芭莎、B站等项目，数量不多，也都很优质。2020年，由团队7个人创造的业绩，是之前20个人都没达到的数字。

2021年，亏心社又承制了由人民文旅出品的系列纪录片《丁真的自然笔记》（以下简称《自然笔记》）。

3月末，为了能赶上「藏地最美的春天」，在项目名还未确定的时候，团队就先前往了林芝勘了景。

堪景图

随后，在此拍摄了《自然笔记》的第二集「时间」。

《自然笔记》第二集「时间」截图

而节目边拍边播、一周定更的节奏，从4月到7月，时间卡得太紧的制作模式也让参与制作的亏心社成员疲惫到不行。

8月片子播放完成后，团队就像废了一样。

亏心社团队拍摄图

直到现在，他们还在忙着整理后续的素材。除了制作新的版本报奖，今年4月（一周年），亏心社还决定出一部记录制作的片子，毕竟，这是很多人共同付出的结果。

今年3月，《自然笔记》获得第十一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网络纪录片提名，并入选2021年度国家IP评选第二。

可能你也看出来了，赵可儿的「休息」不同于字面意义，更多是「调整」。

嘴上说着不再熬夜的她，会在晚上接起合作方的电话；拍《自然笔记》第一集时，遇上暴风雪和迁徙，当摄影师没那么快反应过来，她直接拿着摄影机冲了进去；在生完孩子的第二天，工作室的周一例会她也没有缺席。

拍摄《自然笔记》时，赵可儿在摩托车上穿越失控的牦牛群时，同行的摄影师尹超拍摄下了这张照片。

「非要怎么说好起来的话，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吧，因为你有一个想不通的问题，所以去听了、看了很多回答以后，你去修正，调整自己，就会让自己好起来。」

03/

天生的好奇心，

天生的与世界交手的能力

赵可儿对世界有天然的好奇心，也有天生的与世界交手的能力。

从小就是「问题少女」的她，多多少少有些注意力缺陷，但只要是感兴趣的事情，她就极容易上头，会专注于花很多时间把这件事搞清楚。

她和我分享了上日语课的经历。「第一次上我老公的日语课，他给我讲了五个多小时，我心想这个老师有事吗？第一次试课诶，怎么会呢？后来他说，因为觉得我想听。」

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幽默大方的性格，基本上，赵可儿和谁都聊得来。在与受访者/拍摄对象的沟通中，她谦虚地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原因，都有很多可以和我讲的东西，大家都也比较愿意和我讲。」

当然，从小就学会察言观色的她，也能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各种社会关系。一个可爱的回答：爱喝点酒，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而问到商业创作的限制，赵可儿觉得这也无可厚非。「你不需要每个片子都要有很多自我发挥，有一个镜头，一句话，能看到表达，看到思考，其他符合标准就OK。」

拍摄NENA的《LOVER》MV时，亏心社曾抬了架钢琴进山。

正如赵可儿朋友圈分享寺山修司《谁人不思乡》里写的那句：我既是为生着斑点的小牛写诗的少年，也是食用现宰牛肉的生活者。一直以来，赵可儿都觉得自己是非常理性的人，不会过分陷入自我纠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每个片子也是。她拎得清这些关系。

并且，在拍摄时已经处于一个比较理想的对谈环境，依靠受访者的专业知识去拓展眼界，或是被他们的人格鼓励都是常有的事。从20岁到快30岁，她说，自己的学习好像是通过拍片子完成的。

《自然笔记》最后一集「盛宴」，赵可儿在前采的时候问丁真最喜欢吃什么？丁真说：吃什么都无所谓，锅有些时候有，锅有些时候没有，所以不用在乎吃什么。她被这个回答打动。

04/

只要你愿意搭台，

就有人愿意唱戏

亏心社的魅力，向外，也向内。

最近，刚生完小孩的赵可儿正在坐月子，月嫂会给月子中心反映说：「这家挺好的，就是吃饭的人太多了。」

亏心社魅力之一，是赵可儿把这里变成了像家的存在。

赵可儿是那种人人都会喜欢的人，能量足，够有趣。而她说大家喜欢和她一起玩的原因，和自己会捧场有关系。

亏心社在拍摄的大别墅里恶搞电影《寄生虫》

「可能是因为没有兄弟姐妹，大家都很孤独。如果说有搭台的人和唱戏的人的话，我比较像搭台的人。」

她很擅于去发现大家的优点，在赵可儿的描述里，工作室成员都是非常真诚又可爱的人，逗笑他们非常简单。

但她有时候也会担心，大家都快30岁了，还是大学生状态，一方面觉得很有童心，一方面又觉得，这样真的好吗？

亏心社成员合照

人员少，工作室体系相对简单，因此，很多问题也可以不成为问题。比如，今年是继续承制商业内容还是自己出品新内容？赵可儿其实没有答案。「这个平衡很难，但好在我们只有几个人，只有几个人的时候，就可以一个一个问，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就行。」

由此，在互相打气鼓励，商量着把事做了的过程里，他们搭起了一个更大的台，记录并感知着一场接一场有起有落的戏。

最后，问道最想拍一部什么样的片子时，赵可儿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拿导演举例，每个导演都是有自己的母题的，特别是你连着看一个导演的作品就会发现，他大部分表达的东西都很类似。

为什么我这么执着于做影视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不是我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母题？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长时间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电影消除了我的孤单感，成为了我认识世界以及照顾我情绪的一种载体。大部分电影，也会展现一种很好的可能性，告诉你，未来可能会很好。」

而亏心社的魅力，或许也正是因为他们也展现出了这样的可能性，让你依然可以有这样的相信：未来，可能会很好。

编辑丨李可以

图源丨受访者提供、部分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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