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3 月 17 日，人社部发布通知，拟开展针对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违规使用字样标识，虚假或夸大宣传，特别是违规培训、违规收费等情况，维护国家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体系规范运行。

在学科类培训被制度扎上「笼子」后的一年，政策成为搅动职业教育行业变动的重要因素。

此次人社部专项治理并不是国家第一次「剑指」职教行业违规问题。去年 10 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就曾针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虚假广告的发布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限定宣传主体责任，压实广告合规管理，铺开一张规范经营的「监管网」。

种种迹象表明，即便处于政策红利期，职业教育的底线也不可撼动。 国家针对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乱象的具体监管政策正在陆续出台，监管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观察近 5 年的政策文件，从学历职业教育到非学历职业教育，从职业学校到职业培训机构，监管力度加强的趋势早已埋下伏笔。

部分国家职业教育监管政策通知，多鲸整理

可见，随着时间推近，国家出台的职教监管政策内容更加明朗具体。总体来看，三方面监管导向不可忽视：

其一，预付费资金监管。严控职业教育预付费行为，是政策监管的关键一环。2018 年《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收费方式直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而营利性民办学校相对享有更大空间，收费标准以市场调节为主。2021 年《职业教育法》拓宽政府资金监管覆盖面，要求职业培训机构收费办法同样由政府规定。

随后，多项资金监管行动接连开展。2021 年 7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社会成人教育培训管理的通知》，明文规定社会成人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依法建立财务、会计、资产管理和第三方审计制度，规范收费和退费行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健全社会成人教育培训机构资金监管机制」。2022 年 3 月，人社部《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严格治理「违反法律、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抽逃资金」等问题。

各地方也密集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以北京市为例，2022 年 4 月，北京市人社局发布公告，将针对北京市营利性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考试培训机构开展预付式消费资金监管，并就实施细则公开征求意见。另外，细则将于今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细则指出，培训机构应当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培训服务合同，不得出现欺骗、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行为。培训机构开展培训服务收费前，应向所在区人社部门备案，并将预先收取的所有培训服务费全部纳入资金存管。

「双减」仿佛正在历史重演。2021 年，K12 教育机构的预收款全部进入监管银行账户，如今，同样热衷于以预收费模式打通现金流、扩大客户群的职业教育，也难逃资金监管重压。

其二，行政审批监管。该类监管政策主要面向办学资质审批、办学许可证申请、营利或非营利分类注册等问题。政策规定，职业培训主要由职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实施，其中「举办实施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应在取得人社部门的办学许可后方能从事相关经营活动」，要「严格按照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或法人登记证照确定的经营范围开展教育培训，不得以教育咨询、科技咨询、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各种咨询名义开展教育培训」，严厉禁止「无办学许可证开展培训」或「超出办学许可范围开展培训」。

此外，诸多地方政策文件也对职业教育办学许可审批做出规定。例如，2020 年北京市人社局发布通告，声明民办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设立需实行告知承诺审批，培训机构在满足法定办学条件的基础上，「应当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不在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范围」等。基于如上规定，若要设立职业教育培训机构或从事相关经营行为，须事先向当地人社部门或其他主责机关申请，并在审批通过后严格按照规定业务范围，开展符合当地发展战略的职业教育经营活动。

这类政策缩紧，预示着「符合城市发展规划」已经成为关键审批指标。是否具备办学许可对于职业教育机构而言也是一个新的风险敞口。

其三，日常运营监管。梳理政策文本可知，监管部门格外关注职业教育的违规宣传问题。人社部《关于开展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广告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社会成人教育培训管理的通知》均对机构提出合规运营的要求，强调职业教育机构不得进行虚假广告和夸大宣传，不得隐瞒或混淆机构性质，未经批准不得冠以「中国」「国家」「职业资格」等国家资质相关字样，禁止违规使用国徽、政府部门徽标等标识，禁止假借行政机关名义宣传，以此预防「乱发证」「乱培训」现象，大幅降低了违规资格证书发放和流通的可能。

职业教育监管强化的背后，有着国家发展和教育属性上的必然逻辑。

一方面，国家发展亟需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难以容许职业教育领域粗放发展。要想充分释放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创新活力，高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就必须让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走在前面。只有把好行业规范关，才能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培养更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为社会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增长动能。因此，从人才水平角度来看，国家必须落实政策细节，以更大力度规范职业教育行业。

从行业角度来看，人才培养不仅要「对标」，还要「对口」。当前，国家工业核心区出现大量劳动力缺口，校正失衡的「人才天平」成为议题。当务之急，是加大力度向制造业重点领域、家政养老托育等民生紧缺领域输送人才，国家不会放任大批人才无节制地选择考公。

另一方面，公益性是刻在教育基因中的属性。早在 2019 年，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就曾指出：「教育向来都是欢迎社会资本进入的，但在职业教育上，管理要严格规范。要避免把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办成摇钱树、印钞机。」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教育，职业教育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是培养学员技术能力、面向就业的教育手段。因此，进入职业教育领域的社会资本也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而非以「营利」为唯一目的。显然，违规培训、抬高学费、逾期退费等现象触及了教育公益性的「逆鳞」，也必然受到监管重压。

结合现实来看，实行严格制度、严密法治也是清朗行业环境的可靠保障。

必须承认的是，职业教育培训站上「风口」的同时，自身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尤其在非学历职业教育方面，虚假广告和宣传、预付费和退费管理等问题已形成长期桎梏，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亚于 K12 学科培训。

2021 年 7 月，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曾发文呼吁消费者「谨慎选择职业类教育培训机构」，并公开通报 6 家违规经营的职业教育机构。职业类教育培训机构为何难有好口碑？投诉量大、解决率低仅是表面现象，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肆意造谣、拖欠退费、违规发证......种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已然成风，这才是直接诱因。

此外，退费难问题也普遍存在。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教培行业考试「包过」相关投诉量近 6 千条，主要涉及退费难、诱导办理教育贷等。「班主任、售后来回踢皮球」「霸王条款不予退费」「拖欠退费半年有余」......大量退费纠纷已经严重损害了消费者与职业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蚕食着社会对行业的信任感。究其根源，正是预收费模式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

一方面，学员在与职业教育机构签订合同后，可能出现中途退款、结果未达成退款需求，但从合同角度来看，学员不占优势，导致退款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机构以预收费作为金融杠杆，盲目扩大办学规模，容易致使资金链断裂，无法满足退费需要，直接损害群众利益。单看一件退费难案件，或许涉及金额并不庞大，但从职业教育覆盖总用户来看，仅 2021 年国考一项就有 212.3 万人通过资格审查，加之参与研究生考试和各类成人考试的用户，累计约有近千万人牵涉其中。一旦收费问题集中爆发，将引爆整个职业教育行业。

不仅如此，政策若不严加整治职业教育违规培训问题，职教赛道价值必将下行。以证书培训为例，准入类资格证书由国家相关部门组织考试，所设选拔性考试具有难度，正因考培分离，才更显培训机构服务价值。然而，国家将水平评价类证书权限开放给社会后，「乱设证」「乱发证」现象屡禁不止，部分证书与学员学习质量、能力难以挂钩，甚至花钱就能办证，培训市场一派乱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优质培训的价值反而难以体现。

随着市场扩大，机构竞争日趋激烈，销售力度难免走向极端，带来「宣传底线」的不断降低。如今，冠以「中国」的资格证书含金量难保，「包会」「包过」的职业教育培训泛滥成灾。而对于以成人为主的职业教育用户群来说，复购率低、偏重线上的消费需求让他们难以分辨违规虚假宣传，容易落入圈钱机构的陷阱。实践证明，建立严格的制度执行和监控机制，是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有效方法。唯有在政策上下苦功夫，施加合力、规范标准，才能真正「网住」行业蛀虫，消除行业乱象。

总而言之，无论从国家发展、教育属性考虑，抑或为优化职业教育营商环境，提升赛道整体价值，落实政策法规监管都有必要性、必然性。寓科未来 CEO 刘斌立曾向多鲸表示：「可以明确的是，在当前国家需要推动制造业发展的阶段，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会比较开放和包容。但当行业稳定以后，绝不会放任职业教育行业乱来，一定会规范，不会容忍第二个疯狂教培出现。」

政策导向是职业教育行业增长的核心影响因素。过去，相比 K12 教育，职业教育受到限制明显更少，这一点也吸引了大量教培机构转型入局。而今，职业教育即便得到政府部门鼓励，机构能否在强监管下吃掉红利也成了未知数。

加强监管的风向一吹，就出现了在港上市的民办职业教育集团市值暴跌现象。今年 1 月，国内教育公司的彭博情报指数在三天内暴跌 27%，这也是自「双减」后出现的最大跌幅。花旗集团在分析报告中称，此次暴跌是由于投资者担忧政府将对职业教育做出限制「学校资产、并购扩张和学费上涨」等规定。不难看出，全球市场避险情绪存在升温，监管政策步步紧逼下，民办职业教育集体再难「稳坐钓鱼台」。

与此同时，传统市场竞争规则再次被政策打乱，也代表着资金成了生存难题。资金监管从根本上改变了现金流支撑运营的商业模式，强行将职业教育机构的运营逻辑扭转成垫资和利润驱动。这样一来，资金托管一旦落实，对于那些长期依赖现金流生存的公司来说，没有大量现金储备，资金链可能顷刻断裂。再加上居高不下的获客成本和运营成本不断将机构推向规模化的黑洞，暴雷或许会立即出现。

然而，纵观国内职业教育头部机构，经营状况却并不乐观。刚刚在港交所递交 IPO 招股书的粉笔科技 2020 年净亏损 3.63 亿元，2021 年 1 至 9 月净亏损扩大至 7.82 亿元；美股上市职教机构达内科技在 2018 至 2021 年 9 月期间，累计亏损达 26.85 亿元。连年亏损问题在职业教育业内比比皆是，难说多少机构能够从容抵挡资金监管的重锤。

全球疫情、资本寒冬、业绩不善......加之监管重压，这是一场关乎职业教育机构生死存亡的「大考」。阴云之下，职教机构如何谋求生机？

其一，不碰红线，维护行业良性发展。时刻保持政策敏感度，严格按照通知规定，对机构下属培训活动开展全面自查自纠，规范自身财务管理，实施消课退费机制公开透明化，提升教育质量和师资水平，保证企业朝着符合市场规律、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此外，职业教育机构也应以「教育主体」为自觉，提升自律水平，共同维护行业规范，保障行业良性发展。

其二，守住底线，祛除「广告依赖症」。职业教育机构应当认识到，一方面，广告营销受制于广告平台和媒体传播规则，难以支持稳定良性增长，只知打「广告战」终究会陷入「亏本买卖」。另一方面，政府在广告监管上逐年加码，把获客重心放在广告上必将难以为继。因此，绝不能一味依赖广告寻求销售增长，更不能发布虚假夸大广告侵害消费者权益，职业教育机构的竞争力，应当是健康的业务和优质的产品带来的。

总而言之，职业教育机构不能忘记，规范和整顿 K12 学科类培训也是从广告投放入手，逐步覆盖机构性质、资金管理、主营业务、师资证照、消防安全等方方面面，最后才亮出全面彻底的监管底牌。

此次人社部「山寨证书」专项治理行动只是开始，更强烈的监管风暴或许很快就会来临。职业教育机构只有尽快锚定正确方向，以坚强底气迎接挑战，才能躲避风雨侵袭，在化危为机中赢得发展主动权。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职教的力量也在温暖中孕育，在混沌中苏醒。不论是政策利好还是供需变化，职业教育迎来高光之年。此时此刻，「现代职业教育联盟」亦将走进北京，与万千职教人一起，迎接职教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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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职业教育联盟」由多鲸联合北京电视台培训中心、中软国际教育、航天紫光、京东方教育科技（京东方大学堂）共同发起，旨在通过一系列线上线下机制连接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及产业资源与技术，促进院校与企业之间建立多层面的产教融合体系，实现职业教育生态上下游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打造职教联盟生态圈，推进现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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