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酒后开车是为了紧急送朋友就医，我是紧急避险！”男子酒后驾车送朋友就医被交警查获，后被判危险驾驶罪。其不服上诉。结果如何？（来源：裁判文书网2021年判决）

姜某是个乡镇干部。某晚，其在朋友家喝酒，三人每人喝了100克左右的白酒。期间，刚做完手术的朋友手术刀口开始疼痛并逐渐严重，当时已是凌晨1时，姜某酒后驾车搭载朋友到卫生院救治，途中被交警查获。交警认为其涉嫌酒驾，带其到医院抽血。经鉴定，姜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49.6mg/100mL。

另发现，姜某被交警查处时，谎报其哥的身份证号，未告知真实身份及家庭住址。

又发现，姜某上一年才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当时驾驶证也被吊销了，这次还属于无证驾驶。

姜某因醉酒（血液酒精含量大于80mg/100mL）驾驶机动车，涉嫌危险驾驶罪被送上法庭。

庭审中，姜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姜某属于紧急避险，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即便构成犯罪也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一审认为：姜某救治的朋友酒后下腹疼痛未达到危及生命的危急状态，姜某可采取其他办法进行救治，不属于紧急避险，鉴于姜某无证驾驶，有犯罪前科，坦白，目的是送朋友到医院，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四千元。

姜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当中，姜某提出：

第一，一审以被救助人事后情况显示未达到危及生命的危急状态，而否定紧急避险行为是不对的，因为紧急避险的危急状态不以事后结果进行评判，如此会加重见义勇为者救助的负担，既不符合紧急避险的立法精神，也违背了社会大力提倡该精神的初衷。

第二，一审认为其可选择其他办法进行救治是不合理的。其是个普通人，在紧急状态下，已排除了120救助、附近邻居帮忙的可能，不应苛责其去想其他的办法。

第三，其动机系避险，主观方面不具有犯罪故意，而且醉酒驾驶的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犯罪情节轻微，应当不认为是犯罪或者不承担刑事责任。

姜某的自辩意见可以说相当有水平。能得到二审支持吗？

二审认为：姜某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应考虑其当时所采取的行为是否不得已而为之。姜某作为乡镇干部，经常在村里开展工作，熟悉乡村工作，在遇到此类情况下，应通过正当途径如拨打120、110，也可以向村干部、驻村干部、警务站等积极寻求救助，其未穷尽所有手段实施适法行为，故不能认定其行为构成紧急避险。

姜某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刑事追究，此次系无照驾驶，在接受查处时又隐匿身份逃避检查，不符合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将在一定程度上放纵犯罪甚至鼓励公众效仿此种醉驾行为的发生，产生不利社会效果。

但是，基于本案的特殊性，刑法icon应体现法律的人性化和公平性，鼓励公民在危急情况下相互救助，姜某在二审期间也主动缴纳了罚金二千元，将其量刑调整为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

刑法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姜某是否构成紧急避险的关键在于：

1.是否超过必要限度？

2.是否不得已而为之？

第一，关于是否超过必要限度的评析。

一般而言，紧急避险所造成的损害小于或者等于所避免的危险，属于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在衡量法益大小时，一般认为人身权＞财产权；人身权中，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等权利。本案中，姜某保护的是人身权，侵害的是公共安全，似乎法益无优越性。但是，前者是现实危险，后者是抽象危险，姜某虽然无驾照，但其有驾驶技术，且又是在深夜驾驶，途中车辆、行人较少，产生实际危险的概率相对较小，未造成损害后果，可认为姜某所保护的法益优于侵害的法益，进而没有超过必要限度。

第二，关于是否不得已而为之的评析。

不得已，意思是只能这样，别无他法，法益保护难以两全，为了保护一种法益，只能牺牲另一种法益。如有报案、寻求第三人帮助等其他可行性方法足以避免危险的，就不是不得已，不成立紧急避险。

本案姜某为了保护朋友正处于现实危险中的身体法益，其甚至认为是生命法益，其明知自己醉酒、且无驾照，开车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本应该及时拨打120、110求助。即便其认为当时情况十分危急，怕等不到救援人员到来朋友就会出现危险，其也可以立即向第三人求助，特别是其作为乡镇干部，熟悉村里的情况，可以向村干部、驻村干部、警务站等积极寻求帮助，未达到别无他法的不得已的程度。

假如村干部、邻居等可以求助的对象不会开车或者距离较远，可认为是不得已。但最好也要让人报警告知酒后驾车送人急救的情况。

大家要记住，不到迫不得已，不要这样做。这样太危险，如引发重大交通事故，无论如何都有责任的。

那么，大家如何看待此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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