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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众网消息,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比亚迪济南项目用工缺口2.5万人的消息就引爆了用工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济南调查队对14家企业的调研,有71.4%的企业表示当前招工存在困难。

用工荒最早出现于2005年,最近十多年来一直无解,而且技工领域有用工缺口加大的现象。据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介绍,我国制造业领域用工,一是技能劳动者短缺,尤其是高技能劳动者数量少、比例低、招聘难、流动大且多集中在大型企业。据统计,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二是技能劳动者供给与需求不完全匹配,一些地方职业教育所提供的技能类型与生产需求出现错位,服务业等热门技能培训饱和,而工业技能培训则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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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培养不出来,培养出来的不需要”

“如果不实现这个转变,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指出的现象还会长期存在。”人社部技工教育专家、中华职教社产教融合专家黄景容表示。

浙江某地工厂技工难招(图源:央视网)

2016年5月,中央主要领导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讲职业教育“需要的培养不出来,培养出来的不需要”。

黄景容认为,“需要的培养不出来,培养出来的我们不需要”,这个结果很可怕。我们国家一万多所职业院校,一年近千万的毕业生,我们的培养路数不大对头,还是按照普通教育知识的灌输,知识的传授,按照知识体系的方式不行。我们要给学生教的是“德技并修”,是职业能力的培养。这个转变门槛不跨越,我们国家的职业教育,类型教育,层次体系再完美,四梁八柱还是不能成为牢固的大厦。

黄景容在其撰写的《职业教育概论》一书中,对习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讲话和批示有一个详细的统计:从2013年至今习总书记曾17次对职业教育作出指示、批示,或讲话进行指导。

“这种频率是从来没有过的。党中央和国务院都发了文件对职业教育发文进行指导。这对职业教育的发展非常有利。国家这么重视,与国家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有密切关系,表明我国对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有量和质的变化。”黄景容表示。

“以前我们国家仅仅重视普通教育,对职业教育重视不够。现在要补一些短板,促进两种教育都能取得更好的发展。从国家层面来讲,这种战略是正确的。”黄景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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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错配”造成了人才供需“两张皮”

“肯定是国家觉得这方面有问题了,发了那么多的文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原所长赵志群认为,中国存在着制度经济学上的“技能错配”——培养了很多人,但是社会上不需要他们,而社会需要的人才没有培养来或者培养的数量不能满足需求。

我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需要很多产业工人,但是高校毕业生愿意当工人的比例不高。“当然这个不仅仅是职业教育的问题,很多是社会层面的问题。”赵志群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本科就业率并不比高职专科高,对口就业率就更低了,甚至有部分本科生“毕业就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有部分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出现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搞科研不行,到基层一线,又不愿意去,这是很大的结构性问题。

从老百姓的角度,为什么不愿意去读职业教育?赵志群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书好了是去当官,或者坐办公室的。

过去老百姓不愿意学习职业教育,认为职业教育“绝了后路了”。要想考公务员,本科是基础。所以很多人一定要读本科,很多职业院校也想升本,从而提高招生的吸引力。

“人社部去年刚刚出台了新规定,技师学院毕业生也可以参加公务员招考。我不知道各地能不能实施,但我希望这个规定能够落地。”赵志群认为,实际上有多少技师学院的毕业生能考公务员或者能考上公务员,并不重要,关键是为职业教育毕业生打开了一个上升的路径。

然而,这也是一个相当尴尬的决定:对于职业院校的学子来讲,这并不是一个正向激励——激励方式竟然还是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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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直通车”需要纠偏

教育专家、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研究员姜大源认为,技工数量不足,与只通过“教育直通车(从幼儿园不间断一直读书到大学毕业)”来提高人均受教育程度的做法有关。

世界劳工组织定义的最低就业年龄是15岁。美国和中国都是16岁。如果19岁左右的高中毕业生都去上大学,就意味着我们的青年人要到22-24岁才可以就业。问题是,保障一个社会经济运行所必需的、22岁之前这一个年龄段的从业者又从何处得到呢?

“我们不是移民国家,技术工人缺乏的这个问题,只能由我们自己解决。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不是一次性而应是多次性完成的。”姜大源表示,比如德国是通过继续教育、进修学习来实现的。“毛入学率的计算不能只靠直通车教育来实现。升学不能算作就业。就业创造物质财富,而升学是需要国家财力支撑的。”姜大源认为,高职扩招三年,而培养技术工人的中职,更应该扩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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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鲜明”是出路

2019年1月份发布的职教二十条职教要求,用5—10年左右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这个转变能够看出我们国家职业院校普遍办学模式还是照搬普通教学办学模式,还没有走出与普通办学模式区别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黄景容认为,这个转变明确指出了转变方向,是要学校与社会、与企业合作,所办的专业要有鲜明特色,这种方向的指引是正确的。

“问题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大多数职业院校,还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的重要性,还没有开始转变。”黄景容表示,这是职业教育目前存在的最大的难点。

而赵志群认为,收入差距大是职业教育发展困难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我国不同行业之间、企业高管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技术工人工资低,职业吸引力不足。”赵志群表示,有效解决人才供需“两张皮”问题,不仅在于职业教育的纠偏,也要实现整个社会治理层面的优化。

“每个人都想当高管,都不愿意当工人,这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社会治理的问题。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当工人?这不能全怪老百姓。赵志群认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企业由于缺乏技术工人其发展会受到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会提前消失,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不是好事情。

赵志群提到,这几年很多农民工因为收入或政策等原因选择离开大城市,这对城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造成很大压力,甚至为城市有效运行带来难题。“比如北京保姆的缺口很大,餐饮业劳动力短缺也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近年来有些外资企业因为招不到工人而考虑离开中国。

“我们必须关注教育体系和就业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这些问题并非职教本身所能解决的。”赵志群说,促进职业教育,除了教育和人社部门的努力外,还需要相应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全社会要更新观念,建立敬畏技术、尊重工匠的文化,消除用人过程中的唯学历、唯名校和唯职称等不合理现象。

来源:新时代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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