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能够从理想变成现实,毛家可谓功不可没。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出了毛主席,而是这个革命家族可以说是满门忠烈。
毛主席一共有六位至亲在革命征程当中被害,这其中就包括了他的两个亲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今天我们就来回顾毛主席的大弟毛泽民烈士短暂的一生是如何为人民、为党贡献光和热的。
1919年,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和母亲的合影
一、小山村走出的革命三兄弟
毛泽民比毛主席小三岁,1896年4月出生在湘潭韶山冲。与毛主席少年时长期在外接受新式教育和新思想的洗礼不一样,为了能有钱供毛主席在外求学,毛泽民早早就在家里承担起了父亲毛顺生所安排的生计。
毛家在当地属于小有规模的家族,毛顺生的精打细算、节俭持家对毛泽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毛泽民自己写的《个人简历》中他写道:“在毛泽东、毛泽覃陆续走出韶山冲求学期间,我和父亲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的全部祖产,还新购了七亩水田,翻新、扩充了老屋,甚至积攒下两三千元的积蓄,成为韶山冲的‘富户’”。
在父母相继离世之后,毛泽民自己在韶山独自经营家产,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竟做得像模像样。
1921年,毛主席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开始逐渐接近并信仰马克思主义。这年春天他回到家中,劝说还在韶山的两个弟弟走出家门投身革命。
一方面是哥哥的帮助,另一方面同样受信仰佛教善良朴实的母亲文素勤的影响,二人很快也转变观念加入到哥哥的革命队伍当中来。
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回忆到:“我爷爷为了让二弟,让毛泽民跟他出去革命,就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绝技,他干脆把我们家韶山那十几亩地的田契给烧了。”
毛主席慧眼识珠,认为自己的大弟有着自己所不具备的经济头脑,一到长沙就委托他负责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的校务工作,全面负担起管理全校师生后勤的任务。
1938年1月,毛泽民(右一)和钱希均(右二)在兰州“八办”
1922年又到湖南自修大学担任会计庶务等工作半年,在这一年的10月毛泽民入党。随后,他在组织安排下调任江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任总经理。在安源路矿的两年可以说是毛泽民声名鹊起的两年。
当时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刚刚取得胜利,但是工人们仅仅是取得了工作时长和工资的微小胜利,生活条件仍然是十分凄惨。矿主为了盘剥工人,在矿区发布所谓的“矿票”,在矿区内只能使用矿票购买物资,如果想要兑换成通用的银元则要打个八折。
此外,由于矿区物资全部由资本家垄断,因此以次充好,低进高出成为常态。毛泽民观察到了这种现象,亲自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并自任经理,他组织从汉口、长沙等地购入物资以低价卖给工人,同时也为党的活动筹集经费,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二、根据地的大管家
从1925年到1931年,毛泽民先后在上海和天津负责党的出版印刷宣传任务,他化名杨杰装作印刷厂老板,在白区同特务周旋有方。当时经济条件紧张的情况下,“杨杰”老板不可能真正大手大脚的花销,于是他就当着特务的面用一口纯正的上海方言说:“吃大鱼大肉吃多了,吃一碗阳春面润润也好嘛。”
1931年夏,由于中央根据地建设逐渐有了起色,特别需要经济方面的人才,因此毛泽民调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部长,这年11月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
在瑞金这个红色首都执掌根据地经济大权,同时还协助毛泽东筹备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
毛泽民(右二)在西安与老战友合影
1932年3月,随着临时政府转设为中央政府,银行也随之成为正式机关,总部设在瑞金县叶坪村,毛泽民担任第一任行长。
毛泽民儿子毛远志曾回忆道:“父亲走马上任后,遇到最大的问题是银行的启动资金。父亲找伯伯要钱,伯伯开玩笑地说:你老婆不是姓钱么?找她去呀!”
在任期间,毛泽民苦心孤诣提高政府的收入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毛泽民只读过四年私塾,但是长期以来在主政经济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敌人的封锁下竟能成功实现货币发行,堪称根据地最为功勋卓著的大管家。
而中央革命根据地位于赣南闽西的山区丘陵地带,山多地少、资源紧张、现代化工业几乎完全是白纸一张。由于敌人严格限制金属、药品、粮食等对于维持根据地生存的物资流入,毛泽民不得不另寻出路。
例如根据地无法自行生产的盐,毛泽民组织将棺材进行改造,里面分成两层,上面一层放上大肠和腐肉,下面装盐,将队伍打扮成送葬队伍前往白区进行贸易。毛泽民还亲自建设造纸厂和印刷厂,采集树皮、黄麻等就地造纸解决印刷纸币所急需的高级纸张。
此外,他亲自勘探赣南丰富的钨矿资源,通过秘密渠道行销香港筹集资金,从而把苏区经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得有声有色,人民生活也不因敌人封锁而受到影响。
除了开源以外,毛泽民还非常重视节约,他曾对请客吃饭的方志纯说:“要从你的伙食费里扣除这笔请客的钱。现在是战争时期,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更要带头艰苦奋斗。”
三、从根据地到新疆
但是在长期的操劳下,毛泽民的身体状况出了很大的问题。
1937年,毛泽民的胃病严重发作,伴随神经衰弱,他已经无法再继续长期亲自主持具体的经济工作。
经中央研究决定派毛泽民去苏联进行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在此期间还可以加强理论学习,毛泽民就此踏上西去的旅程,这也是他和哥哥毛主席的最后一面。
1938年2月,当毛泽民到了新疆后,由于中苏边境地区突然爆发鼠疫,再加上主政新疆的地方军阀盛世才的极力邀请,他就只得暂时留在新疆。盛世才从1933年起投靠苏联,在当时以进步军阀的面目出现,由于新疆是连接苏联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要道,因此中共也同意与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盛世才在乌鲁木齐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邀请共产党员到新疆协助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民接受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的建议,并征得党中央的同意,化名周彬,担任省财政厅副厅长并代行厅长职责。
盛世才
此时毛泽民作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克服身体病痛的折磨,以极大的毅力和耐心在新疆进行了两个月的实地走访调研,对困扰新疆长达五年多的通货膨胀有了极为深刻的理解。
当时的新疆,一盒火柴要五十万银票,一斤鸡蛋要五百万银票,寻常人家要存一箩筐纸币,官僚的工资更需要用马车拉回家。
4月,毛泽民给哥哥毛主席写信,详细描述了新疆财政的混乱,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同时请求中央派相关同志协助工作。毛主席对他的报告作了批示:“请陈云同志替他办,财政事情第一重要,不但那里好,将来也大有助于我们。”
毛泽民治理经济,首先从自己治下的省财政厅开始,他精简财政机构,建立专业化团队和明确的财税管理规章制度。完成省一级的改革后,将省里的制度在各地区和县全面铺开,全面规范了新疆财政机构的工作,使之走上正轨。
同时,他将官僚资本控制的新疆银行进行改组,引入民间资本,充实银行资本金并扩大贷款范围,通过合理有效的贷款推动农牧业、工商业和城乡建设工作的推进,同时广布的网点和合理的利率也减轻了农牧民的负担。
为了使自己的改革能够生根发芽,培养新疆自己的经济人才,毛泽民创办了新疆财政专修学校,分为普通和深造两个班。
以有教无类的原则招收了80名各族青年集中学习财经业务。毛泽民从省财政厅和新疆学院亲自招揽教师,还亲自授课,他的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容易接受。
毛泽民在新疆的工作手稿
此外,他也非常喜欢和关心这些学员,对学员如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校的勤杂人员,也像对待家里人一样。学成后的学员被分配到各地区财税部门,发挥了骨干作用。
毛泽民还进行了币制改革,废除了严重影响经济运行的旧银票,发行新币。1939年2月1日,印有毛泽民签名的新币正式发行。
为了稳定新币的信誉,毛泽民主持严格控制发行数量,开展广泛的对外贸易,发展阿勒泰金矿生产,充实新币资本金使市场物价趋于平稳,商界还发表了《商界同胞拥护新币的宣言》,称赞新币的发行“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的统一币制的新纪元”。毛泽民主持的公共债券发行、工厂投资等同样取得了显著成就。
四、盛世才突然变脸
而盛世才投靠苏联,是为了从苏联获取大量物资、武器乃至现金援助,因此重用共产党人,甚至曾分别在1924年、1934年和1937年三次提出要加入共产党。
但一方面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注意到了共产党员在新疆建设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开始挑拨离间,刺激盛世才嫉恨和怀疑共产党员;另一方面随着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对盛世才的援助逐渐减少乃至开始索要物资。
此时盛世才反动军阀的本质逐渐暴露了出来,开始排斥、打击在新疆的大批党的工作人员。
1941年7月,毛泽民被调离关键的财政厅长职位,改任民政厅代厅长。他到民政厅后,亲自主持制定了《新疆区、村制组织章程》,对区、村长实行了民主选举,废除了反动政权基础“农官乡约”制,得到了各族人民群众的热情赞扬和衷心拥护。
他还领导民政厅制定了《救济院整理大纲》,整顿和扩建了17所救济院,使几千名孤苦群众免受乞讨和流浪之苦,过上了安定温饱的生活。
为了发展医疗保健事业,他在迪化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喀什等地举办了医药医疗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医务人员。还设法从苏联进口了一台X光机,改善了医疗设施。
这边盛世才一边密切注视着苏德战场形势的变化,一边悄悄举起了屠刀。他先是把共产党员逐渐调离关键岗位,又把从事宣教的党员驱逐到边远地区。
盛世才
后来则在陈果夫和徐恩曾的劝诱下,干脆把全疆的党员全部召集回乌鲁木齐放在眼皮底下监视,制造“阴谋暴动案”,逮捕进步群众和部分基层党员。他的亲弟弟盛世骐苦劝未果,反而被当做他实行反动政策的拦路石。
1942年3月,盛世才以盛世骐与苏联驻疆人员阴谋制造“国际大阴谋”的罪名,突然将盛世骐秘密捕杀,随后诬陷其弟媳陈秀英与苏联军官通奸,“阴谋杀害其夫”,将其逮捕,不久秘密处死。
此时盛世才的反动嘴脸已经完全暴露,蒋介石也不断派大员乃至宋美龄前去新疆不断游说、催促盛世才尽快下定决心除掉共产党员。
1942年9月盛世才派特务将陈潭秋、毛泽民等几位共产党在新疆最高级别负责人软禁在刘公馆,紧接着,又将林基路等二十多人关押。
徐恩曾甚至特地嘱咐盛世才不仅要将所有共产党员抓起来,还要把他们的亲属乃至孩子全部抓起来,盛世才为了在蒋介石面前邀功,对于这些要求全盘接受。
1943年4月,在中统人员和盛世才特务警察的联合主持之下,所谓“徐杰、周彬暴动案”审讯开始。
在解放后查找到的敌伪卷宗中,是这样描述毛泽民的审讯过程的。问:你是不是参加国民党而为三民主义而努力?答:我相信国民党,亦相信共产党。问:你表明立场?答:我是共产党员。
问:你放弃共产党员立场行否?答: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因为是个人思想问题,如蒋委员长信仰上帝一样。问:你究竟愿脱离共产党否?答:我不脱离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在国际国内都是合法的。
董必武、陈潭秋、毛泽民雕像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的表现,无论是中统特务还是盛世才特务都觉得一筹莫展。盛世才为了加紧下狠手,决定将他们直接判处死刑,并以自己的名义上报蒋介石批准。
6月,中统特务王德溥将审讯的案卷交蒋介石审批。
蒋介石因太忙,叫先交给陈布雷看,陈布雷因不懂这一业务,加上不愿介入此类事情,便交给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看,并嘱要看细一些。
唐纵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办理……徐杰(陈潭秋)案、阿山暴动案,各案百余人,供词巨厚,费两日夜始办完毕。徐杰案参加阴谋暴动者,厅长3名,军事高级人员20名,团长8名,行政高级官员14名,各案均凭口供,全无事实佐证,只得照盛意办理。”
唐纵认为“全无事实佐证,只得照盛意办理”已经说明了一切,既然盛世才铁了心要尽早投靠蒋介石,因此唐纵将审看的意见签报蒋介石,由蒋介石裁定。
到了9月,蒋介石大笔一挥审批通过,随后被送达新疆。9月27日夜,中统与盛世才的军警决定秘密处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
五、烈士身后,是新中国的黎明
毛泽民等人被害后,党中央长期不知道真实情况。1944年6月,林伯渠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中,强烈要求释放各地被捕的中共人员,在被点名提出的叶挺等十九人中,就有在新疆被捕的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位领导干部。
1946年7月,随着从新疆被释放的一百多位党员及其亲属返回延安,这才真相大白。毛主席抱起从未见过的侄子毛远新,忍不住老泪纵横。两个弟弟在八年时间内都已经先后被反动派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杀害,人非草木,岂能无情!
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
解放后落网的盛世才的执法队长张思信回忆了这个屠杀的过程:他叫来四五个手执木棍和绳索的杀手进入办公室内,另外使几个狱吏从牢里带出头上蒙着黑布头套的犯人,陆陆续续来到办公室门前。
盛世才的特务头子李英奇站在门口,借着昏暗的灯光,挨个掀开头套看了看,算是“验明正身”,然后就谎称盛世才要问话,就把人推入室内。一进门,刽子手就在头上打一闷棍,然后用绳索勒死。盛世才惯用这种“无声杀人法”维护自己在新疆的统治。
不久后,更重要的刽子手李英奇在北京被捕。他完整地供出了从毛泽民被捕到严刑拷打之下的英勇不屈,以及最后被害的详细过程。
盛世才关押毛泽民的牢房
随着主要嫌犯的落网和招供,烈士们的遗体也被重新找到。1956年,几位烈士被迁葬到乌鲁木齐北郊革命烈士陵园。毛泽民作为党内难得的经济人才被军阀杀害,是党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是烈士们所表现的风骨,也同样是支撑起整个中国的精神脊梁。
正是因为过去有这些舍生忘死,为了民族的未来和人民的幸福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在他们的精神照耀下,中国才能支撑着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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