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卫锋

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最初的阅读是从耳朵开始的。

桃花开了，当教师的父亲教我背《大林寺桃花》；看到鹅在水里慢悠悠地游，就教我背《鹅》；被鸟儿闹醒的早上我就背《春晓》……反正，父亲看到啥就教我背啥。

土墙堂屋的正中间，是毛泽东诗词《重上井冈山》的彩色画片。父亲除了教我背诵，还教我唱这首诗词。一唱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的“弹指”时就用食指和拇指弹一下，好像38年就一下弹过去了。唱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攀”字时，小拳头就慢慢朝上举，做攀登状，还故意把“攀”字的读音拉得很长。

上小学后我识字了。没有任何课外读物，我就开始读墙壁上糊的报纸。站在地上能看到的我都看完了，蚊帐后面的，高处的报纸却无法看到。好奇心促使我有一天把蚊帐从草席子下扯出来，小脑袋从蚊帐下方钻过去，趴在席子下面的谷草上看。

“爸爸，罩子（蚊帐）背后的报纸上有领导和裹着白头巾的陈永贵在一起，报纸上的玉米比我们生产队的大好多呢。”

父亲微笑着，拿去我头上的谷草。

高处看不到的，就搬一条高条凳，站在条凳上看。父亲除了有问必答外，还总是帮我扶凳子。

我9岁那年的夏天，偶然发现平时一直上锁的柜子半开着，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书挤满了我的眼睛。随意翻开一本，书里到处都是笔画的线条和铅笔注解。这在当时的农村，是罕见的。

袁枚《黄生借书说》提出“书非借不能读也”，我却是“书非偷不能读也”。

《童年》《在人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官场现形记》，还有繁体的四大名著等都是我偷来藏好，趁着割草时，在山坡上囫囵吞枣地读完或猜完的。

那时觉得保尔·柯察金的生活太苦了，以后的日子不管多苦多累，只要一想起他，挺一挺，也就过来了。

我12岁时，基本把柜子里的书都偷读遍了。不是说我多喜欢那些书，只因为没得其他选择。而我“偷书”次次得手，现在想来，应该是父亲故意的。在父亲的眼中：开卷有益。

我在镇上读初中时，有个七十多岁的晏老太太在镇上开了个杂货店。店门口的6根绳子上挂满了小人书。学校食堂一份素菜是1角钱，荤菜3角，而借阅一本小人书则需要2分钱。下午放学后我通常就揣着省下的菜钱，直接就朝杂货店跑……

工作后一段时间，书已多得随处可得，我却很长一段时间少读书了。偶尔读一下，也是带着“目的性”“有用性”地被动读书。

而今生活基本安定下来后，我又开始了“无用读书”，并在其中找到了无穷的乐趣。在我看来，阅读不仅是生活的内容，也是生活的方式。一个人的知识构成、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大多来自于阅读。而纸质的阅读，是一种营养的浸润和渗透，能把一个人的心气和气质熏染出来。

互联网时代，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最近“听书”成为了获取信息的另外一种重要方式。保持对新事物好奇心的老年人，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似乎一夜之间，就进入到了全民阅读的时代，只是这个载体从纸质转移到了新媒体。

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更喜欢纸质的阅读，喜欢纸质阅读时的那种仪式感，喜欢被图书重重包围的感觉。泡上一杯茶，慵懒地靠在沙发上，打开一本好书。你开始和书中的人，与作者，像朋友一样开始了交流，攀谈。有时候，看到精彩处，你坐不住了，得停下来，得站起来走走，或者闭上眼睛，深呼吸，消化一下内容，也缓解一下情绪，才能继续读。这样的阅读，也是悦读，是一种幸福的衍生，一种美的享受。

读书如晤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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