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学用典
第一辑
敬民篇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90多年光辉历程启示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使我们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让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书写了中国震撼、找到了中国道路。
从“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打掉横亘在党和群众之间的无形之墙,增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总书记履新之始就将“人民” 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在“敬民”的话语坐标下，强调亲民有真感情、爱民有真措施、利民有真成效。
视民知治不，人视水见形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著著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人民,常常被比为载舟的水,喻为种子的土地,视为枝叶的根本。对于执政者,人民的重要性如何强调也不为过。正因此,十八大部署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抬觉的优良传统,重申党群血肉联系。这样一次以密切联系群众为主旨的党内教育活动,不可能把群众关在门外,同志也一再要求“坚持开门搞活动”,一再告诚减“切忌自说自话、自弹自唱”。他引用的这句话,把人民比喻成可以照见治乱的水。现实中,不管是教育实践活动,还是更多其他工作,让群众参与、受群众监督、请群众评判,多照照群众这一面镜子,多比比群众这一把尺子,才能真正回答好“依靠谁、为了谁”的可问题。
原典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
——〔西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第三》
释义
这段话出自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殷,即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其开国君主为成汤。公元前1620年,成汤征讨不祭祀的诸侯葛伯。他对伊尹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不:同“否”。意思是,人从水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从百姓精神面貌可以知道国家治理状况。简而言之,就是“以民情为镜”。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镜子论”。
成汤的“镜子论”表明,早在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就已将民情状况作为衡量统治好坏的标准。此后,“以人为镜”的观念被历代开明统治者所接受。《诗经·大雅》中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戴礼记·保傅》曰：明镜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唐太宗李世民将“镜子论”进一步发扬光大。据《新唐书·魏徵传》记载,直言敢谏的魏徵去世后,唐太宗感叹:“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徴逝,一鉴亡矣。”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在检查节日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时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同志在不同场合都说过，“心无百姓莫为官”。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手握公权，就要为民办事。否则，啥也不能，为啥选你？啥也不干，要你干啥？民生不是抽象空洞的理念，应该落实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利益，这考验着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同志引用这句诗，就是要求各级干部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态度抓实做细民生工作，努力办实每件民生小事。
一个人当官为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有着基础性的意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后面的许多困惑，比如抱怨待遇低、埋怨进步慢等等就可能迎刃而解。权力最大的价值在于其公共性。如果想着一己之私，纠结于个人得失，不如去干别的。同志多次强调，为官发财应两道，就是这个意思。
原典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明﹞于谦《咏煤炭》
释义
《咏煤炭》是明代名臣于谦所作的一首咏物诗。作者以煤炭自喻，托物言志，抒发了自己甘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抱负和情怀。
首联开门见山，咏煤点题。乌金：煤炭。阳和：和暖的阳光，借指煤炭的热能。意思是，开凿出来的煤炭，蓄藏着巨大的热量。颔联于写物中抒怀。爝（jué）：火把。意为煤炭燃烧给人们带来温暖，就像春回大地一般，炉火熊熊照破沉沉的黑夜。颈联仍从煤炭的作用方面设喻。鼎彝：帝王宗庙的祭器。铁石：古人认为煤炭是铁石变的，喻诗人坚贞不变的决心。寓意人要以社稷为重，并表示自己至死也要为国家做贡献。尾联“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是作者为民效力愿望的真诚袒露，堪与杜甫“大庇天下寒士”媲美。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参加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小官有大作用。同志多次强调基层干部的作用。2013年11月26日，他在菏泽市座谈时，还特意给在场市、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他说，封建时代官吏尚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高得多。同志推崇的干部，大多级别不高，多在基层任职，但都“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一桩桩“小事”，是构成国家“大事”的“细胞”。小的“细胞”健康，大的“肌体”才会充满活力。对老百姓来说，身边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是实实在在的大事，有的甚至还是急事、难事。如果这些小事得不到及时解决，就会影响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对小事的处理中也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
原典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
——﹝清﹞郑燮《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释义
这是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燮（号板桥）的一首题画诗，是他在潍县知县任上赠给署理山东巡抚包括的，约创作于乾隆十一、十二年。当时山东大涝，潍县尤烈，饿殍遍野。郑板桥即令“大兴修筑，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有人提出应先上报朝廷，他断然拒绝道：“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
这首诗巧妙地以竹声作引，托物取喻。首句写自己在衙署书房内休息，听到窗外风吹竹叶之声。一个“听”字，凸显了作者忧心如焚、夜不成寐的心境。次句由自然界的风竹之声联想到百姓啼饥号寒的疾苦。一个“疑”字，道出了作者的爱民之心与勤政之意。第三句“些小吾曹州县吏”，是说我们只是小小的州县官。些小：微小。吾曹：我辈，指自己和包括。第四句，“一枝一叶”表面咏竹，暗喻民间疾苦，既照应了风竹画和诗题，又寄寓了作者深厚的情感：百姓的冷暖安危时刻牵动着我们的心！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活》等文中引用
解读
“民心”问题,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管子》中的这句活,正道出民心与执政相辅相成的关系。同志一再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切身体会民心所向、民瘼所在、民生疾苦。在理论上鲜明提出、在实践中明确要求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优势所在。翻开90多年来的奋斗史,正因党旗上始终铭刻“人民”二字,我们党才获得了深厚的土壤与不竭的动力。从推出淮海战役胜利的手推车,到白山黑水间“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激情;从“大包干”契约上按下红手印,到“汶川一代”“鸟巢一代”展现的公民意识,人民成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动力之本和智慧之源。今天,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原典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由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春秋﹞管子《管于·牧民·四顺》
释义
《管子》是战国时齐稷下学者托名管仲所作,其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说。《牧民》篇讲的就是对人的管理，其中《四顺》是从人心向背来论述治理之道的。
管子指出：政权的成败在于人心的顺逆,政令能够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逆民心。接着列举了民之“四恶”与“四欲”，提出从其“四欲”则亲,行其“四恶”则叛的论断，主张要“四顺”。
所调“四恶”，即“恶忧劳”“恶贫贱”“恶危坠”“恶灭绝”。管子对人性分析得十分透彻,他看到了百姓厌恶忧患劳苦、贫困低贼、危险灾祸、家族灭绝,而渴望“佚乐”“富贵”“存安”“生育”。管子认为“牧民”之道在于“四顺”,即顺应百姓的这四种愿望,使其安逸快乐、富足显贵、生存安定,生育繁息。能满足百姓的“四欲”,疏远的人会自动亲近归附；若使百姓陷入“四恶”的境地，亲近的人也会背叛逃离。
管子的思想在当代仍具有启迪意义。管理者应在明了下属何“恶”何“欲”基础上顺应人心,才能形成良好管理机制。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
——《摆脱贫困·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等文中引用
解读
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种种困难。放在整个社会,困难群众的比例可能不大;但具体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困难就是100%的困难。所以,对于社会治理者,要让群众安居乐业业,最需要的就是解决好群众切身的困难。同志在十八大后第一次会见中外记者时,就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包括“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等等。“安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如果只是嘴上说为民服务,在行动上却不能察其疾苦,如果只是在文件上写着民生为怀,在政策制定中却不能惠及民生,那就不能体察民瘼所在、民忧所系,就只会口惠而实不至,何谈安民治政?遑论赢得民心?只要我们把民众的疾苦了解到、处理好,“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只要我们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周围就能吸引和凝聚起干百万大众,汇聚起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强大力量。
原典
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然尚有一事为民病者，带征钱粮是也。所谓带征者，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也。……况今考成法行，公私积贮，颇有赢余，即蠲此积逋，于国赋初无所损，而令膏泽洽乎黎庶，颂声溢于寰宇，民心固结，邦本辑宁，久安长治之道，计无便于此者，伏乞圣裁施行。——〔明〕张居正《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
释义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是对明朝张居正“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一语的化用。致：达到，实现。要：关键。其意为：实现国家安定的关键，就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体察他们的疾苦。张居正的这一观点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民本主义思想。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向明神宗上《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奏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带征钱粮，对于百姓积欠的部分不再追究。蠲（juan）：除去，免除。积逋（bu）：累欠的钱粮。带征钱粮“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而百姓即使遇上丰年，收获的粮食也仅够交纳当年的钱粮；如遇上灾年，当年必然无法足额交纳。而征收钱粮的人为了向朝廷交差，“往往将见年所征那（nuó）作带征之数，名为完旧欠，实则减新收也”。如此年复一年，百姓所欠的钱粮就越来越多，终将无法承受。张居正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只需交足当年应交之数，不再补交过往年份的积欠。这样既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亦减轻了连带而来的吏治弊病。并称“久安长治之道，计无便于此者”。
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
——《之江新语·主仆关系不容颠倒》等文中引用
解读
一个人要有道德，一个官员要有官德。对于官员来说，道德最高标准就是爱人民、为人民服务。反之亦然。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领导干部的主人。这个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容颠倒。如果不把人民群众当主人，不愿躬身做“仆人”，那就不配当一名领导干部。如果表面说是做人民的公仆，内心却想做人民的老爷，羡慕高高在上的感觉，甚至伤害群众利益，把“鱼水关系”异化为“油水关系”，让官民和谐演变成对立和冲突，就是最大的官德败坏，就真是“行莫贱于害民”。
树立官德，就要破除“官本位”思想，克服和纠正那种“当官做老爷”的封建习气，始终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工作路线，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把智慧奉献于人民、力量根植于人民、情感融汇于人民，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尽心尽力地为群众出主意、想办法、谋利益。
原典
叔向问晏子曰：“意孰为高？行孰为厚？”对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又问曰：“意孰为下？行孰为贱？”对曰：“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
——〔战国至秦〕《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释义
《晏子春秋》，系后人依托并采缀晏子言行而作。关于上面这段话，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补释认为：“此节四‘意’字，均‘德’字之讹也。‘德’正字为‘惪’，与‘意’形近，故讹为‘意’。”故“意孰为高”，当为“德孰为高”；“意莫高于爱民”，当为“德莫高于爱民”；“意孰为下”，当为“德孰为下”；“意莫下于刻民”，当为“德莫下于刻民”。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叔向向晏子请教：“什么样的品德才是高尚的？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宽厚的？”晏子回答：“没有比爱护百姓更高尚的品德，没有比让百姓快乐更宽厚的行为。”又问：“什么样的品德是低劣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卑贱的？”晏子答：“没有比苛待百姓更低劣的品德，没有比祸害百姓更卑贱的行为。”（关于“行莫贱于害身”，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按：“身”为“民”字之误。）
晏子此言深刻地阐释了为官者应尽的职责。为官者的正己爱民，从来都是一种备受推崇的为官风范；而残民以逞的行为，从来都是受到世人反对和抨击的。
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
——《摆脱贫困·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等文中引用
解读
怎样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落到实处？如何将民生至上的价值追求化为行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这正是同志引用苏辙名句的深意所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一些偏差：一说到扶贫，就扛着一袋米、提着一壶油到贫困户家里，做个花架子、摆个好样子；一说到基层，就大张旗鼓地下乡，席不暇暖就已拂袖而去，只求电视上有影、报纸上有字、广播里有音，至于民生疾苦、实际问题，则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就是表里不一、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不能去民之患、解民之忧，无论如何都谈不上执政为民。正因此，同志还多次强调“以百姓之心为心”，实际上就是要求各级干部解决实际民生问题，面对民生疾苦，要像对待“腹心之疾”那样，严阵以待、必欲除之。
原典
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恶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厉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则其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复过误，适陷于深文者也。
——〔北宋〕苏辙《上皇帝书》
释义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因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见解，苏辙遂于是年三月上书神宗皇帝，力陈对新法的看法。在《上皇帝书》中，苏辙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多有切中肯綮之处。“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便是其中之一。句中的“腹心”即肚腹和心脏，都是人体重要器官，比喻要害或中心部分。意思是，清除百姓的祸患，如同去除自己的心病一样。
苏辙的学问以儒学为主，深受孟子思想影响。可以看出，“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观点受到了孟子民本思想的影响。孟子提出“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主张君主要把百姓的忧乐当作自己的忧乐，苏辙向宋神宗提出这一观点，意在让皇帝推己及人，与民同忧，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同时把百姓疾苦提升到“腹心之疾”的高度，说明“去民之患”，刻不容缓，不可稍懈。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在检查节日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时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同志反复强调，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群众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不能心系群众、情牵群众，发展有什么价值，改革又有什么意义？正所谓“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再到矢志形成公平制度环境，同志的系列论述，正在形成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大民生观”。杜甫诗中“大庇天下寒士”的文学意象，正代表着同志的浩荡胸怀和执政关怀。其实，这种关怀，不正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久弥新的价值追求吗？“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身为领导干部，就是人民的公仆，就应该时刻把群众冷暖挂在心上。
原典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床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释义
杜甫这首歌行体古诗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秋八月。“安史之乱”中，杜甫一家历经坎坷辗转来到成都，在西郊浣花溪边盖起一座草堂，有了栖身之所。不料，怒号的秋风卷走了草堂上的茅草，夜间一场暴风雨又袭击了他的茅屋，弄得屋漏床湿。运途多舛、衰老贫困的诗人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这首感人至深的不朽诗篇。
这首诗最为撼人心魄的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人的善良愿望和博大胸襟，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庇：遮护。寒士：贫寒之人。全句表现了美好理想与残酷现实的尖锐冲突。面对着“床床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苦难处境，诗人没有仅仅哀叹自己的遭遇，而是推己及人，希望“天下寒士”都能免受其苦，哪怕自己受冻而死也心甘情愿，表达了宁苦自身以利众生的济世情怀。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群众利益无小事。服务群众、联系群众，更不能忽略了那些所谓的“小事”。井冈山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个红薯，成为凝聚人心的关键。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哪里来？正是从这些为民服务的小事中来，从这些为民解忧的点点滴滴中来。今天，改革航船行驶在深水区，尤需记取这样的光荣传统。同志注意到，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有的同志或者认为“活动离我很远”，或者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认为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大问题，自我感觉良好、态度不积极、参与感不强。所以他提出，要提高思想认识，严格衡量尺度，关乎群众利益的大事小情，应该细致到“丝发”和“毫末”的程度，就像拿着显微镜看民生疾苦、看“四风”顽疾。如此，一些没看清的问题就会看清，一些过去没引起重视的问题就会重视起来，才能更好地做利民之事，去厉民之病。
原典
圣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关市之赋，厉民之甚者也。周公制礼，其肯笔之于书以为常法哉？昔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武王有天下，奉行不变。……使赋及关市，宁非横敛乎？吾以是知《周官》非周公所作，决也！
——〔清〕万斯大《周官辨非·天官》
释义
清代经学家万斯大（1633-1683年）的《周官辨非》是一部力证《周礼》为伪的著作。《周官》，又称《周礼》，作者不详，约成书于战国末年，是一部汇编行政法律规范的典籍。为了论证《周官》之伪，万斯大提出了一个论点：“圣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意思是，圣人治理天下所用之道，凡是于民有利的事情，再小也要推行；于民有害的事情，再小也必须革除。而《周礼·天官》九赋中的“关市之赋”，对百姓最为有害。所以《周官》并非周公所作确定无疑。在这里，万斯大把“利民”作为执政治国的价值标准，具有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
万斯大的老师、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倡导：“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清代中后期的钱泳主张：“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万斯大的“利民”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中国传统民本主义中的利民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深化，并逐渐展现其本身所应具有的价值。
为政篇
国家治理千头万绪，需要培养怎样的能力？深化改革繁重复杂，需要具备怎样的思维？既有木秀于林的骄傲，也有风必摧之的烦恼；既有“登高望远”的豪情，也有“为山九仞”的压力。有人感慨：当今中国，正面临绕不开、躲不过的“惊险一跳”。面对“四大危险”、经受“四大考验”，对执政者的能力与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新的“赶考”。对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战略战术，同志有着系统的把握、深入的思考。从统筹中央和地方、国内和国际、当前和长远的战略思维，到“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凡事从坏处准备”的底线思维；从“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的战略定力，到“敢于担当，积极有为推进改革攻坚”的改革魄力，有认识论的辨析，也有方法论的思考，更有源于实践的总结，为深化改革、完善治理提供了基本方法和根本遵循。同志引用的古典诗文名句，谈安危、论治乱、道时机、讲大局、明根本、抓重点，充满了对执政之要的辩证认识，体现着对治理大国的深切认识。
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之江新语·要用人格魅力管好自己》等文中引用
解读
同志一向倡导领导干部干干净净干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宗旨的内在要求，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把这作为为政之德、为政之道、为政之要。推行八项规定，抓好作风建设，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因而能上行下效，清风劲吹。在我国历史上，注重修身立德、为官清廉，是许多思想家倡导的政治主张，也是一些正直的士大夫终身恪守的为官准则。同志在不同场合，引用先秦时期为政以廉的箴言，要求领导干部有公正无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优良品质。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但看领导干部怎么说，更看他们怎么做。要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挥自身的模范作用、人格魅力。否则，“台上他说，台下说他”，说话办事怎么会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原典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春秋﹞孔子《论语·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春秋﹞孔子《论语·子路》
释义
孔子这两段话都说明了为政者自身行为端正的重要性。在《论语·颜渊》中，鲁国大夫季康子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认为“政”就是端正的意思。你自己带头端正，谁还敢不端正呢？对于什么是政治，孔子用一个“正”字概括。
关于“正”，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有如下观点：“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认为，为政者如果自身的行为端正，无须下命令，百姓也会按他的意旨去做；如果自身行为不端，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会服从。身正民行，上感下化，才能施不言之教，对百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在评价西汉“飞将军”李广时，引用了孔子这句话：“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对“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最佳诠释。
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不可以生事，从小的方面说，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能朝令夕改；从大的方面说，是“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保持制度的稳定。而不可畏事，则是说，不能因为一些人对我们发展道路的非议和质疑，就缩手缩脚，甚至按照他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观点。同志一再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在根本的问题上，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认准了，就要理直气壮、态度鲜明，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然后照我们自己的判断行事。在发展道路、政治制度等根本问题上，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任尔东西南北风”。
原典
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夫生事者，无病而服药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药也。乃者阿里骨之请，人人知其不当予，而朝廷予之，以求无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几于有病而不服药乎？今又欲遽纳夏人之使，则是病未除而药先止，其与几何。
——（北宋）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
释义
这是北宋元二年(1087年)九月八日，时任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的苏轼就西羌、西夏事宜写给宋哲宗的奏议。
元二年八月，北宋俘获了与西夏勾结的西藩首领鬼章，槛送汴京。这是宋朝开国以来首次俘获敌国元凶，百官称贺。苏轼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指出：“安危之机，正在今日。若应之有道，处之有术，则安边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将骄卒惰，以胜为灾，亦不足怪。”他就北宋的边防政策提出：“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意思是，治理国家既不可随便制造事端，也不可胆小怕事。苏轼指出，“生事”如无病而服药，“畏事”如有病而不服药，它们的害处相同，都会置人于死地，并批评了北宋政权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失策。苏轼意在奉劝朝廷，既要谨慎持重，不可无端生事；遇事又不可退缩，要主动作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
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在新疆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同志多次表示，他很喜欢苏轼的这一句话。历史上有很多类似教训：唐代开元盛世，玄宗却丧失进取心，骄傲怠惰、沉溺享乐，终致“安史之乱”；清朝康乾盛世，朝野却扬扬得意于文治武功，奢靡腐化、放松吏治，转而走向嘉道中落。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组织，生存和发展最主要的威胁，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与变故，而恰恰是那些不易察觉、缓慢积累起来的倦怠与松懈。正因此，同志才不断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智者见于未萌”，深谋远虑、治于未病。经略将来，如何做到？也就像同志所说，“对已经看得清的方面，要深入研判、早做谋划、从容应对；对暂时难以看清的方面，要密切跟踪、未雨绸缪、灵活应对。”
原典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北宋）苏轼《晁错论》
释义
《晁错论》是苏轼写的一篇人物评传，评论的是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削藩这一历史事件，并分析了晁错被杀的根本原因。
上面这段话为《晁错论》的首段，作者开门见山提出论点：天下的祸患，最难以解决的，莫过于表面上平安无事，实际上却存在着难以预料的隐患。这句话暗指汉景帝时期，表面上虽然国泰民安，却潜藏着藩王坐大、威胁中央的危机。接着，作者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却不想办法解决，那么祸乱就会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那么恐怕天下的人由于习惯了太平安逸，就不会相信并支持我们。狃（ni）：习以为常而不加重视。实际上就是指晁错削藩动手过快，下手过猛，直接导致“七国之乱”。文章又以“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与晁错进行对比，提出真正的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的主张，点出了晁错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由于缺乏坚强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精神，挑起“大难”却又不愿为天下人抵挡“大难”，只想保全自身，可谓自取其祸。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解读
治国理政，什么是根本？同志的回答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今天中国走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无论是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形成覆盖13亿人的世界最大社保网，实践已经给出了其优越性最好的证明。恰如同志在不同场合数次强调的，今天的中国，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治国理政，坚定我们的“三个自信”，这就是根本。根本不动摇，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就能不断推进，发展就能不断前行。
原典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释义
《贞观政要》是“贞观之治”的翔实记录，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与身边大臣的论政对话，对后世颇具启示意义。
在上面这段对话中，唐太宗分析了隋朝灭亡的原因。他对侍臣说，当年隋朝刚平定京师时，宫中尽是美女、珍玩。但隋炀帝还是不满足，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再加上东征西讨，穷兵黩武，使得百姓不堪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唐太宗表示要引以为戒，并阐述了自己的治国之道：“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他认为治理国家就像种树一样，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并提出：“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由此可知，唐太宗的治国方略受到了老子“清净无为”“修身治国”思想的影响。正是由于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借鉴了老子的治国之道，采取了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才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贞观之治”。
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
——《关键在于落实》等文中引用
解读
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是“谁来落实”。同志引用这副对联，批评不抓落实的时弊，强调“为政贵在行”的理念。战国时期赵括只会纸上谈兵，以致40万赵军全军覆没，留下虚谈废务、空谈误国的历史教训。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注重落实，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带领人民夺取新胜利的关键。同志对领导干部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严字打头，实字打底，强调“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一个“实”贯穿为官用权的各个方面，认为能否以实而治，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展现，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工作能力的重要检验，需要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正确政绩观，具有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避免徒陈空文、浮光掠影。
原典
然有治不治者，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优偶之戏，衣冠言貌，陈事辨理，无不合度，而岂其实哉！
——〔清〕唐甄《潜书·权实》
释义
《潜书》为清初思想家唐甄（1630-1704年）所著，作者自称积三十年而成。唐甄自言：“不忧世之不我知，而忧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郁结于中，不可以已，发而为言。”文体仿先秦诸子，初名《衡书》，意在权衡天下；然作者因连蹇不遇，遂改为《潜书》，意为潜而待用。
唐甄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也是一名成功的实践者。他在山西长子县做知县时，为了动员百姓种桑养蚕，不但挨家挨户做说服工作，而且带头示范。结果一纸文书通告未发，就在三旬之内种桑80余万株。他的成功经验，便是“为政贵在行”。唐甄认为，文书通告只是“藉以通言语，备遗忘耳，奚足恃乎”，故而提出：“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实，就是实干，踏踏实实做事。唐甄认为，为政最重要的是付出实际行动，这样天下就可以太平；反之，百姓就不得安宁。唐甄的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官场中公文泛滥、有令不行的弊端提出的，并非一概否定发布文告推行政令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只管发文，不问落实，其结果只能是“百职不修，庶事不举，奸敝日盛，禁例日繁，细事纠纷，要政委弃”，公文告示贴满大街小巷也形如空文。
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
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
—《摆脱贫困·从政杂谈》等文中引用
解读
改革越深入，就越面临重重险阻、种种挑战，何以劈波斩浪、乘风而行？同志反复强调，“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蹄疾而步稳，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应该始终坚持的方法论。权衡大小急缓，才能分清主次；做到上情下达、内外有别，才能有条不紊。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每个领域的改革都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落而全盘活，单兵突进、孤军深入就会顾此失彼。因此，既要有敢闯敢试、激流勇进的精神，也要有稳扎稳打、谋定后动的状态；既要有只争朝夕、锐意进取的担当，也要有审时度势、静水深流的功夫。该前期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否则就会失去章法、打乱节奏，甚至出现大的颠簸。把握好重大改革的次序，优先推进基础性改革，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才能做到“蹄疾而步稳”。
原典
穆公曰：“诚如先生之言，遂可以霸天下乎？”蹇叔对曰：“未也。夫霸天下者有三戒：毋贪、毋忿、毋急。贪则多失，忿则多难，急则多蹶。夫审大小而图之，乌用贪？衡彼己而施之，乌用忿？酌缓急而布之，乌用急？君能戒此三者，于霸也近矣。”
——〔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二十六回》
释义
《东周列国志》是明末文学家冯梦龙改编的长篇历史小说。该书以“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为主线，描写了从“宣王中兴”到秦灭六国这段历史。
在《东周列国志》第二十六回中，秦穆公问大臣蹇叔：怎样才能称霸天下？蹇叔回答：要称霸天下，必须做到毋贪、毋忿、毋急这“三戒”。蹇叔认为：贪婪反而失去更多，气愤招致灾难，性急容易受挫。并指出正确的方法：“审大小而图之”“衡彼己而施之”“酌缓急而布之”。如果能审视目标的大小量力而行，何必还要贪呢？如果能衡量敌我的力量采取行动，何必气愤呢？如果能斟酌情况的缓急处理问题，何必着急呢？做到这“三戒”，离称霸天下就不远了。
“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意思就是：要权衡大事小事、急事缓事，抓大事不放，抓急事先办；要沟通上下内外，做到上情下达，内外有别，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同志引用这句话，就是要强调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处理问题中要学会“下先手棋”。邓小平同志在改革之初就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时少。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需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需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改革前行的每一步，都面临着险象环生，都遭遇着暗流涌动，也必然会遇到更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不能在问题才现苗头时就解决问题，在机会刚显峥嵘时就抓住机会，就会“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贻误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推进改革的最佳时机，不仅会造成恶劣影响，更会付出更多时间成本。因此，执政用权、推进改革，就应该洞幽烛微、明察秋毫，对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了然于胸，早做应对，才能避免将问题和矛盾由小拖大、由大拖炸。这是提升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
原典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春秋〕老子《老子·第六十四章》
释义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意思是，要在事情尚未发生之时就预防处理，要在祸乱产生之前就早做准备。
这段话中，老之论述了未雨绸缪、未兆易谋的道理，告诫人们要见微知著，在险情发生之前采取措施，防微杜渐。老子还指出，人们做事情常常功败垂成，故应当“慎终如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流传下来的这类箴言很多。诸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荀子·大略》有：“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优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所以，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政如农功，日夜思之
——《之江新语·为政者需要学与思》等文中引用
解读
同志对“三农”颇为熟知和亲近，他多次引用描写农村和田园风光的诗句，并熟稔农事谚语，用农事比喻从政，这是他对政农相通的深刻体会。干部就是干事的，我们要靠作风吃饭，靠干事出活。反之，如果脑子不装事、心里不想事、手里不干事，不犯事但也不顶事，这样的干部有什么价值？
俗话说，干一行爱一行。当干部就要在状态，有抱负、敢担当，在其位、谋其政，这是起码的为政之德。这种状态，不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是真正把岗位当责任、把工作当使命，时时兢兢业业、事事如履薄冰，“在位一分钟，干好60秒”，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尽其力。这种状态，也不是用力蛮干，而是要讲究方法艺术，不仅是想干事、敢干事，而是会干事、干成事。正所谓，认真做事只能把事情做完，用心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思考，少一些盲干、多一些巧干，才能以细心谋事、用恒心成事。
原典
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春秋〕左丘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释义
“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是春秋时期政治家子产在郑国为卿时说的话。大意是，从政要像农民种地一样上心，播种过后，雨雪风旱，日夜操心。一开始思虑周全，最后才能成功。子产还说：“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意思是，凡事从早到晚去办理，细想然后再做，跟农事有次序一样。这样才会少有过失。
“政如农功，日夜思之”，农民勤于劳作，把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倾注在春播、夏耘、秋收、冬藏之中，企盼有一个好收成，过上富足安康的生活。同时，无论是农功还是政事，“思”都是成就事业的一个重要环节，“思其始而成其终”。农功之思反映在对农事筹划、安排、管理的全过程中，只有多思善思，不断总结，才能掌握农事的规律，不违农时，不误农事，取得事半功倍之效。从政亦然，只有夙夜在公，殚精竭虑，才能造福一方。
“政如农功，日夜思之”，也反映了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的特点。因为注重发展农业经济，将发展农业视为安天下、稳民心的关键，所以才以农喻政。
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所谓“时”，不仅是“天时”“地利”，更是“人和”。同志引用《荀子》中的这句话，正是为了说明，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道路，广大群众是支持和拥护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中国道路”，是亿万人民走出来的道路；“中国奇迹”，是亿万人民共同书写的奇迹。我们的制度构建、道路选择，正是建立在这种深厚的民意基础之上。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只要党态度鲜明了，群众也就清楚了，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也自然就站不住脚了；如果党态度不鲜明，群众就会群龙无首、无所适从。不管是国家的根本制度，还是地方的发展思路，只有想明白、讲清楚，创造出“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机，才能真正贯彻下去、落实起来。
原典
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
——〔战国〕荀子《荀子·王制》
释义
《荀子·王制》记录了君主治理天下的规章制度。在上面这段话中，荀子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以达到其平衡与协调发展。
荀子认为：“君者，善群也。”君，就是善于把百姓组织起来并使之群聚在自己周围的人，喻“得民心”的君主。用“群”来解释“君”，在训诂学上叫作声训，即以语音相近的字来训释，揭示词汇之间的同源现象。“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就是说，如果组织方式恰当，那么万物皆可安排合宜，六畜亦能繁衍生息，一切生物都能得享寿命。怎样才算是“群道当”呢？荀子认为：“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时：适时。意思是，饲养牲畜适时，六畜就生育兴旺；砍伐种植适时，草木就繁荣茂盛；政令颁布适时，百姓就能被统一起来，有德才的人才会心悦诚服。荀子强调，处理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都必须顺“时”而为。
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
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
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同志曾这样总结执政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一个国家，要把各种矛盾处理好、各项事业发展好，需要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动员大家一起来想、一起来干。同志引用的这句古语，正体现了“广开言路、博采众谋”的协商民主原则。的确，我们的每一项决策和工作，莫不关乎万家灯火、连着百姓民生。在与自己利益切实相关的问题上，人民群众有意愿、有能力也有权利行使自己的表达权。从工作中的广泛调研，到已成常规的听证会，再到项目进程中的交流沟通，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协商，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一个根本保证。“人心齐、泰山移”，正如愚公移山的故事所说明的，只要齐心协力、坚持不懈，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原典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塞矣。
——〔春秋〕管子《管子·九守·主明》
释义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意思是，眼睛贵在明辨事物，耳朵贵在听觉灵敏，头脑贵在思维敏捷。君主站在天下人的角度观察，就没有看不见的；站在天下人的角度倾听，就没有听不到的；站在天下人的角度思考，就没有不理解的。
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当政者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方能看得远、想得深，做成常人不能做之事；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只能导致国家灭亡。
此外，《易传》中还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吕氏春秋》亦言：“万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无不中。”讲的都是“团结就是力量”。
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解读
在谈到改革时，同志特别强调胸有谋略、动有章法，要打破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思维定势的形成，或是由于个人立场、地位、利益，或是由于工作格局、权限、机制。同志还经常强调，形势是会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工作需要不断适应新的要求。如果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难免会碰钉子。形势变化了，任务升级了，如果还是完全顺着既有的思维定势来行事，可能就觉得不需要改革，或者不积极去推动改革，就可能误事。所谓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正是说要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思维定势。正如同志一再强调的，解放思想是“总开关”。只有坚持这条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才能摸清利益固化的症结，找准突破问题的方向，推动改革继续前行。
原典
黄酋书，昨鉴川公亦曾抄寄本兵。此酋贪纵寡谋，终当归吾羁绁。观其书词，已非昔时之倔强，可用其几而制之。……但愿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况今时则易然耳。
——〔明〕张居正《答宣大巡抚吴环洲策黄酋》
释义
这是张居正写给宣大巡抚吴环洲的一封信。宣大巡抚，明称巡抚宣府大同地方赞理军务，为明朝初中期设立的一个职位，管理北部边疆地区的宣府、大同府两地的防御。信中提到的黄酋，是蒙古俺答汗之子黄台吉。这封信事涉明朝北部边防，故张居正告诫：“但愿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希望对方审时度势，凡事深思熟虑后再付诸行动，如此天下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无论做什么，事先有准备才能成功。对此，张居正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陈六事疏》中说：“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天下的事情，斟酌计议贵在详备，贯彻执行贵在全力。在《答中丞孙槐溪书》中还说：“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始。”急于开局之时，务必虑及善终；大凡成功之事，往往源于善始。由此可见，张居正开创的“万历新政”绝非偶然。
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
——《摆脱贫困·从政杂谈》等文中引用
解读
“战略定力”是同志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理念。对于领导干部个人，又何尝不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一份“定力”？做出决策、发布政令，要“谋于前才可不惑于后”，一旦做出决议，就要不为一时议论所动、不为一时扬抑所惑，不追赶时尚、不迎合潮流。只要你坚定信念，只要你决策正确，随着问题的逐步解决，各种议论自然会慢慢平息。毛泽东同志曾引用一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如果领导干部做不到“临大事而不乱”，就会在重大关头表现得头重脚轻、立场不稳，这样如何深化改革？在1990年这篇文章中，除了“忌朝令夕改”，同志还提出要“忌急于求成”“忌自以为是”“忌眼高手低”，全面分析了青年干部成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区。其实，这“四忌”共同的指向，都是要保持定力、保持清醒、保持从容，恰如《老子》中所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原典
夫宽深不测之量，古人所以临大事而不乱，有以镇世俗之躁，盖非以隔绝上下之情，养尊而自安也。
——〔北宋〕苏轼《策略四》
敕陈侗：士临利害之际而不失故常者，鲜矣。
——〔北宋〕苏轼《陈侗知陕州制》
释义
“临大事而不乱”，出自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苏轼应制科考试的试卷《策略》，苏轼时年24岁；“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出自苏轼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为皇帝代拟的圣旨《陈侗知陕州制》。
在这篇《策略》中，苏轼认为为政者应以诚为本，要有古代圣贤宽广的胸襟，能临大事而不乱，有所决断才能有助于民。后来，他又提出了“临利害之际而不失故常”的观点，主张在紧要关头，要保持原有的常态。
“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是一种从容不迫、应对自如的处事态度。当大事来临的时候，不惊慌失措，镇定沉着；在利害冲突的紧要关头，不患得患失，保持常态。这里显示的不仅是胆量、毅力，还是经验、才干和公心。苏轼的这一观点秉承了其父苏洵的思想。苏洵在《权书·心术》中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临大事而不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就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另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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