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购买？——接合性情境中网络主播的类社会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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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缪倩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社会学硕士。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儒家道德的社会化路径研究子课题：儒家道德社会化路径的对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6ZDA107）的研究成果。

随着网络视频直播平台的迅猛发展，网络女主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对网络女主播与受众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四种研究视角：一是青年亚文化视角，认为直播的普及是参与式文化泛化的结果（王春枝，2017），是平凡人的集体狂欢（陈瑞华，2017）。第二种是社会性别视角，从身体、情感、性别污名（余富强，胡鹏辉，2018）、身份认同（王婷，刘乾阳，2019）的角度审视女性主播。第三种是将之视为一种情感劳动，讨论其商品化（涂永前，熊赟 ，2019）、表演化（胡鹏辉，余富强 ，2019）的面向，进而讨论其背后的劳动控制方式（徐林枫，张恒宇，2019）。第四种则是从社会关系入手的研究。有讨论原子化的个体如何借助直播形成社群（欧彦伶，2018），并进而将之视为是网络化个人主义的产物，其交往是一种陌生人虚拟互动方式（汪雅倩，2019），具有真实性和亲密性的特征（Alice & Marwick，2016）。黄少华等（2009）发现，网络直播的互动主体不同于现实生活的互动主体，从本质上来说，主播类似于媒介人物（Meyrowitz，1994）。朱丽丽（2017）提出“拟态亲密关系”，认为是网络空间中的想象的亲密关系。

黄和朱已经意识到了网络主播与受众其实是一种媒介人物和受众/粉丝之间的关系，即类社会关系。周勇等（2018）从理论层面讨论了直播作为一种类社会关系；而田晓丽（2016）明确使用类社会互动这一概念来讨论网络人物和粉丝之间的关系，她发现网络时代的类社会互动互动性、受众参与性都明显增强，从而提出“参与性类社会互动”的概念。

随着对网络主播与受众之间社会关系讨论的深入，“类社会互动”“类社会关系”已经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并意识到网络时代类社会互动与大众媒介时代类社会互动存在着差异性。

类社会互动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个概念。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学家意识到在面对面互动之外，出现了观众和电视中的表演者或者说媒介人物间的互动。Donald Horton和Richard Wohl（1956）将之称为“类社会互动”，观众和表演者之间这种好像面对面的远距离亲密关系为“类社会关系”。这种互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互动，由于缺乏真实互动所必须的角色扮演，作为互动双方均需要想象或者说进行人内互动才能建立起类社会关系。因而，单向性和亲密性是类社会关系的显著特征。

这一概念在使用与满足流派中广泛使用，研究者对媒介人物包括主持人、演员、明星与观众的类社会关系进行研究（Perse & Rubin，1989；Auter，1992）。受使用与满足范式的影响，大众传媒时代的类社会互动和类社会关系研究，较多从个体心理因素去讨论，如孤独、吸引、依恋等，且往往将类社会互动和类社会关系混为一谈，视为媒介卷入的结果（Dibble & Rosaen，2011）。虽然欧陆的媒介心理学流派有意纠偏，将类社会关系与类社会互动相区分，认为类社会互动是媒介暴露情境中受众对于媒介人物的互动体验（Hartmann & Goldhoorn，2011），而类社会关系是两者发展出来的长期的带有社会情感连带的关系（Klimmt，Hartmann & Schramm，2006；Tukachinsky，2010）。但和使用与满足学派相似，两者均把研究中心放在了受众而非霍顿关心的主播身上。重新回到霍顿和沃尔当年的思路，从女主播出发，讨论其通过屏幕为中介、与观众之间进行的交往所建构的交往情境是什么？在这个情境中所建构的类社会关系究竟为何，从而进一步去恢复和探讨类社会关系的内涵和理论潜力就构成了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和中心旨趣。

本研究主要关注女性主播和男性观众之间的互动情境建构过程和“类社会关系”的建立过程。采用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以国内头部的直播平台：DY直播平台主播、参与观看DY平台直播的受众以及DY直播公司从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对该平台“颜值区”和“户外区”的主播直播间进行了约半年的网络参与观察，在此基础上，遵循可行性原则和资料饱和性原则，最终对10名女主播（编号F1-F10）和7名男性观众(编号M1-M7)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进行于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访谈资料遵循研究伦理，尊重案主自决，予以保密或匿名化处理。

一

礼物与情感：

直播间情境中女主播类社会关系的分类逻辑

直播间存在着几类观众，一般来说，用户/观众依靠打赏这样的经济行为或者关怀维护主播这样的情感行为来获得与主播互动和建立关系的机会，而主播也是通过用户这两种行为表现对他们进行关系分类，予以他们在直播间这个剧场和情境中中不同的位置。主播对用户的关系分类是依据两条逻辑线，一条是情感逻辑，一条是商业逻辑。

依照情感逻辑，根据观众对主播情感维护程度和要求主播情感反馈程度的高低将观众分为“老公粉”“真爱粉”和普通“水友”；而依照商业逻辑，依据用户对主播打赏金额的高低和主播相应的情感反馈程度，有“大佬”“房管”“微信好友”“水友”之分。

“老公粉”是占有欲强的观众，他们把主播视为网络恋人，给予主播类似于老公的关怀和维护，同时他们要求主播对自己专一和投入。“真爱粉”是一直陪伴、支持主播，但不要求对等情感回报的一类观众。他们一般不主动提出要求，更多像是朋友般交往，也不需要从主播那得到实质性的情感反馈，而是“养成”的心态。

在商业化逻辑下，主播将直播间的管理权限和微信号商品化，主播直播间的“房管”和“微信好友”都是明码标价的，一般得到主播的私人联系方式比得到直播间“房管”的位置所付出的成本要大。在主播看来，“大佬”是用钱解决问题的人，在商业化逻辑下在主播的人际关系中占据绝对的优先位置。大佬往往是主播无法掌控的，且最多一个月就会流失。因而一直陪伴着主播的“真爱粉”和主播在人际关系上就更为亲密，而他们的存在使得直播间这个情境似乎具有时间和关系上的持续性，从而具有真实性而非一个短暂交易情境。而主播在大佬缺场时，也会和真爱粉积极互动，使得双方的关系具有持续性。有一类观众对于主播很重要同时又很亲近，主播们称之为“守护”，这一类型混合了情感逻辑和商业逻辑：比“真爱粉”付出金钱多，比“大佬”付出的精力和感情多，但又不像老公粉那样要求情感的专一回报。至于房管，既是商品逻辑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同时也是情感关系得以运作的重要人物。

综上所述，主播将观众从情感逻辑和商业逻辑两条线来予以关系远近的划分。两条逻辑线并不互斥，而是如泽利泽所言微妙地混合在一起(泽利泽，2009)。这种混合本身有着情境稳定性和真实性的考虑。但网络直播情境是一种人为的接合情境，两种逻辑混合很有可能会产生互斥反应，而导致接合情境的崩溃。那么，在网络直播间中是如何使得两种逻辑得以混合、运行并稳定？

二

转态性规则和转态性角色：

网络直播接合性情境的运行与建构

转态性规则是Goffman（1990：19）用来描述临时性交往情境的“无关”法则受到外部因素影响时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在网络直播间，女主播收入的来源是虚拟礼物带来的收益分成。对于观众来说，这也是实现与主播互动、构建关系的最主要的媒介。在网络直播间情境中，虚拟礼物构成了一种转态性规则，它表面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法则：礼，但实质又有着货币物的内涵。礼物这个转态性规则对于这个新的接合性情境的建构和稳定就至关重要。通过礼物这个转态性规则，主播可以公开地对打赏多的用户表现出更大的好感，并展现到行为中。女主播可以公开表达单纯依靠“情感”建立联系的关系比如“真爱粉”还是不及赠送礼物多的大佬重要，而这个转态性规则也会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

通过礼物这一转态性规则的中介和转化，主播公开表达的情感就转换为“商品化”情感，商品性既被掩藏在情感表达之下，又事实上成为可以公然宣称的标准，获得了在这一接合性情境中的合法性。打赏既是事实上的交易（遵循平台和工会的商品情境法则），又是情感的表达（遵循日常生活的相遇情境法则），从而使得这个接合性情境能够有效地运转起来。作为基座的商品情境要求这个接合的新情境不能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异性相遇情境，而是要转换成为一个异性长期交往的情境。因而，这就要求女主播的身份既不能是性交易的对象（交易情境）也不能仅仅是异性陌生人（相遇情境），而需要转态为新的角色：暧昧女友。

之所以是暧昧女友，就在于在直播情境中，虽然做到了同步性（张丽华，骆世查，2019），但是对于具体的观众而言，与主播的同步互动还是很有限的，其与主播的互动还是建立在受众想象的基础上。然而，这种想象并不是漫无边际的，会受到头脑中已有的女性范畴与主播之间的匹配度的影响，是一种对抽象范畴具象化的过程（张杰，2015）。寻求与心动女生的偶遇是普通观众（水友）进入直播间这个相遇情境的主要动力。由于这是一个偶遇情境，对于观众而言，这个情境中的主播“女友”并不是说要发展成为现实中的女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性别游戏的成分。直播过程中主播的言语性挑逗和性暗示，以及网络主播实时生成的身体景观表达出的观众控制网络主播身体的可能性都使得观众产生了一种想象：网络主播经验丰富，性格大胆，可以撩，允许观众将其作为性幻想的对象，甚至可以发展出一段暧昧关系，而对网络主播的媒介污名更加深了受众对主播的这一认知（王丽，李理 ，2018）。

M2提及加主播微信时候的心理，就是希望跟主播聊些暧昧话题，经历日常生活中很少能够发生的异性偶遇事件。而为了将偶遇情境中的异性关系维持与发展下去，从而增强自己的吸引力和礼物量，在直播间这个接合性情境中，女主播并不会拒绝暧昧，甚至主动实践暧昧。即便这是直播平台和女主播合力精心制造的幻象，也能让观众沉溺于这种暧昧的异性相处中。

在双重接合情境的合力下，女主播通过转态性角色的扮演，使得自己与观众之间发展出一种以礼物为基础的具有挑逗意味的亲密关系。女主播在直播间中，常会采用“野蛮女友”的交流方式，爆粗口，说一些较为暧昧，较“污”的话，这种较为男性的语言和女主播甜美的外表相结合，呈现出一种反差性的，在日常生活中难以直接体验到的交流方式，从而呈现出暧昧女友的形象。

直播间这一接合性情境既是日常生活的偶遇情境与长期交往的类社会关系情境的接合，又是商品情境和交往情境的接合，从而构成了双重接合性情境。其情境的运行，时刻都面临着情境崩溃的风险。而女主播，也就随时需要进行情境维护的工作。正是在这个多重情境的缝合、拼接过程中，女主播发展出了种种关系维护策略，来使得这一接合性情境的生产得以维系，多重情境的并置不至于崩溃。女主播的类社会关系也必须放置这种接合的情境定义的维护中，才能真正理解其内涵。

三

双重接合性情境的缝合：

女主播“类社会关系”的本土维护策略

处于一个双重接合性情境，女主播面临着两大任务：1.作为底层情境的商品情境必须要被掩藏和转换。既让作为底层情境的商品情境的交易逻辑在接合性情境中合法化，同时又需要将之掩藏起来，让观众将直播间视为是日常生活意义的异性交往情境。2.对于这个异性交往的接合性情境，由于多重关系和多重情境的并置，要求女主播开发出不同于单一的面对面交往情境中的交往技术，从而使得这个多重并置的接合性情境得以缝合、运行和稳定。

（一）“舔”：商品化亲密情境与关系的维护

对于商品情境而言，礼物量的多寡与“大佬”直接相关。女主播对于“大佬”，会表现为“舔”的情感表达和行为，极力突出他们在直播间的优越地位和对女主播的重要性。“舔”首先表现为情感表达上让大佬觉得自己是女主播最重要的人，女主播是依靠自己的女友。“舔”是要让大佬觉得自己不是因为有钱才重要，而是自己在女主播的关系排序和情感排序中是最重要的。对大佬“舔”的过程中，女主播自己在人格、情感和行为上主动处于下位，使用各种方式来顺应、讨好大佬。这种对于上位者的情感和行为的顺从和讨好，实践了中国人的基本关系类型：纵向关系，并自然采用了纵向关系中下位者的行为准则（阎云翔，2006）。通过这种“舔”的情感和行为表达，女主播的礼物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女主播的关系策略使得商品情境成功地转换为与大佬的关系交往情境并成为直播间多重交往情境中的最重要一环。

（二）互惠往来：情感化交往情境和朋友关系的维护策略

大佬毕竟是少数，对于女主播而言，要想利益最大化，在这个接合性情境中还需重点维护交往维度中处于中等的用户，特别是微信好友，他们是女主播人气和收益的基本观众群，和微信好友的交往情境也是作为基座的商品情境需要转态的交往情境。对于“微友”而言，女主播的维护策略是将之建构为一个日常的、长期的，情感虽不强烈但持续的交往关系：女主播日常的主动示好是必要的。微友如果长时间不来直播间看主播，而这个人又在主播榜单上的话，主播会主动与之联系。另外主播也会在节假日的时候主动联系微友，特别是像情人节、七夕节这样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节日里，主播会扮演暧昧女性朋友这样的转态性角色去主动地“撩”，从而维持和发展关系。主播将这种主动行为解释为朋友间的“礼尚往来”。

在与微友的交往情境中，通过不同的情感表达策略，女主播让微友们在承认重要性维度的同时（即对女主播对大佬的舔的情感表达和行为予以接受和容忍），也让微友们感觉到自身对于女主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似乎不来自于礼物，而是来自于关系和情感。恰恰通过撩的情感技术，微友们与女主播的类社会关系得以维持，但要想进一步推进，需要通过礼物这个转态性规则来表达。作为基座的商品情境成功地进入到微友与女主播的交往情境和交往关系中。

面对守护、老公粉和真爱粉的共同在场，女主播如何同时进行情感表达而不至于引发这些关系类型的不满和交往情境的崩溃？女主播会采用同一角色的不同侧面表达技术，对于“守护”“老公粉”“真爱粉”这类观众的关系缔结和维护，主播们基本遵循的是现实人际关系中的平等原则，采取“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策略，像对待现实生活中的异性好朋友一样，卖萌、卖乖，“暧昧”的成分较少，“好朋友”的成分较多。主播们对于这类观众的打赏行为，会像日常生活中面对陌生人的友善行为那样，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感恩，甚至会将一部分钱通过私人联系方式再返还给观众，传达出朋友互惠往来的意味，让观众体验到和主播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充满人情味的朋友关系。通过这种退款，礼物的转态性得到了确认：这不是基于金钱的短暂性交易，而是基于情感的长期互惠往来。在和这类关系类型相处时，女主播的主要角色扮演是女性好朋友角色，“真情”成为她们主要的情感表达。面对真爱粉的真情，女主播也需要表现出对他们真心的关心，可以以牺牲自己的经济收益为代价。

女主播通过转态性角色的不同扮演，情感管理的不同技术运用，使得并置的情境能够同时并存成为接合性情境。但无论是哪一类交往情境，关系的远近，情感的高低，最终都要体现为对女主播的打赏行为才能持续下去，作为基座情境的商品情境始终是这个接合性情境的隐蔽动力。

（三）双重接合性情境中转态性情感表达规则的确立

直播间作为一个接合性情境，其与每个关系类型之间都构成了一个交往情境且同时并置，这就意味着女主播只能在其他人观看的前提下与各个关系类型的观众发生交往，每一个交往情境都会受到其他交往情境的影响。这种多重并置情境，很容易出现表演崩溃和情境崩溃的现象（Boyd，2011）。为了避免这一点，女主播必须发展出维护这个接合性情境，使之不发生冲突和崩溃的实践策略。

对于每一个交往情境中的对象，女主播都需要让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从而让其他观众觉得女主播和该对象之间并非是确定的关系，自己会有与女主播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希望。因此，对于每一个交往对象，女主播在直播间中都会采用“若即若离”的策略。借鉴霍克希尔德对于空姐情感管理的洞见，女主播对于接合性情境中情感维度的认同，不能简单的视为自我表演，而要视为是深层的情感管理，她们自身在这个情境中对于这类情感是认同的，对于这类情感的卷入也是严肃、认真的，是深层情感管理。也正是由于女主播的深层情感管理，使得其在这个多重交往情境中，才能够比较自然地表现出交往和情感卷入的差异性，使得这个多重交往情境得以维持。

但是，和霍氏所描述的空姐不同，女主播对于这个职业本身并没有非常强的职业身份认同，因而，这种深层的情感管理虽然有助于接合性情境的避免崩溃，但却给女主播自身的自我认同带来冲突和困扰。

因此，女主播为了避免自身在这个接合性情境中的表演崩溃，发展出了情境分离的策略，让自己不至于陷入表演和情感过于投入引发的困境。这种情境分离策略是将接合性情境与自己真实的日常生活情境予以分离。其中一种方式是将之视为商品情境，而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将接合性情境和现实情境分离，从而使得女主播在接合性情境下可以进行深层情感管理，但这种深层管理通过情境分离后，就被视为表层管理。亲密关系只是成为接合性情境中的实践策略。

在直播间这个接合性情境中，观众对于“亲密关系”的定义受到礼物这个转态性规则的暗示，是单维度的。在他们看来，礼物量和亲密性之间是划等号的，刷了多少礼物量就应该获得多少程度上和主播的亲密性，而主播对于“亲密关系”的考量则是双维度的，情感上的关心、爱护和陪伴、金钱上的支持，两者缺一不可，即使同时具备了，在这个接合性情境中，由于多个交往情境的同时并存，其关系也始终需要保持在不确定的若即若离的状态，何时进退，如何进退，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由主播决定，而接合性情境中的亲密关系是否发展为现实的亲密关系，也同样是不确定的。

（四）接合性情境的崩溃：受众与主播“类亲密关系”的断裂

礼物作为转态性规则隐含着交换和情感的双重含义。当观众打赏后没有从主播那里得到相应的情感反馈，或者主播没有从受众那里获得满意的礼物量的话，转态性规则就不再起作用，这时，直播间作为一个接合性情境就开始崩溃，其作为商品化情境的底层情境开始暴露，受众与主播的“亲密关系”就会断裂。

在访谈中，女主播屡次会提到“套路”。套路就是通过各种看似个人情感的表达，来实现让观众打赏，刷礼物目的的种种策略。然而，一旦套路被观众识别，发现主播对自己并不是情感关系而是单纯的基于礼物交换的关系时，这时候，转态性规则就失效了，商品化亲密关系被识别为商品关系。主播面临着两难：是将套路继续下去，成为真实的亲密关系，还是就此结束，接受关系退化的结果。这类的典型就是大佬。“大佬”基本上都是混迹于平台相当一段时间了，当刷礼物无法奏效以后，大佬也就识别出究竟是交换关系还是带有情感意味的亲密关系。

作为一个接合性情境，情感关系中的非等价性（排他，边界，真实）和货币关系的等价性（肉与钱的交换，情感与钱的等价）事实上构成了张力、矛盾和冲突，时时在威胁这个接合处的稳定，进而导致接合性情境被还原为商品情境，从而断裂和崩溃。而更为复杂的是，这种接合性情境是一个多重并置的交往情境，随着女主播对于真实自我、真实关系维护的难以为继，其苦心经营的前台后台边界的接合以及多重关系并置的接合也就随之断裂和崩溃。

四

制作“真情”：

以屏幕为中介的接合性情境控制与冲突

主播在直播间与观众进行交往时倾向于采用“真实”策略来呈现直播间这个接合性情境，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呈现这样的印象：她并非刻意在“表演”，而是自发而“真实”地表达互动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情感，这种“真实”让受众产生了“现实”感，从而将屏幕中的主播视为是真实的交往对象而非屏幕中的人物。

为了制作“真实”，在屏幕中呈现自我形象的妆容就成为女主播必不可少的舞台道具。主播在屏幕前淡妆的真实的自我，是通过各种化妆技术适应屏幕直播的结果，是屏幕隔离和掩藏的的商品化情境中反复思虑、精心设计的结果。这种真实还体现在语言风格的设计上，从而呈现女主播真性情的形象。为了使得舞台中的自我形象和“后台”的自我形象一致，女主播们往往通过屏幕的中介，精心打造朋友圈动态，使得直播间的自我形象和“直播外”的自我形象相互呼应、配合，传达一种直播间的我是“真实”的，直播间中的关系和情感也是真实的意味。

一屏之隔的观众，将这个接合性情境误读为真实的偶遇与交往情境，对女主播的真实、真性情和真情产生信任，认为自己与女主播之间的朋友关系是“真实”存在，持续打赏、甚至幻想对方会成为自己的女朋友。主播们通常不会直截了当地让受众给她们赠送虚拟礼物，一般都是隐晦的，甚至有的主播为了营造出这样的印象，即我们之间是情真意切的，不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交换关系，会采用前述的朋友间的交往方式，通过商量和互惠往来，显得很有人情味。

事实上对于主播和公会、平台而言，主播在屏幕前的“真实”形象是受到平台和公会的严格管理的，这些管理制度和运行过程在屏幕的中介下，都被有效地掩藏起来，成为直播间这个接合性情境中观众不可见的基座。

主播和平台、工会、运营之间是一个剧班。然而，屏幕的中介性使得这个剧班中只有主播是可见的，剧班其他成员则在屏幕背后不可见，按照作为基座的商品情境中的商品化逻辑来进行主播“真实”形象和“真情”关系的设计。但是对于观众而言，可见的仅是作为舞台的偶遇与交往情境，不可见的是作为基座的商品情境。这就意味屏幕中介的这种不可见性，使得主播得以控制观众面对的直播间情境，发展出符合商品化情境规则的接合性情境定义和规则、以及资源和角色，使得主播控制着情境的定义和资源，成为拥有权力的一方。

五

结论与讨论：

以屏幕为中介的接合性情境接合了什么？

本研究重点探讨双重接合性情境下主播与观众之间的类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讨论作为接合性情境的演播间是如何将作为基座的商品化情境和作为舞台的偶遇与交往情境接合起来，通过转态性规则、转态性角色和主播的关系实践，在屏幕中介下建构观众心目中日常生活意义的“真实”情境和“真情”关系；揭示在主播的种种关系和情感管理策略下，去缝合和化解多重观众交往情境同时并存的接合性情境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同时建立起不同类型的类社会关系。进而发现，表面即时互动的“交往关系”依然是一种由屏幕中介而成的，想象性的，受女主播主导的，看似“亲密”实则商品化的类社会关系。这种类社会关系，在接合性情境中，事实上是“商品化亲密关系”，其缔结、维护、断裂既是女主播关系实践的结果，也是接合性情境自身运行和情境崩溃的结果。

初步的研究发现，之前研究者们所发现的社交媒体引发的类社会关系的转向：观众参与的加强和权力反转和交往的双向性是一种假象。类社会关系之所以区别于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在于其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想象性

屏幕的中介使得接合性情境的接合处被掩藏，主播使用双重关系逻辑，通过转态性角色的不同侧面的扮演，不同关系中的情感投入策略，使得多重并置的交往情境得以缝合，使得受众对于这种商品化关系产生了“亲密关系”的想象。

（二）单向性

表面看来，女主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交互的，但其实女主播是通过各种关系策略让受众不断情感卷入到关系中，但自身却利用对情境控制的优势，将之视为是一种物化关系，通过若即若离、忽远忽近的关系和情感策略，通过情境分离将自身与这个接合性情境和转态性角色保持距离，没有真正投入到亲密关系中。

（三）中介性

女主播与受众的关系是建立在屏幕中介的基础上的。屏幕既将直播间这个前台转态成为观众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偶遇和交往情境，而将公会和平台掩藏起来作为真正的基座，将一套商品化逻辑和情境隔离开来，又将观众与女主播之间的交往关系通过这种可见/不可见转态为商品化亲密关系，使得这个小世界运行以商品化为基座的亲密关系法则，同时让女主播始终保持可以退出的不确定性状态。

多种交往情境的同时并存是这个接合性情境不同于电视直播间的最大特点，而维持这个多种并置交往情境的运行，缝合其可能存在的冲突和崩溃就成为女主播关系和情感实践的关键。可见，类社会关系这个理论的潜力不是仅在于对一种新的中介化交往方式的洞察，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不同媒介影响下类社会关系的变化，而是要深入到类社会关系的提出前提：新的交往情境中，去挖掘交往情境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从而推动类社会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社交媒体时代，在凸显、可见、接合新的情境的同时，技术也掩藏、不可见部分情境，但这些不可见的情境，对于可见情境的运作具有事实上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就给原有的符号互动论的基础：社会情境论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这项研究揭示了，在当下的社交媒体环境中，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和智能手机屏幕的可供性使得社会情境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均发生了变化。在宏观层面，原来只是作为背景的宏观结构：商品化经济结构现在可以构成接合性情境中的一部分，并成为女主播可以直接利用的资源；而作为互动另一方的观众，在屏幕的伪装和遮掩下，他们依然将之视为是一个日常互动、偶遇的生活情境，对于不可见的接合性情境，观众无法参与互动定义，从而出现了互动中的情境和情境定义不对称的新情况。

在微观层面，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使得在现实中处于分离的交往情境得以在直播间中同时并存，从而出现了情境的第二个新变化：情境崩溃。情境崩溃首先指的是多个情境的同时并存的新的接合性。然后指的是在情境崩溃现象出现后，女主播必须发展出新的交往技术，让各种同时在场的观众能够都感受到女主播的情感表达和彼此之间在分离情境中建构的关系的特殊性。这种同时在场的微观接合性情境，对于女主播的转态性角色扮演和情感表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旦女主播角色扮演不成功，就很容易让同时在场的观众意识到这个接合性情境的脆弱与不真实，意识到背后的商品化情境的主宰性，从而退出这个接合性情境。在这个意义上，微观的接合性情境，对于女主播而言，其权力又是不确定的，需要在交往中不断去缝合，弥补情境中可能出现的冲突与缝隙。

传统上，情境一直被视为是微观的，可见的，具有可建构性的；而社会结构被设想为不可见的，宏观的，具有强制性的。然而，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如本文所描述，为情境间的接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本文需要强调的是，在社交平台中，社会结构真正成为情境中的规则和资源，从而为通过情境去连接行动与结构提供了新的可能和契机。

因此，情境崩溃这个社交媒体研究的重要概念，不仅仅是指多重微观情境的并置，事实上是宏观、中观、微观的情境并置：中观的组织化工作情境、作为前台的线上交往情境和作为深后台的日常生活情境。三者的同时共在和冲突使得结构与行动的张力在社交媒体的接合性情境中得以可见。把握这种不同层次的情境并置，才能更好地理解微观的线上交往情境何以崩溃，这是这项研究对于情境崩溃概念和社交平台中的社会情境研究的贡献所在。

因而，未来如何通过观察与研究，使得可见的情境中的不可见部分得以凸显，从而使得我们得以对中观、宏观结构进入到微观情境中并接合、运作、冲突、崩溃的机制进行进一步探究，在情境的接合和转换中去把握行动和关系建构和碎片化社会的运行，激发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跨越潜能，这可能是类社会关系作为符号互动论视角下的中层理论对于媒介理论的最大启示。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2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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