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之后在日本发生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既是具有横向地域差异的文化间的冲突，又是具有纵向历史发展阶段差异的文化间的冲突，即多元性的日本封建文化与近代欧美资本主义文化间的冲突。

从历史发展的结局看，近代文化最终取得胜利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文化变迁不同于政治革命。狭义的“明治维新”是场政治革命，可以是个突变过程，通过打倒旧幕府政治权力，建立新的明治政权即可实现。而文化变迁却是个渐进过程。表层文化的变迁或许能以较快的速度实现。明治维新后，上至天皇、大臣，下至军警、庶民，很快地脱掉和服换上洋服，剪掉发髻留起剪发头。洋楼与瓦斯灯也随处可见。

然而，即使是具有多维价值观并以乐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而著称的日本民族，也不会象一些著作所描绘的那样，会轻易地改变千百年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

其明证是，直至明

治维新百余年后的今日，日本民族仍未放弃以团体或社会为本

位的价值体系而真正接受个人本位主义的价值体系（尽管尊重

人的个性的呼声在日日高涨）

。因而，不要期望在较短的时日内改变象遗传基因那样深深植入生命深部的民族文化心理。

民族文化心理的变革是要受到经济基础与社会关系之制约的，也就是说文化冲突与文化选择的结局，并非完全取决于文化自身的运动，还要受到现实物质生活的制约。由于日本是在自身的近代性质发展不成熟的情况下，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接触的，因而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队伍的扩大，与之相适应的近代性质的西方价值观体系才会在日本植根。我们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变革主要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变革，应是渐进的。

而且在不同的阶段，传统文化对西方近代文化的选择自由度与适应状况也是不同的。

在变革之始，或许会有少数先觉者预见到未来的发展，呼唤抛弃传统观念，宣传西方近代思想，这固然十分可贵。

但是，东西方文化冲突既是新时代到来的先兆，也可能因为调适不当，带来文化道德真空乃至社会瓦解。

如果在接受近代文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性急地欲全面抛弃传统，要求超前的文化变革就只会造成与现实的错位与脱节，旧的外在规范遭卑弃，新的又不能植根，以致形成文化道德的空白时空。

这或者导致对民族文化自身的破坏，或者刺激人们呼唤传统的回归，都将造成延缓新文化建设的结局。在日本，“文明开化”时期浅薄的“欧化”论不就引得一些人出卖寺院，毁弃佛塔吗？不也有人主张与洋人通婚改良人种吗？一时出现的混乱与颓废，恰恰成了元田永孚等传统派要求复活儒学的口实，就连西村茂树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因此倒退。而且如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力著《中国意识的危机》所证明，“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主张，其自身就是中国儒家各派都公认的传统思维模式。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政治权力的文化政策也有力地左右着文化选择的进程。明治维新之后，思想家们或鼓吹“欧化”，或呼唤传统，但都不具有强制性。而明治政权的“文明开化”政策，或规定儒学道德为国民道德准则的《教育敕语》却是具有强制性的。因而政治权力的文化政策较之思想家的主张，对文化选择进程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制定《教育敕语》后的日本政府的文化政策，基本是采取“和魂洋才”或“东洋道德，西洋艺（技）术”的模式。这一政策模式既有适应日本现实的社会经济的一面，又孕育着阻滞日本近代化进程而将日本引上军国主义邪路的可能性。

对于东西方文化冲突，似不应采取简单的两分法，不能认为东方传统文化一切皆坏，而西方近代文化尽善尽美。传统文化同时具有限制与推动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变的两重性，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也包含有超时空的永恒主题。因而“全面欧化”论对近代日本是不可取的，确实也时时处处碰壁。在精神文化层次上，寻找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接点，创造地扬弃传统文化，有选择地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实行两种文化的“融入”或许才是日本近代文化变革的正确道路，才会减少因文化道德真空造成的社会动乱并避免社会瓦解危局的出现。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在人民的推动下，曾于相当长的时间内，争取修改与欧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致力于恢复民族独立。

直至1894年，欧、美列强才好不容易答应修改条约。但是，日本政府在力求摆脱被压迫民族地位的同时，却采取“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的错误政策，踏上了侵略亚洲弱小民族的道路。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吞并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

1875年，又策动“江华岛事件”侵略朝鲜。第二年，逼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岛条约》，规定日本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并向日本开放三个口岸。在国内，则实行“国民皆兵”制度，使军队统帅权直属天皇而独立于政府权限之外。这样，日本在国内外的体制和政策方面，都名副其实地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直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灭性的失败。

1878年，以当时陆军卿（陆军部长）山县有朋的名义，发布了《军人训诫》。《军人训诫》规定“忠实”、“勇敢”、“服从”是军人精神的根本。《军人训诫》虽未公开声称复活武士道，但作为军人精神基本内容的“忠实”、“勇敢”、“服从”却与经山鹿素行儒家化的武士道大致相同，只不过“忠实”的对象由主君变为天皇而已。《军人训诫》还说：“幕府时代的武士位于三民（指农、工、商）之上，以忠勇为宗旨。仕奉君上，重视名誉廉耻。

自明治维新以后，任何人都可以名列军籍，对三民来说是值得庆幸的事。因而，毫无疑问也应以忠勇为宗旨。”这段话不仅表明它以军人精神的新外衣复活了武士道，而且企图将它作为国民道德。1882年，明治政府又以天皇的名义发表了有五条内容的《军人敕谕》，即“以尽忠节为本分”，“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和“以质朴为宗”，其内容与《军人训诫》大同小异。《军人敕谕》所鼓吹的军人精神实际是封建时代武士道的继承与发展。

由于日本当时实行所谓的“国民皆兵”制度，因而军人精神与国民道德是相通的。1890年发表的《教育敕语》所说的“义勇奉公”就体现了武士道精神。《教育敕语》提倡的道德观与《军人敕谕》殆无差别。在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胜利，并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战后，对武士道精神的鼓吹更是甚嚣尘上。在当时的小学教科书第1册里，就写了一个饮弹待毙仍坚持吹军号，最后高呼“天皇万岁”而死的士兵的故事。第2册则记述了广濑武夫中佐在日俄战争中于旅顺口“沉船堵口”而战死的故事，并尊之为“军神”。

从1907年至1941年，日本政府四次修订教科书。教科书中的军人形象越来越多。最后在国语教科书中，军人形象竟占了所出现人物的34%，居第一位。在修身教科书中，军人占10%，居第三位。一个叫樱井忠温的陆军中尉，在日俄战争后写了本叫《肉弹》的回忆录，吹嘘自杀式的“肉弹”战术是“大和魂”武士道精神的体现。此人竟被明治天皇召见，其回忆录也多次印刷。经这样的宣传，具有以忠节为中心的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人成了日本国民的楷模。

涩泽荣一改造儒学思想，提倡“论语加算盘”论，就成功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这一范例所昭示于我们的正是那条文化变革之路。不过，对具有限制与推动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变的两重性的传统文化进行自我扬弃，并非轻而易举的坦途。日本军国主义在其恶性发展的过程中，与儒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主要表现在国内，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利用以儒家德目为基本内容的武士道精神毒化日本人民的思想；在国外，则以建设“王道乐土”作为侵略亚洲各国的宣传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