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网络上关于连花清瘟胶囊的争论，可谓铺天盖地。

头部自媒体“丁香医生”、微博大V王思聪等，接连进场，质疑连花清瘟胶囊，引起巨大的舆论争议。

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中医药”本身。

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的好友姜承雪。

他身在武汉，2年前就曾作为志愿者，在方舱医院一线见证过新冠的治疗。

看到最近网上的争论，他和我说：特别想写这篇文章。

我说：这个话题最近争议很多。你不怕挨骂吗？

他说：我用真心，写真话，难道因为怕挨骂，就不写吗？

我说：行。

以下，就是他的文章。不管你是否认同，我希望，你能认认真真读完，然后，理性讨论。

只有这样，才是最有价值的探讨。

信中医者，称其为民族瑰宝，怒斥“中医黑”是西方资本在“带节奏”。

同时，“中医是伪科学”的说法也甚嚣尘上，甚至引发“废除中医”讨论的轩然大波。

我做过很多年宣传工作，心里很清楚：

连花清瘟胶囊和美国辉瑞新冠药背后的“资本之争”，无疑是客观存在的。但我无意加入这场注定无休无止、不死不休的“战斗”。

我注意到：早在两年前，几乎雷同的争论，就涌出过不小的漩涡。

当时就有这么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

2020年2月底，武汉首个中医方舱医院，首批23名患者出院。

其中一位年轻的康复患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竟连连摆手高呼“别采访我”、“我本身是个中医黑”、“我现在依然完全不相信中医”——即便他刚刚是在中医疗法下痊愈。

其中折射出的，是社会对中医药的认同度严重不足，足以引发深思。

中医药，到底怎么了？

1

百年中医史，就是百年争议史

“中医黑”，并不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可以说中医药的这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百年争论史。

在近一百年中，中医药已多次遭遇“覆顶之灾”。

五四运动后，“全盘西化”的主张一度大行其道，反对中医药成为重要一环。

我很敬仰的鲁迅先生，曾经被庸医医死了父亲，也在文章中对中医极尽讥讽。

鲁迅《呐喊<�自序>》

民国时，一份旨在完全废除中医药的《废止旧医案》提案，甚至险些得到南京国民政府通过。

新中国成立后，屠呦呦等一代代中医人才，为发展中医药事业、造福人民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一段时期里，中医药产品的审批确实很不严谨，许多中药静脉注射液，后被证明的确存在很大安全隐患，必须禁用。

一些安全性和有效性颇受质疑的产品（例如鸿茅药酒），也长期畅通无阻。

不仅伪医打着中医的幌子招摇撞骗，甚者美容、洗浴、餐饮等行业也可随意打出中医药的招牌，严重损害着中医药的形象。

以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打假人士方舟子为代表的社会知名人物，纷纷挑起“反中医”论战，斥责中医学是“伪科学”，掀起史无前例的反中医思潮。

同时，一些西方制药利益集团，意图占领中医市场，也有意推动反中医药的舆论。

最有名的一次事件，就是“马兜铃酸”致癌事件。

起初，经西方研究表明，个别中药含有“马兜铃酸”成分，可能致癌、致肾病。

事件发生后，国家立刻对含“马兜铃酸”药材加强了管控。

但多年过去后，有关利益集团，依然刻意捏造谣言，几乎让大众误认为一些常用中药制成品都很不安全，欲置中医于死地。

另一方面，国内“中医黑”对中医药极力贬低的同时，在国外，中医药却受到不少关注，知识产权流失问题也日益突出。

当今世界中药市场中，约90％的营收被日韩两国占据，而我国仅占2％。

而在专利申请方面，《世界专利数据库》统计资料显示：日本注册了70%以上的中药专利，中国的中药专利却只有0.3%。

著名古医书《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方》中的210个古方专利，竟都被日本申请抢注。

比如，日本生产的“救心丸”，其实就是我国传统中药“六神丸”的改进版；风靡韩国的“牛黄清心液”，也源自我国的“牛黄清心丸”，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却远超“牛黄清心丸”，为韩国年均创收1亿美元以上。

在国际市场上，中药正面临着沦陷为“日药”、“韩药”的危机；就连国人自己去日韩旅游，也会大包小包买回各种“洋中药”。

在东京奥运会上，不少外国运动员也纷纷尝试针灸、拔火罐等理疗手段。当我们看到诸如美国运动员称赞“拔火罐真的有效，不愧是日本的传统医学”等言论时，难免苦笑不已。

如此“为他人做嫁衣”的局面，正是我国中医药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无力”的生动写照。

国内中医药的乱象，有多少是源自资本的“野蛮生长”？

围绕中医药的论争，有多少是各路人马在“带节奏”？

只能说，正如《黑冰》里的一句台词：“俗话说得好，除了劫道，就是卖药。”

2

面对新冠疫情，中医药到底有没有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面对陌生病毒的考验，中医药成为抗疫“利器”。

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科学总结和评估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方面的效果，形成覆盖医学观察期、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恢复期全过程的中医药治疗方案。

据统计，中医药临床治疗有效率超过90%。在阻断病情发展、降低病亡率、提高治愈率、促进机体康复等方面，中医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治疗通用方案纳入全国诊疗方案”、”强化中西医结合、中医深度介入诊疗过程”，成为我国抗击疫情的鲜明特点。

总体来看，中西医结合治疗，对促进新冠肺炎患者康复效果比较明显；在药物和临床救治方面，中医药在阻断轻型患者向重型患者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当前，疫情仍未平息，全国各地均建立起有中医药参与的应急防控指挥和救治工作机制。

“人民英雄”张伯礼院士就多次强调：中医药在患者救治、疫情防控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显现出独特优势。

在全球新冠防控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医药也成为了遏制病毒传播的重要武器。

让我们回到处于舆论风暴中的连花清瘟胶囊上。

争议之下，我想阐述个人的两点基本意见：

1、连花清瘟胶囊是减轻症状的，不是预防的。

在减轻症状上，连花清瘟胶囊是经过国内两年疫情临床检验的。

我曾亲历过武汉疫情。早在2020年初，连花清瘟胶囊已作为辅助治疗药物使用，当时我身边的感染者都有服用。

钟南山院士，也证实过其疗效。

一些自媒体，却围绕该胶囊“并不能预防新冠”大做文章，角度可谓莫名其妙。

连花清瘟胶囊诞生十多年了，为啥诞生时没有什么争论，武汉疫情时也没有什么争论，偏偏现在辉瑞药物引进时，争论这么激烈？

我只能说，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

即便是众多利益相关方“站台”的辉瑞新药，同样也是缓解症状，不能预防。

“踩一捧一”，逻辑上不能成立。

归根结底，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等来对新冠“药到病除”的特效药。

2、正因为连花清瘟胶囊是有一定作用的治疗药物，当然就没必要非要限定在医院使用。

“在家也能用”，这就是上海要全民发放连花清瘟胶囊的基本逻辑。

但在上海正值运力吃紧时，出现“连花清瘟管饱、生活物资短缺”的现象，搁我我也觉得要批评。

连花清瘟胶囊，无疑成为了一个输出情绪的“出气筒”。

围绕它本身的这场争议，会持续到何时？我认为，会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而慢慢平息。

毕竟，上海的主要矛盾，是疫情迟迟未能“清零”，同时百姓生活保障还面临挑战。主要矛盾解决了，其它舆论才会烟消云散。

我们看到，许多科研团队已经启动连花清瘟胶囊的双盲试验。

我相信：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一切，让科学来回答。

3

争议背后

中医药赖以生存的根基

正经历着严重的“水土流失”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医因为抗疫中的表现，在舆论上赢得了不少分数。

张伯礼院士就曾高兴地说：自己所在的天津中医药大学，迎来了更多年轻人的报考。

没想到，一场围绕连花清瘟胶囊的争议，却让“反中医药”的声势大涨。

这一令人颇感意外的事实，暴露出的正是我国中医药事业令人堪忧的发展现状。

其一，是发展受限。

1、政府对中医药卫生服务体系的投入有限。

统计显示，中医卫生总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还不到1%。

由此，中医药被迫适应市场化，不得不优先保证生存，纷纷放弃中医传统的“简、便、验、廉”的优点，由此导致口碑进一步下滑。

2、中医医院规模萎缩和“西医化”倾向明显。

中医院的发展规模及效益远不如西医院，中医行业整体明显萎缩。

据资料显示，我国中医院在数目上每年都有所上涨，但是所占比重却越来越少，仅占10%左右。

目前全国有4000余家中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以西医为主流、以中医为辅助，运用西医思维和方法诊疗，逐渐脱离“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的诊疗方法。

其二，是中医药创新“裹足不前”。

3、中医药科研照搬西医模式，失去自身特色。

中医药讲究辨证论治，中成药以复方药为主，药物往往多达十几味，尤其反对“标准化”，而是依据“君臣佐使”、“相生相克”、“辨证论治”理论，讲究“方证相对”。

而西医恰恰相反，以单一成分的药物为主，临床中患者往往需要同时服用数种、乃至十数种药物来治疗。

在西医主流思想指导下，中医科研的发展近乎“废医存药”、“单味提纯”，完全变成了成分单一的西药。既然如此，消费者为何不直接选择西药？

“废医存药”后，不仅失去了中医药的特色与根基，“自缚手脚”后也导致无法与西药同台竞争。

4、临床科研成果偏少、研发质量不高。

全国数千家中医院，几乎都以诊治常见病为主，没有太大科研压力，自然也没有太大科研创新动力，往往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件能“拿上台面”的临床科技成果。

其三，是中医药传承太艰难。

5、中医药从业人员持续减少。

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医科人员不管是总数还是所占比例都有不小幅度的下降，仅占卫生人员总数的10%左右。

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为50万人，现在只有近30万人。长期如此，中医药人才资源必将越来越枯竭。

6、中医教育水平日益衰退。

中医教育是中医发展之本，而目前不少中医教育，已日渐偏离基本轨道。

许多高等中医药院校甚至把医古文、经典医著作为选修课，以致学生对中医药学的精髓完全缺乏了解。

在对中医技能的培养上，中医药院校很注重加强西医理论技术的培养，却缺乏望、闻、问、切等基本技能的训练，完全弱化了中医教学内涵，使学生不能形成中医思维模式．面对病人更是不知如何辨证论治。

其四，是深陷舆论困境。

7、中成药临床受限的形势日趋严峻。

由于缺乏安全有效性的循证医学证明，临床数据支撑不足，中成药（如中药注射液）过去曾发生过一些严重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恶果迄今仍在让全体中医药“买单”。

信心不足，干脆“一禁了之”。例如，湘雅二院、华西医院等国内顶级医疗机构，都曾发文拒绝中药、中药注射剂、辅助用药等进院，部分医院药事委员会更直接将大批中成药口服制剂“踢”出常备目录。

8、社会对中医药的认同度严重不足，生存发展的民间阵地日益遭蚕食。

中成药治疗往往周期较长；与之相比，西药见效快、明显。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也使得人们在遇到疾病时会优先选择见效快的西药。

不少人也就形成“西医优于中医”的片面思想，对中医药极度缺乏认同感，认为中医“过时”的观念比比皆是。

我身边的年轻人群体中，这点非常明显。

4

百年大困局

也是推进百年大变局之时

客观正视这些问题后，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认：中医药“病了”，“病”得还很严重。

正如“国医大师”颜德馨指出的：中医的问题出在中医自己身上，能救中医的也只有我们自己。

长路漫漫，唯有自救。

中医药，是时候来一场“脱胎换骨”了，直至成为现代医学的一部分。

1、医理上，要理清混沌。

几千年来，中医药一直在自身的逻辑体系里“内循环”。说起医理，就拿出《黄帝内经》等远古典籍来自证。

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医学理论之间仿佛隔着巨大的鸿沟。但人们总是希望能从现代人能理解的原理角度去解释事物。

我以为：中、西医并行不悖的根基，正在于“实事求是”四个字。降低标准和要求，反而是在扼杀中医。

不仅仅是“医”或者“药”的问题，而是从医理开始的整个体系，很需要引入现代方法论证，进行定义式革新。

尽管很多人体机理、医药机理，当下无法完全探明，但“进一寸就有一寸的欢喜”，就能比传统中医要理解更深一步。

2、要首重科研创新，挖掘中医药资源潜力。

中医学研究和开发的空间不仅不小，而且非常非常的大。

数千家中医院、几百万科班出身的中医，不能满足于只去治眼前的病。

我身边好几位做医生的朋友，一直反复强调一个观点：

现在人类能根治的病并不多，或者说，人类完全摸清楚原理的病并不多。

在西医药那么多种治不好，或治疗效果不佳的病种上，就有中医药“施展拳脚”的广阔空间。

3、大力改变当前市场、科研、产业三者脱节的现状。

一定要有新创造：促进现代先进技术与传统中医药的结合，提高产品的有效性、安全性。

要传承好“老祖宗”留下的精华：要积极申请境外专利，加强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也要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医药走向海外，堂堂正正地告诉全世界：中医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医源于中国，应用于世界！

最后，我愿意化用普京的名言，作为结尾：

不愿意承认中医药贡献的人，没有良心；

不正视问题、不与时俱进的人，没有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