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是近期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政治现象。尤其是处在中美争端加剧状态中的两国学者，就更是偿付心力，认真求解。对这一现象的判断，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一是将之视为美国政治的周期性现象，故在美国的长程历史中加以解释；二是将之视为美国政治衰落的标志，因此在中西竞争局面的结构性变化中，认读为美国没落的终结性现象。两种解读，各有其理。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任剑涛认为从总体上讲，当前美国政治的极化现象，恐怕还不能被认读为美国没落的标志。一个比较贴近事实的判断是，美国政治极化仍然只是一种政治周期性现象，而不是美国政治的终结性标志。

核心观点

美国政治极化的原因？

一是美国政治自身的走势。二战以后，美国领导世界塑就了向外关注，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段里有效整合了美国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故国家内部的总体社会政治氛围比较温和。1990年代的苏联解体，让美国没有了海外对手。于是，美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国内针对成为主潮，各种力量的分别动员，以及由此提出的自闭性社会政治主张，导致山头林立的政治极端化走向。

二是美国社会在公民政治成为绝对主流的情况下，立宪民主政体似乎没有挑战余地，因此社会公众的关注点，便逐渐落到因社会分层形成的种种亚文化群体上面。随之浮现出为各种社会亚文化群体进行辩护的社会政治理论，身份政治理论由此成为僭越性的伪主流理论。这就不仅让撕裂性的社会公众有了明确的社会政治意识自觉，而且还拥有了基于身份政治理念的社会运动的系统理论支持。

更多精彩观点

01

政治极化的美国

美国近期政治极化的现象随处可见，俯拾即是：政党政治的尖锐对立、身份政治的社会对峙、总统选举的久决不下、社运暴力的广泛流行、知识分子的普遍左倾……所谓美国政治极化，指的是政治生活中本来应当在立宪机制中激发活性力量，使高度多元化的社会趋近于中间妥协立场，而成就一种温和与稳定的体制，但因为偏离稳健和妥协的中点，及偏离选举型政党讨好中间人群（中间选民）的协调点，各自朝极端化的两个端点发展，以至于表现出难以协调的极端化倾向。循此可知，理解政治极化，存在一个基本坐标，那就是旨在协调多元利益，俾使立宪合作机制得以稳健运作的制度安排。由此呈现出两种政治状态：一是避免政治极端化，促使各政治组织、社会公众趋近合作的状态，这是一种政治常态；二是各种政治集团与社会组织、尤其是两大基本政党组织剑走偏锋，不仅只关心自己组织的利益，而且敌视其他组织争取自己利益的行动，不仅双方或多方难以合作，而且走向尖锐对立，以至于令人触目惊心的政治对立成为社会基本态势。后者，便是政治极化的表现。就此观察，近期美国政治确实有偏离温和与稳定的立宪民主机制，走向政治极化的趋势。

美国政党政治的对立倾向，是党争政治的一个定势。仅就新世纪来看，美国政党政治的极化态势一直呈现在世人面前。布什诉戈尔案，是此前让人印象深刻的党争个案。而希拉里与特朗普的白热化竞争，则是近年来的一个典型事例。最近的标志性案例，当属特朗普与拜登久决不下的选战胜负之判。美国政治不仅在两党竞争的传统政治框架中，出现两个政党相持不下的极化现象；而且在政党内部，不同偏好的政治派系之间，也出现了互不相让、拒绝妥协的激化情形。在民主党内部，温和左翼的传统政党定位，似有不敌激进左翼的趋向——桑德斯公开倡导一种社会主义取向的政策，并且赢得了青年一代的热情欢迎。这让民主党不得不在两次党内总统候选人竞争过程中，慎重选择更代表民主党温和左翼倾向的政党候选人。但即便如此，民主党的左转，不仅从2020年的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提名上得到印证，也从当选总统乔·拜登（Joe Biden）随时随地向黑人下跪的举动上辨认出来。同样地，在共和党内，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为代表的激进主张，对党内的温和保守主张构成强大的压迫，造成共和党的明显右转。由于两党内部、两党之间的政治角力都走向了左右两个极端，因此，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两党的合作气氛似乎稀薄化，而对立情绪显著增强。

与政党政治的尖锐对峙相形而在的是，美国社会近期被身份政治所撕裂，社会运动的暴力化特点展露在公众面前。身份政治是公民政治颓变的产物。当公民身份无以整合社会秩序的时候，各种身份便成为凝聚社会小团体的驱动力。从当下表现来看，已经活跃较长时间的社会非主流集群，试图僭越为社会主流的尝试，如LGBTQ（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stioning），对当下美国社会的理性整合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运动、安提法（Antifa）的极左暴力活动，都是美国社会尖锐对峙的直接体现。回想此前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社会极化的对抗情绪已经呈现给世人。从源流上看，1960年代的两次大规模社会运动，促成了身份政治进入社会政治场域的动力机制：一次是黑人民权运动，这次运动促成美国突破了种族隔离藩篱，但也凸显了美国种族关系的高度张力。另一次是“1968风暴”，这是一次社会非主流集群对主流集团的反叛与颠覆运动，它将18世纪以降引导西方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制度形态与生活方式视为洪水猛兽，试图建构新世代的价值理念与行动模式。这也许对现代社会的重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激化了美国传统价值与价值重寻之间的紧张，以至于塑就了绝对的相对主义、多元的文化主义这类明显无助于社会整合的理念。将两个方面结合来看，美国社会领域的政治对峙性是显而易见的。

2020年美国的总统选举，则是人们近距离观察美国政治极化的最新案例。这次总统选举，时任总统特朗普志在必得。他得到了美国右翼保守团体与社会公众的坚定支持，并且认定自己是天选之才。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尽管得到了两党建制派的合力支持，但竞选期间的造势情形，并不令人鼓舞。竞选造势与民意调查结果，呈现出总统选举似乎迥然不同的结果。点票的直接结果，是拜登大赢特朗普。特朗普坚决拒绝接受这一选举结果，认定拜登是靠做票当选。因此通过合法渠道起诉拜登选举作假，通过社会运动渠道发动自己的支持者广泛抗议。在美国的总统选举程序安排上，前者的成功几率相当之低。因为美国总统选举不可能停顿下来，进行旷日持久的选举诉讼；在社会运动的角度看，特朗普试图借助施压参众两院和副总统以改变总统选举结果的尝试也殊难成功。于是，2020年1月6号，特朗普支持者在国会前的示威，难以控制地转变为冲击国会的暴力行动。因此，民主党转而指责特朗普发动暴乱。在这样的乱局中，国会连夜通过了拜登当选的法定程序。但事后特朗普并未停止对拜登窃选的指责，并且推动他认定的选票作假州县审计选票。这次选举在美国政治极化当下的标本意义，已经无可争议地被认定下来。

被人们视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美国发挥了助长政治极化的消极作用。从总体上讲，美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具有关注公正公平、同情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传统。前者可以从这一群体深怀的权力批判信念上得到印证，后者则从这一群体对平等的高涨热情上呈现出来。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师群体对民主党意识形态的超大比数认同与支持，表明了左翼思想与知识分子的相互助长关系。即便是被人认为是保守的常春藤大学，尤其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这样的机构，教师的政党捐款竟然超过90%流向民主党。这种不均衡性表明，民主党的左翼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远远强于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相应认同感。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美国教师工会公开号召全国教师反对特朗普、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也是这个集群总体左倾的一个标志。据此，以及民主党两届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者桑德斯公开倡导社会主义，让特朗普认定，美国正变成社会主义，他明确号召公众加以坚决抵制。

从扩展的视角看，美国政治极化也成为人们观察与解释其国际政治行为的一个进路。譬如，有人指出，中美的冲突，便是美国对华政策极化的结果。由此扩展开来，有学者更从政治极化的一般视角，尝试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特征进行概观，认为美国政治极化导致其国际政策的极端自私自利，试图以美国一己意愿塑造国际秩序。

美国政治极化的现象指认，触目皆是。其导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政治情势的转变、社会环境的变化、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公、文化心理的嬗变、政治理论的总体左倾，是值得注意的几个主因。如果说由此显示的美国政治极化因果关系太过复杂的话，那么，简而言之，其导因可归结为二：一是美国政治自身的走势。二战以后，美国领导世界塑就了向外关注，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段里有效整合了美国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故国家内部的总体社会政治氛围比较温和。1990年代的苏联解体，让美国没有了海外对手。于是，美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国内针对成为主潮，各种力量的分别动员，以及由此提出的自闭性社会政治主张，导致山头林立的政治极端化走向。二是美国社会在公民政治成为绝对主流的情况下，立宪民主政体似乎没有挑战余地，因此社会公众的关注点，便逐渐落到因社会分层形成的种种亚文化群体上面。随之浮现出为各种社会亚文化群体进行辩护的社会政治理论，身份政治理论由此成为僭越性的伪主流理论。这就不仅让撕裂性的社会公众有了明确的社会政治意识自觉，而且还拥有了基于身份政治理念的社会运动的系统理论支持。弗朗西斯·福山、马克·里拉等人，都从这一进路审视美国政治的新变化，并吁求重建美国公民政治传统，以克服身份政治对美国政治造成的巨大冲击。

02

常态与极化

美国的政治极化，早就引起美国国内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关注，以此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日益增多。在新世纪以来的二十余年，美国各界对之展开了愈来愈广泛的描述、分析与深入讨论。从总体论述倾向上看，多数论者似乎认定，美国政治极化乃是一个趋同性的表现，而且是美国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的必然产物。以此，甚至有人推断，美国政治极化乃是其政治痼疾，是其政治走势的必然产物，美国政治大有被其扼制、窒息生机的危险。

必须承认，政治极化确实已经给美国政治的正常运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这类困难，在现象上，已如前面指认。在实质上，其是否属于美国政治的一种线性走向，也就是在国家建构的根柢上已经埋下伏笔，逐渐呈现出来，并且无可挽回地趋向严重，并最终导致美国的彻底衰败，则需要审慎分析，以免对美国当下局势产生误判。而需要重点分析的问题，大致有三。

一是美国政治在原初设计时，是否就是一种倾向于极化的理念与制度体制？如是，那么美国政治极化便是一种受其初始政治逻辑支配，因此无以克服的内在困境。美国的政治设计，自然是围绕立宪展开的。美国制宪会议所展现出来的限制国家权力的宗旨，不仅在宪法条文中有较为充分的体现；而且在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之间展开的政治斗争中，也鲜明呈现出来。而由此确立的美国立宪精神，正是开国者基于宗教信念对国家权力的高度警惕，一种基于分权制衡的体制由此建构起来。而随之确立的政党竞争政治体制，让那些试图谋求掌控国家权力的人群在党争中获得政治历练的同时，也受到党内政治、党际政治的约束，而无法大权独揽。这显然是一种让公民对国家保持高度警惕，而同时又保证国家权力只能分散行使的机制。就此而言，美国政治的初始设计，确实饱含了对国家权力的极度警觉。一旦国家权力在运作中出现任何让公民疑惧的事情，国家权力就会陷入危机之中。而且，党争政治与立宪机制的相辅相成关系，也让美国政治的不同组成部分各具其理、各成其行。这也让美国政治容易陷入冲突各方的对峙。而以所谓国家大局为重的合作，似乎在国父们的建国理念中，隐而不彰。

但是不是美国的制度设计就只是让公众警惕 权力，让权力相互斗争呢？如果美国的开国者所设计的是只限制权力而无助于权力作为的机制，那么美国就不足以在建国百余年的时间里成为领袖群伦的国家。可以说，美国政制的初始设计，最重要的就是设计了有利于冲突各方在一个宪制平台上作为，既兜住国家崩溃的底，又促使国家各方在冲突中寻求合作。因此，冲突不仅成为国家必须面对的经常性状态，而且也成为以冲突求合作的国家必须。这正是美国政治中充满大大小小、持续不断的种种冲突的缘故。仅就近期来看，21世纪以降的六次总统选举，一次比一次的竞争与冲突更为激烈的缘故，也是这20年美国社会集群之间愈来愈不能相互容忍，而诉诸激亢的社会运动以求解决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但将国家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并以之作为社会政治运作的常态，正是美国政制初始设计的一个突出特点。仅就这一点而言，对目前美国政治极化的制度缺陷联想，需要一定范围限制。

二是美国政治是否从建国至今，鲜明地呈现出一条线性的极化轨迹？如是，那么美国政治极化的走势就无可挽回，只能朝更为极端化的糟糕态势发展下去，因此，不仅会让美国政治一头走到黑，并且将使美国社会随之彻底撕裂。以近20来年美国政治极化的走势来看，其愈来愈极化的趋势似乎是显然易见的：如果说此前的美国政治极化主要限制在政党竞争领域的话，那么，随着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日趋严重，社会的极化现象也为人们所体认。但关键的变化，似乎出现在特朗普当政以后。因为他在有意无意之间，将极化的政治与极化的社会联通起来，从而在总体上助长了美国的政治极化。

但这是一个短时段的结论。如果从长时段观察，结论可能有所不同：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段来看，20世纪美国的政治极化，总体上可能应当以1960～197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与学生造反运动为高潮。相比而言，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的政治极化，并没有走到动摇国本的地步。而1960年代的美国社会运动所造成的极大震荡，在时长与结构上都超过这一次。如果将时距拉得更长，从美国建国贯通到当下，则美国南北战争之诉诸军事手段解决国内冲突，可谓美国历史上政治极化走到极致的标志。由此观之，2020年的种种冲突与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其政治极化程度就相差甚远了。从美国近250年的历史来看，政治极化大致处于一个从低极化到高极化，再从高极化下落到低极化的循环往复过程。但这样的政治运行状态，并没有起到中止美国制度效能、颠覆立宪民主政体的根本破坏作用。由此可以断言，美国历史并没有刻画出一条从极化设计到极化运作，极化运作从低度状态到高度极化的崩溃轨迹。尽管在不同时段的参照框架中，致力于促成冲突各方合作的极化设计，确实存在一种从低极化向高极化演变的趋向，但总体上并不存在一条日趋严重、以至于无可救治的极化轨迹。

三是美国政治是否已经遭遇更为强劲的挑战对手，因此只能以政治极化作为应对手段？如是，那么美国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的可动用手段似乎已经穷尽，它不仅无法有效供给国内所需要的政治秩序，而且也无法发挥国际影响力，最终势必交出国际社会的领导权。诚然，需要看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当下极化，尤其是民主、共和两党政治的对峙性仍强，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拜登接掌总统职位前夕，人们曾认为他会逆转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会修正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但事与愿违，拜登上任后对华政策未见修正不说，相反步步紧逼，有一种笃定中美零和游戏之举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美国近期国内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明显影响。

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历史上一般不会留人以极化的印象。将美国历史分作两段来看，都可以印证这一点：在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国之际，其国际政策以内敛型的“门罗主义”为基本取向，而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未被紧逼的情况下，美国也没有主动介入的意愿。而“门户开放”政策的推出、国际联盟主张的倡导与退出，都是这类政策的一个投射。在二战后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的长时段中，美国的国际政策尽管具有明显的进取性、甚至是侵略性，但其与苏联竞争中提出的缓和主张、趋同理论，也显示出它避走极端的国家守势。这不是说美国在国际政策上就完全没有极化的表现。相反，美国的国际政治一旦被极化，就会出现与竞争对手你死我活的政治极端倾向。二战对德、日的态势是如此，二战后对苏联的总体态势也是如此。当下的美国，是否已经走上类似这两次国际政治极化的轨道，尚有待观察。但从总体上讲，只要与美国发生正面碰撞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上处置得当，美国就不会有走向极化的外部动力。至于一直存在的美国国内政治极化，自然会在国内政治的周期性震荡中逐渐修正。

从总体上讲，美国政治的结构特点并不必然是导致极化的。尽管在制度设计上它促使利益与取向迥异的社会各组织与人群表达自身的意愿，因此具有促使极化的制度导向。但立宪机制，让美国政治有其缓解、甚至消解极化的常态在。这一常态，既呈现为从温和到极化的正向运行轨迹，也呈现为从极化回归温和的反向运行通道。而温和与极化之间的两极张力，正是美国政治能够按照宪法轨道长期运行的动力所在。美国政治在时限与内外政策上，由于立宪平台成就了一个巨大的冲突舞台，各色人等在中间都具有各显其能的机会、资源与空间。因此，美国政治除去南北战争的胜负之决外，罕见你死我活的政治对决局面。因此，可以说，温和是其主调，极化是其变调，高极化是其例外情形。在这里，美国政治的温和与极化之间表现出的两种态势值得注意：一方面，有温和，就会导向极化，因为温和促进社会各方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表达意愿与方式一旦趋强，高极化就势所难免。另一方面，出现极化，就会催生温和，因为极化、尤其是高极化，让各方警惕，意识到社会政治共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从而降低极化各方的社会政治调门，转而寻求达成共识、实现政治合作与和解的可能。当下在民主党拜登主政下，两党对基建、对外交达成的共识，正是从高极化走向低极化、进而走向各自坚持基本取向，但同时寻求合作的一些标志性事件。

03

周期性与终结性

毋庸讳言，美国政治极化的当下表现引人高度关注。如果说这样的政治态势，在事实指认上不会出现太多歧见的话，那么主要的分歧就在于对其导因、走势和当下与未来影响如何估价的问题。如前所述，美国政治极化的导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并不存在彻底消解这一现象的可能性——因为低极化本就是美国政制安排的一个出发点。倘若彻底消解政治极化，等于摧毁了美国的政治根基。这对那些在建国之初就全力整合国家力量，并长期努力凸显统一国家意志的国家来讲，存在一个跨越本国政治思维，以理解美国政治极化的观念挑战。但美国政治的高极化现象，确实是美国政制安排需要面对并努力解决的问题。所谓美国政治的高极化，就是指政治运作到了一个超逾宪法、无以化解的危机地步，因此可能瓦解国家的立宪机制。以特朗普动员支持自己的公众到国会山抗议，并诱发公众冲击国会来讲，确实是已经远超人们想象的政治高极化事件，其与两党政治的健康运作机制，相去何止千里。加之美国社会的长期极化，身份政治对社会公众的撕裂，公民政治对公众整合的明显乏力，政治与社会的两种极化相互激发，也实在是给美国造成了一种空前严峻的挑战局面，让人们有理由推断美国政治因此一蹶不振，严重下行，削弱国力，失权国际。

这就存在一个如何面对当下美国政治极化情形，以有效解释美国政治走势的问题。从一个非共存的国家竞争理念出发，审视美国当下的政治极化，会自然而然地引导出一个美国走向衰颓，竞争国因此具有在国际范围内崛起的空间的结论。但这样的结论，可能会显得轻率。一者，这不符合现代国际体系中霸权转移的通例。二者，替代美国发挥国际领导权的国家尚未显示出相应的实力。在现代国际体系中，霸权转移存在成败两种情形：成功的国际霸权转移由英美两国上演，波澜不惊，既未出现残酷的战争，也未出现新霸权国全方位胜出且将老霸权国打回原形的惊人之变，英美同为世界领导型国家。失败的霸权转移出现在二战时期的德日意对英美法，前者试图诉诸一场战争以改变国际格局，但最终却被后者彻底镇制，前者沦为二流国家，后者继续行使国际领导权。如果以后者的历史做派为据，来审视美国政治极化，并寻求审视者所在国零和性崛起契机的话，那么，将会很难凸显成功的国际领导权转移新范例。

姑且不论从国际领导权转移的角度看美国政治极化的限度问题，即便就美国政治走势看其政治极化问题，也需要在避走极端的情况下，冷静地分析其状态，判断其究竟属于周期性的政治表现，还是属于终结性的政治局势。在非常热络的中国学界对美国政治极化的讨论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是视美国政治极化为其走向衰落的明显标志，因此是其国运衰微并被他国取而代之的重大论据。这可以说是关于美国政治极化与美国处境的终结性判断。二是视美国政治极化为周期性现象，因此不过是美国政治重组的一个阶段的表现，即便存在高极化的事实，但并不构成美国政治穷途末路的立论依据。

两种论断，都不是论者臆断，均有其理据。就美国政治极化属于终结性现象的断言来看，至少它从三个方面给出了让人不得不重视的理由：一是美国政治极化与美国社会极化交叠出现。因此，纵使政治杰出人物再世，也很难化解。这是一种政府运转失灵、社会分裂与民众不安重叠显现的根本性困局。二是美国政治极化已经严重消耗了美国的国力，使其很难恢复生机与活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潜藏于美国政体和社会深处的危机若无法解决，任何关于带领美国实现‘团结’的豪言壮语，恐怕都是无源之水。而不断升级的党争权斗，最终消耗的只能是美利坚的生命力。”政治极化造成的“否决政治”已经将美国政治推向了合作政治的反面。“美国的这种政治极化、权力制衡已经异化为一种否决政治。同时，政治极化也使得美国的种族冲突、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白人至上主义沉渣泛起，这就使得美国国内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纵是精练老到的政客拜登，也将束手无策。三是美国的政治极化已经从国内政治蔓延到国际政治，因此打乱了国际秩序。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打破了美国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外交路线，是其国内政治极化的对外延伸，严重破坏国际规则与道义”。而其所打乱的国际秩序，恰恰是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起来的。这证明美国已经很难领导国际社会，国际社会需要新的领导者。

而视美国政治极化为周期性现象的论断，也给出了相应的理由。可以将之归纳为，其一，美国政治极化不过是基于合法合理冲突的基点以设计国家的一种惯性表现而已，因此不必大惊小怪，更没有理由从中推导出美国已经衰颓的结论。国家基本制度的设计，可以基于和谐，也可以基于冲突，但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机体，支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不是说基于和谐的初衷设计国家，国家就一定能保持和谐；如果不给冲突留下足够的空间，可能追求和谐的国家制度初衷便会落空。同理，不是说基于冲突的初衷设计出来的国家，就在展现冲突、哪怕是强烈冲突的时候，国家就一定会衰颓或灭亡，只要冲突仍然在法治平台上进行，那就没有偏离国家基本制度设计的原初意图。因此，有必要按照国家基本制度设计的初衷去理解两国的政治运行逻辑，而不能各自以自己国家的设计逻辑去估量对方的国家运行状态。

其二，美国的政治极化，是其政治运行机制在一个时期的温和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后，必然出现的对峙性政治现象。只是美国政治在温和与极化、低极化与高极化之间似乎是循环运行的一个正常状态。因此，不必在其常态化运行的时候对其作长盛不衰的论断，也不必在其极化运行之际对其作彻底衰颓的断言。否则，就很难对美国政治情势作出准确的判断。这样，才可望避免1991年苏美竞争胜败之局导出的美国领导国际社会已无对手的粗疏结论，也才可以避免21世纪初期美国政治极化已经显示其不复兴盛、势已衰颓的草率论断。需要评估美国政治的基本机制是否已经丧失功能，并以此为据分析与评价美国是否已经走上不可挽回的衰颓之路。从2020年选举的冲突及其解决来看，美国基本制度尚未丧失其维持国家秩序的功能。因此，社会撕裂也好、政治高极化也好，也只是各种机缘巧合下的往复性、交错式表现而已。而当前美国社会对这一危机处境的高度警觉，恰好说明美国社会已经具有纠偏的自觉。经此一役，美国社会又可能走向一个温和运行的新时段。复加美国20多年来再一次对外部敌人的确认，也可能成为促成其内部团结的外部动力。

其三，比较而言，周期性意味着循环性，终极性意味着末世化。因此，断定美国政治极化是终结性的态势，需要有充分的理由证明美国政治已经逼近绝境，因此丧失了国家自我修复的机能，否则就不足以让人确信美国已经陷入穷途末路的国家险境了。同理，如果试图让人确信美国政治极化不过是周期性现象而已，也必须以充分的理由证明当下美国政治极化，仍然运行在立宪设计的兜底与上限的适当范围里。因此，在启动制度修复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极化可以重回立宪民主的制度轨道，弥合社会裂痕，整合政治秩序。从美国政治运行的状态看，宪政机制似乎还没有丧失其供给政治秩序的功能：尽管2020年总统选举的争执仍在持续，但总统选举的结果是在立宪机制中得到确认的；尽管共和、民主两党的冲突仍在上演，但在内政外交上也开始达成重要共识；尽管美国国力是衰落了，但仍然维持了它整合国际秩序的强势能力。就此而言，断言美国政治极化已经造成美国的终结性局面，为时尚早。从美国社会的现状看，身份政治是与严重的社会不公伴随的现象，它确实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分歧与对立，但美国社会自己对之展现了强大的自我批判能力。像前述弗朗西斯·福山、马克·里拉等有识之士对公民政治的重建吁求，显示了美国社会对诊治“社会病”的自觉，而不致耽于浅薄乐观，贻误社会病的治疗契机。至于美国社会仍然保持的全球最强劲的科技原创能力、最具有活力的高等教育机制、最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公司体系，也都为美国克制极化政治，重归常态政治提供了动力。

理性而言，在美国政治极化属于终结性或周期性的两种推断之间，无论人们支持哪一种论断，都不应视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对峙政治决断。进而言之，国人同意当前美国的政治极化属于终结性现象，并不等于就此顺带确立了自己的爱国立场。一旦这样的确认限于偏执，那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恰恰无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其很可能诱发一种名义上爱国、实际上“卖国”的危险。同理，国人同意当前美国的政治极化属于周期性现象，也不等于说就顺带主张美国的国运长盛不衰，而中国的国运不可能乘势而起。换言之，断言其属于终结性现象，不会因其暗示的爱国立场而增添其正当性；认定其属于周期性现象，不会因其对美的理智判断而降低其爱国心。

事实上，在一片美国衰落、中国崛起的对峙性言说中，有“小国大政治家”美誉的李光耀曾自问自答：美国正处于全面衰落中吗？绝非如此。进而，他分析到，“美国目前的确因背负债务与赤字使其发展道路充满坎坷。但我完全可以肯定美国不会沦为二流国家。历史上，美国已经展现了很大的自我更新与复兴的能力。美国的优势包括：美国人头脑中没有根深蒂固的陈旧思想，而是思维活跃，富有想象力，态度诚实；拥有各类优秀的研究中心，竞相发明新技术、提出新理念；美国社会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并能轻而易举地使其融入其中；英语相当于一个开放的体系，是科学、技术、发明、商业、教育与外交的领导者以及各国顶尖人才的通用语言。虽然美国面临异常艰难的经济形势，但美国的创造力、弹性以及创新精神使其有能力应对一些核心问题，克服这些问题，并重新获得竞争力。今后二三十年，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经济最富活力的国家，美国凭借创新、生产效率和消费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今天以及今后几十年，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仍将由美国制定。任何关于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就无法得到解决，没有任何国家或任何集团能够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这样的断言，乃是基于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政治家对世界大势的准确判断，对国人衡量当下美国政治极化局面具有警醒作用。

从美国的最终结局来看，它的衰颓可以说是注定的。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国运。倘若美国社会对身份政治丧失警觉性，假如美国政治对高极化的政治态势掉以轻心，如果美国对国际游戏规则的变化视若未睹，总而言之，一旦美国对国家立宪机制失去动态更新的欲求，对国际事务抱持一种简单的霸权心态，那么，它就会自我终结其发展势头、被动终止国际领导权。就此而言，认为美国政治极化属于终结性现象，便有了它的远期支持理由。不过，这一基于最终结局的断言，不应成为一个时期内对美国发展态势进行理性评估的根据。因为从当下延伸出去的一个时期，美国处境是否如李光耀的断言，才是人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如果国人以最终结局来应对当下评价，那么在时间上的严重错位，定会给人以深刻的教训。仅就此点讲，认为美国政治极化是一种周期性现象的观点，便有了它在一个时期内的成立理由。

04

从美国看国运

需要进一步探寻的一个问题是，何以美国的政治极化成为举世关注的重大论题？从各国自己的视角看，当然各国都有其需要关注的、对其生存发展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但之所以美国政治极化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是因为它不是一个限于美国范围内的国家问题，而是一个经由美国呈现、影响遍及世界的重大问题。换言之，美国的政治极化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命运；而美国的国运走势，进一步关乎全球的当下变局与未来走势。

人们热衷谈论的一个国家的国运，实际上是一个含义模糊、且语义重叠的辞藻。起码需要在三重意义上，相对清晰地界定国运的含义：一是上天注定、必然如此的国家命运，这可以英语的national fate来理解。这样一种似乎是上天选定的国家命运，恐怕除了精神上的自我鼓舞作用外，人们很难相信实际上会有哪个国家是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取得真实的发展与巨大的成就的。二是受制于客观条件、但更重视人群努力造成的国家运行态势，这一含义可以national fortune命名。一个国家，以变应变、主动作为，将价值建设、制度建构相宜地付诸行动，所谓天道酬勤，必然成就国家发展机运。三是上佳的主客观条件偶然地具于一身，让国家看似意外、实则在意料之中地崛起，可以national luck称之。这对国家是一种不期然而至的好运，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足够努力关系不大。

美国在百年间由一个挣脱宗主国而获得独立的农业国，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似乎确实是天选之国。在美国总统的致辞中，最后总是会循例讲一句“God Bless America”，这似乎暗示人们，美国具有这样的、上天注定的国家强大命运。但以各个国家都会诉诸人力之外的超级力量的独特支持而言，这样理解美国的国家命运，似乎就失去了它的有效性与针对性。同样，如果认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作为第一强国的崛起是靠碰巧撞上的运气，那么，也就等于说民族国家体系中各国发展的成败，都是偶然机缘注定的，至于国家是否坚韧确立合宜的价值信念、建构公正公平的制度机制，且因势利导地应对国家处境、出台有利于支持国家发展的公共政策，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从民族国家的世界史来看，没有哪个国家仅靠上帝嘱意或大运上身，就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就此可知，美国的崛起，是靠美国人对现代价值的精准把握、对分权制衡制度的成功建构、对社会变迁大局的灵活顺应。这是一种因应环境条件且发挥民族的积极努力精神，才可望成就的国运。

因此，不能以上天注定与撞上大运来理解美国的崛起或衰颓。需要在现代价值、制度建构和与时俱进等维度，看待美国从一个小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变化过程。这才足以理解美国的发展结果，也才能清楚分析今日美国的国家处境与国家命运。那种将一个发挥国际领导权的大国出现的不利局面，解释为机缘不再或运气消逝，都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这不是为不为美国衰颓奏响哀歌、为中国崛起送上祝福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理性认知国家命运的问题。从历史线索看，美国的崛起，在18世纪建国之际，最为重要的是适时确立了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立宪机制；在19世纪国家扩展其立宪民主原则而遭遇黑人权利困境时，以南北战争再次确立了初始的建国原则；进而在20世纪处理国家权力与市场机制的匹配困难时，以“新政改革”落实了有限政府的有为问题。这都是美国立宪机制在不断地、适时地优化的表现。这不是以天降大运或机运上身的被动性国运论所可以解释的世相。这正是前引李光耀评论美国的那段话真正精彩的地方。

当然由此可以推出同样的结论，假如美国人丧失了这种因势利导的主动作为精神，对国家变局熟视无睹，对当有的作为无所用心，对亟需改变的处境全无应对，那么，美国就一定会丧失它蓬勃向上的国家发展势头，陷入被动，并走向衰落，最终让出综合国力第一的宝座，拱手交出长期行使的国际领导权。

从当下美国社会对国运变化的自我警醒来看，美国尚未丧失它因时而变的主动作为精神。相反，左左右右的意识形态流派对美国现实的严厉抨击，激进或保守的社会运动对落实立宪原则的强烈诉求，国家与社会双方对改良美国的一致行动取向，都表明美国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未曾陷入死水微澜危局的国度。这不是称颂美国，而是对一个事实的描述。因为外部的称颂与否，对美国是不是能够成功处理它遭遇的难题，并无影响；同理，以民族自尊心为由，一味贬斥美国，也并不能发挥出抑制美国、强盛中国的作用。对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具有超越美国雄心的国家来讲，真正秉承现代的国家精神与制度理念，从而理性而充分地动员自己国家的资源，才是超越美国的希望之所在。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国运如何，不是另一个国家的国运所能够决定得了的。美国的国运好，其他国家的国运不见得就会差；美国的国运差，不见得其他国家的国运就会好。一个国家的国运好坏，决定于这个国家的官民双方如何因应其客观处境而积极主动地作为。

保罗·肯尼迪在观察了500年来的大国兴衰历史后，进行了两方面的重要提点：一方面，他指出了国家间实力的消长必然性。“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因此，弱国变强、强国衰颓，实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另一方面，他强调，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国家专注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国家实力的世界位置的影响，要胜于它在世界事务中以军事手段耀武扬威。“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了。”这两方面的提醒，对于人们理解美国，以及尝试替代美国而起的霸权国度的国家命运具有深刻的启迪：国家命运确实是千变万化的，但国家命运决定于一国如何处理好国内经济发展事务与国际干预事务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从特朗普以“美国再次伟大”为号召展开的战略收缩与重组，再到拜登以联盟方式强化国家力量的举措，都表明美国还算明白其国家处境——不以超过国家实力的方式强撑国际霸权。这与当年的苏联不计国家经济实力，强行以军事手段干预国际事务（如发动阿富汗战争），最终在内外实力不支的情况下引发国家崩溃的做法，具有根本的不同。

在当代世界史上，流行着发挥国际领导力的国家衰落，其他国家才有望崛起的见解。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关于国家间关系的陋见。英美霸权的交接表明，新老霸权国家可以同时位列发达国家的行列，也可以同时发挥国际领导权。而德国、日本与苏联认定的国家霸权乃是一国独专的事情，因此以宣告英美霸权终结，转而由自己国家领导世界（德国、苏联）或地区（日本），引发了霸权转移的政治悲剧：这种独专的国家领导权思维，最终导致了三国在国家竞争中的悲壮失败。而这三个国家在与美国的竞争中，都曾误判美国衰颓、自身将替代性地势不可挡地崛起。这是一种显见的战略误判。这种误判的一再浮现，就是因为此起彼伏、你有我无、你死我活的国际竞争思维，具有激发努力崛起的国家之国家斗志的强大刺激作用。但这样的思维，偏离了国家崛起的正常思路，因此留给人们极为深刻的教训。

如果将人类命运与规范的现代价值与制度认取挂起钩来，我们就能免除将人类命运与某一个具体国家的命运直接关联的偏执。美国的命运如何，端赖美国守持现代价值与制度的理性强度与坚韧程度。如果严重偏离现代价值与制度安排，它就不可能持续取得经济发展与军事强盛的成就，美国的衰落就是必然的。其他国家坚定认取现代价值与制度安排，就会乘势而起，成为引人瞩目的国家发展楷模。如果美国纠正了它目前的某些失误，那么，崛起国便会与美国共享国际领导权；如果美国没能矫正自己发展的失误，那么新兴的崛起国就会一力或与其他国家共同行使国际领导权。总而言之，国家的命运把握在一国中自己的手里。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3月下（微信有删节）

原文标题：《周期性与终结性：美国政治极化的两种论断》

作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任剑涛

原文责编：张晓

新媒体责编：冯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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