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国统一大市场”概念非常火，其实这一概念早就提出过，在1992年第十四大上，就特别强调了要打破市场的割裂与垄断，促进公平竞争，之后在每一次报告当中也屡次强调，这一次再一次被提出，似乎戳中了大众的敏感神经，导致你去超市买个菜，都能听到讨论“全国统一大市场”。

首先说这是个好事，“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秦朝就这么干过，这也让华夏文明在上千年的历史进程当中，始终形成统一的局面，享受统一的红利。统一的时间久了，大家会以为理所当然，真还不是，我们看大欧洲，想统一都想疯了，虽然在罗马帝国时期，形成了短暂的统一，之后上千年的时间里，都是以分裂为主。

反观我们大中华，除了“五胡乱华”等少数几个历史片段以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统一的整体，虽然有过南北对峙的局面，但是彼此都还是认同中华文化这个大的框架。

这就有赖于秦朝时期“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给打下的基础，你现在去云贵地区，虽然本地语言听不懂，但是一点也不妨碍彼此的交流，最不济打出的汉字彼此都是认识的。

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在大家欢声一片，欢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哪些地区会受到伤害。

过去两千多年时间里，由于我们主要停留在农业社会，各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并不是很大，而且流通环节并没有像今天这么畅通，所以即使全国统一大市场，也不会形成地区间的巨大差异。

然而进入工业社会后，全国统一大市场也就意味着更便利的物流，更快的人力、人才流动，以及更强的资本流动，因此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就会被无限放大，也就是说“全国统一大市场”也会有巨大的反噬效应，并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因此我们一股脑倡导“全国统一大市场”，其实也要思考“区域垄断”为何会发生？是不是在某些历史时期，也起到积极性的作用？

历史上之所以会形成区域垄断，就不得不提“分税制改革”。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经济非常困难，这不是我瞎说的，在温铁军老师《八次危机》当中有详细的描述。当时的经济危机不亚于我们现在的疫情，整个经济活动失败，国家陷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危机当中。

于是各地开始试点以承包的方式搞活经济，其中就包括“财政包干”。比如当时北京搞的是“收入递增包干”，以1987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设定一个固定的年收入增长率4%，超过4%的增收部分都归北京，没超过的部分则要和中央五五分成。打比方说，如果北京在1987年收入是100亿，第二年收入是110亿，超过的那部分4%，也就是6亿元，归北京支配，剩下的104亿则是和中央五五分成。

除了北京和上海比较特殊以外，其他地区都比较简单粗暴，比如广东，在1988年给中央上缴14亿元，之后每年9%递增。要知道那几年，广东增长率是在20%以上，所以广东是享受“财政包干”红利的。

所以在当时，“财政包干”是形成共识的，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当然“财政包干”也为国家度过财政危机做出积极贡献。“财政包干”想要干得好，就需要各地大力发展本地企业，很显然，企业注册地在哪儿，税收就会留在哪儿，就会为本地贡献更高的增长率。

现在“企业在哪，税就留在哪儿”几乎成为共识，可是如果我们出国，哪怕去印度，你都会发现，点一份肯德基都含有消费税，与你肯德基总部设在马德里还是纽约，没有任何关系，因为税收在消费端，而不是生产端。

当然之所以把税收留在生产端，也是和我国历史相关的。战国时期，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商议如何收税的问题，齐桓公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进行征税，随后被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来，税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的办法就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

因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蔽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对抗。

之后的历朝各代，都提倡这种隐形的间接税，把税收隐藏在食盐、钢铁等百姓刚需商品当中，发展到今天就形成了，把税收隐藏在生产端，而不是消费端。

起初这种隐形的间接税并不高，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利润税仅有6%，不过随后逐渐提高，发展到今天，企业的综合税负达到40%以上，这也是“财政包干”落下的顽疾，消费端收不上来税，只能对生产端下狠手。

当然这种“财政包干”也有弊端，那就是地方上越来越富有，而中央上却越来越捉襟见肘。“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如果长期这种状态，对整个国家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于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开启了分税制改革，当时中央掌握着关税，地方上有营业税，当然大头还是增值税，也就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种。

分税制中最重要的增值税，改革之后，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好处是增加了中央的宏观调控的能力，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依赖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才让我们化险为夷。

弊端也非常明显，留给地方的税收越来越少，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地方上就需要把重点放在生产端，不断招商引资，扩大税收。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一制造大国的原因。

要招商，就需要有工业园，为了把财主招过来，各地会把工业用地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企业，并且负责“七通一平”（通电、通路、通暖、通气、给水、排水、通信，以及平整场地）。对于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地方上还会以投资平台的方式入股，甚至法律和政策上给予支持，比如想获得新能源汽车的牌照，就需要依靠地方上的人脉，协助拿各类许可证。

拿证还不算什么，还要让企业能够活下来，于是我们看到，各地新能源出租车、公交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西安表示，参与西安新能源推广和应用的企业，才能获得相应的补助与补贴；南昌表示，申请地方补贴需要提交“国家补贴”证明。

于是我们在全国看到同一幅景象，武汉的出租车不是富康就是雪铁龙，上海的出租车几乎全是大众，广州的出租车只能是广汽。

所以像小鹏这样造车新势力能够来郑州，完全是冲着垄断优势而来的，如果缺少地区性垄断保护，小鹏和大众还能在郑州呆多久？

无论是从运输便利性，还是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中西部与东部相比，差距不是一星半点。我们从2017年全国百强县前10名可以看到，东部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慈溪、太仓等占据9席，而中部只有长沙入榜。

这就造成了地方上只能依靠创办单价高、利润大，垄断性质的企业，才能获得更高的税收，比如烟酒企业，这些不但是高度垄断的行业，同时也是创税大户。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各地烟厂、酒厂越来越多，最后我们只能抽本地烟，喝本地酒，否则我们留不住税收。

像河南这样的农业大省，既不靠海，也不临江，“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意味着更低的GDP增速，更少的税收，如果再缺少土地财政的支持，“统一大市场”打破汽车、烟酒垄断经营，日子会愈加困难。

过去我们习惯性依靠土地财政，来支持本地公共建设，在2018年，郑州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比重为32.12%，在全国35个重点城市中位居第三，排在在海口、昆明之后。反观全国其他城市，对房地产的依存度普遍在18%左右，近些年随着政策调整，这一比例逐渐降低，然而郑州近三年却连续超过30%。

据行业数据显示，2022年1-3月郑州市主城区商品住宅成交110.52万m²，同比下滑57%；主城价格开始下滑，成交均价由2021年的15779元/m²，下滑至目前的15143元/m²，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房地产不景气，背后的原因是郑州新增人口的大幅减少，2021年郑州新增人口12.52万人，增速仅有0.99%，要知道郑州过去是人口流入增速在3%以上，2021年也是郑州市人口增速首次降低到1%以下。如果不知道郑州有多惨，可以看看邻居武汉，以9.65%的增速傲视中部各城市，过去没有存在感的南昌，人口流入增速也在2.95%。

郑州不到1%的人口增速，或许只是整个河南省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在2021年已经公布人口数据的省会城市当中，河南常住人口同比减少58万人，稳居全国末尾。

2020年从河南省流出到外省的人口达1610.09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595.45万人，全省净流出人口达1482.72万人，河南成为全国净流出人口最多的省份。这些外流的人口，主要去了北京、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区，这些都是东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人才、人力在经济发展中尤为重要，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发展中，更加依赖于人才的留用与培养。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财政对教育投入比较多，同时经费也比较充裕。而对于农业大省河南来说，财政收入本就入不敷出，教育投入更是捉襟见肘。

本就不富裕的教育投入，却还要面对疯狂的电脑级别的过关难度。2020年，河南考生超过百万人，这一比例占到全国考生的10%，然而这么大规模考生，河南省居然没有一所985大学，211也仅有郑州大学一所，本科上线率只有33.3%。所以迁往全国任何一个省份，似乎都能够逃离高考大坑。

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的事情，然而对于地方经济，特别是像河南这样的中西部省份经济来说，无异于是再一次的洗劫。

过去像河南这样的中部省份正是依靠烟草、房地产、地铁等高度垄断的行业，保持着与东部的经济差距，不至于被甩开太远，然而全国统一大市场，无异于要放开曾经的高额垄断利润，与东部的电子、信息、新能源等竞争，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以卵击石。

拿电子商务为例，2017年，整个社会的消费品零售额8千5百亿元，同比增长10%，而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1.1%，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6%，这种线上零售对全国零售的“攻城略地”，让很多地方百货超市闭门歇业，从2012年到2015年，全国有128家百货商店关闭，262家本地大型超市关闭，6209家体育用品品牌店关闭。

东部地区依靠着这种强大的人才优势，形成了在新经济领域的绝对优势，再加上对教育资源投入不均衡，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差距，从而造成河南等中西部地区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就业困难等局面，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人才的培育与生长需要良好的教育环境与经济环境，否则即使培养出了人才也留不住。全国统一大市场强调资本投入差异，也就是资本的利用效率，在这一点上，河南与东部地区相比，相距甚远，如果全面开放市场，不但会加剧人口外流，还将进一步恶化本地经济。

其实为了应对这种不平等，国家也在加大转移支付，1995年至2018年，转移支付总额从665亿元增加到了61649亿元，增加了93倍，远高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占GDP的比重也从1%升至7%，其中80%以上的转移支付都到了中西部地区，这保障了地区间人均财政支出的均等化。

然而这种转移支付特点是：越往基层分到的钱越少，省级的差距到了基层，就被层层放大了。这也导致整个河南唯有郑州一地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与郑州临近的各城市，被郑州巨大的虹吸效应，不但人口大量流失，经济也逐渐衰退。

经济情况越好、财力越雄厚的郑州，反而可能拿到更多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原因有没有别的。首先，上级分配项目时一般不会“撒胡椒面儿”，而是倾向于集中财力投资大项目，并且交给有能力和条件的地区来做，所谓“突出重点，择优支持”。其次，2015年之前，许多项目都要求地方提供配套资金，只有有能力配套的地方才有能力承接大项目，拿到更多转移支付，像安阳、驻马店这样的地级市，是没有足够的配套资金承接大项目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河南以一省之力发展郑州，结果郑州也没有发展起来。

最后我想说，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整个国家，还有重点城市，绝对能够获得新一轮的发展红利，比如央企比较集中的北京，能够获得更高的企业成长红利。然而对于一些落后地区，特别是没有地理优势、资本与人才优势的中西部省份，“全国统一大市场”无异于是又一次资本洗劫。

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以不到2%的土地，养活了全国近8%的人口。然而农业又是低附加值产业，相比于工业以及金融业，人均产出低得可怜。然而税收又是贴近于生产端的企业税，没有华为、阿里、腾讯这样的超级纳税大户，又失去了房地产、烟草、酒水等高利税区域垄断行业，那么留给河南的税收就少得可怜，别说招商引资“七通一平”了，甚至给学校里辛勤工作的教师队伍老师发工资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发展高科技企业了。

对于一位土生土长的河南人，全国统一大市场，我举双手赞成，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