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龙：一藤移神州，泽被华夏民

陈振龙：一藤移神州，泽被华夏民

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前，中国本土的菜蔬和主食植物其实并不是很多，如西瓜、葡萄等皆是由他代回，而现在四川人每餐必备的辣椒就更晚了，直到明朝后期才从海外引进，所以才称为海椒，不知道以前的川菜离了辣是个什么滋味。

据研究，在主食中甚至大麦和小麦都是从中亚引进，汉代才普遍种植，而可代替主食的马铃薯、番薯和玉米，皆是由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培育，也是在晚明时才传入中国。

而这其中最具推广性，最能适应耕作且能果腹的则非番薯莫属，它的广泛种植对中国人口增长，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其引进的过程也颇具传奇色彩。

番薯中的番，即是指外国或外族，一看就不是本土的存在，它在中国各地的名称有多种，有叫山芋的，有叫红薯的，有叫地瓜的等等，可能至少有十几种，而我们四川绝大部分地区则是称为红苕。

在粮食欠收之时，是可以当主食食用的，现在还被誉为“长寿食品”，在我下乡时，每年都会分得几大背篓，且极易存储，通称为杂粮，虽然主食是玉米，但每次煮那玉米碴糊糊时，总会放进几块红苕一起食用，可以说这红苕与我四年的下乡生涯相始终，以至于现在一见到它，胃中的酸水便要翻将了上来。

说它的引进过程传奇，是因为这红苕因适应力强，产量大，最适合那些地力贫瘠的区域种植，有了它保底，基本可以保证不被饿死，当年这种被视为奇货的红苕被西班牙人带到菲律宾及周边国家后，大受欢迎，立即被广泛推广和种植。

这西班牙人也坏，知道这红苕对中国的意义，所以“禁不令出境”，自16世纪中叶开始，国人对这一神奇物种是一无所知，即使有很多来自明朝的“南洋客”识得此物，但也无法带回国，而晚明的天灾人祸，使得大明朝的民众在饥馑中苦苦挣扎。

关于红苕被引进中国的说法很多，一说是由葡萄牙人从美洲传到缅甸，后来传入中国云南；二是葡萄牙人先传到越南，由广东东莞人陈益或广东湛江人林怀兰带回。

但主流说法是将其功勋归福建陈振龙，正是这位明代的秀才，冒着生命危险从南洋将其带回，中国方才有这红苕的种植。

据清人笔记记载，陈振龙是明代人，自幼研习经史，很早便考中秀才，后来据说是厌倦了科举便下海经商，后随一众商人去了菲律宾吕宋岛，成为一名儒商。

我觉得厌倦科举怕是托辞，久考不中方是正解，一名中了秀才之人，如何会轻易地放弃，若不是在乡试中屡屡碰壁，谁又舍得放弃这唯一的上升之路。

在吕宋岛经商时，陈振龙发现当地普种番薯，耐旱易活，产量极大，生熟皆可食，“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便有意将其带回国内，为躲避西班牙人的检查，将藤苗编入船上使用的绳索中，成功将其偷运国，并在家乡种植成功，时间是大明万历21年，陈振龙时年50岁。

其实，谁将此带回国内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将其培育成功，并通过相关渠道推广，让广大民众真正了解它的可行性及对民生的重要性，通过广泛又大面积的种植，才能使民众真正受益。

记得当年辣椒传入中国后，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作为食材，人们并未认识其功用，而是将其当作观赏植物，类似花卉一般地供人欣赏，也是先在江浙一带植根，慢慢才有人食用，最后才在我们四川得以发扬光大，所以，谁带回的并不重要。

陈振龙之所以被历史记住，正是因为他不仅深知这番薯的经济价值，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推广，他不但带回了这根藤，而且在将其荐之于官府，在当时福建巡抚金学曾的支持下，让民众知道这宝贝“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自古民众是认官府的，金学曾推广番薯时是明万历年间，并著有中国第一部番薯的专著《金薯传习略》，帮助辖区人民渡过了一次很严重的饥荒，民众对此是感恩不尽，于是便将这番薯唤作“金薯”，

后来大科学家徐光启将其编入他的《农政全书》，先在淞沪一带试种成功，还创造性地发明了地窖储藏法，后来又逐渐推广到黄河流域。

但是，由于当时明朝各级政府疲于应付李自成起义及辽东战事，并未认识番薯对民生的重要性，所以，番薯的传播仅限于民间自发地影响和传授。

真正开始大规模种植并活命亿兆人，还要归于清人入关以后，当时经明末及江南战乱之后，大量田地荒芜，民不果腹，人口急剧下降，甚至很多地区出现了“无民可治”的状况，清政府敏锐地察觉到番薯于民生的巨大功用后，果断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成为中国粮食作物中的一个重要品种。

这一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人口数量猛增，很快便突破上亿大关，继而又急剧增至三亿，在人口的大爆炸的过程中，番薯是起着关键的作用，史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绝对不是夸大之语。

所以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有很多人就直接将“康乾盛世”称之为“红薯盛世”，尽管稍嫌偏颇，却也是有些道理的。

陈振龙冒死偷回一根藤，泽被华夏盛行民自是功不可没，但金学曾推广种植之业绩，也是万民景仰的不世之功，于是很多地方自发修建亭阁祠堂以示感恩之情，如报功祠、先薯祠等等，可惜后来均毁于战火。

“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这是由福建人民于1957年建立的先薯亭上的一副楹联，就是对二位深切地缅怀，将二人的功绩比之妈祖和神农，可见人们的赞誉之高，比之当今人民怀念“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是一点也不差的。

郭沫若先生曾有《满江红》词云，“挟入闽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说的就是陈振龙冒险引种番薯之事，他亦称赞陈振龙“此功勋当得比神农。”

众所周知，大明王朝表面上是亡于满人之手，但实际上亡国的真正原因是亡于李自成起义，他一个下岗的驿卒，为何会一呼百应，啸傲中原，糜烂四方，原因就是当年适逢天灾，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流民四窜，他登高一呼遂成燎原之势，直接将明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之深渊。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满人乘虚而入，定鼎中原，血洗江南，篡我华夏数百年江山，如果大明王朝能早些推广番薯的种植，至少能让生民活命，也不至于百万之众随李闯豚突四方，大明朝两面受敌，要让那几个满鞑子靠武力打入关内，那怕是没个几十年是万万打不进来的。

如今的中国，国富民强，番薯早已退出主食的舞台，“小民赖之”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仅作为副食或菜肴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但是，我们不应忘记陈振龙，他的功劳吾辈当以铭记，而不能“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让陈振龙的事迹湮没而无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