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独特的王朝总是被我们轻视或忽略。而这个王朝便是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新朝之所以被忽略，原因有二。其一，新朝立国时间极短，从公元8年到23年，国祚仅仅延续了14年；其二，新朝是由“乱臣贼子”王莽所建。而在后世看来，王莽的“篡逆”行为使他失去了成为天下主宰的正统性。因而，新朝很难被世人看作为一个正统的王朝，在史书中也得不到浓墨重彩的描绘。

但到了近代，人们逐渐抛开了旧日的史学观点，学者们也逐渐开始为王莽翻案。对此胡适曾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

胡适为何说王莽被冤枉了？这还要从王莽的主要作为来说起，那就是“托古改制”。而王莽之所以要进行“托古改制”，完全是因为他想要完成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那就是超脱“历史周期律”。

一、“强汉”变成了“弱汉”

何为历史周期律呢？

1945年，著名学者黄炎培曾在延安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难解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由此观之，所谓历史周期律，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权兴与衰的不断转换。纵观世界历史，这种兴与衰的转换几乎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轮番上演。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例如埃及、波斯、罗马、蒙古帝国，都脱离不了从兴盛到灭亡的历程。就如魏文帝曹丕所说：

“ 自古 及今， 未有不亡之国 ，亦无不掘之墓也。”

历史周期律就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高悬在历史上所有君王、总统的头顶，他们战战兢兢，唯恐这把剑掉在自己头上。

汉朝，是中国第一个长期维持统一的王朝，它经历了刘邦、吕后时代的休养生息，经历了文景时期的大繁荣，经历了汉武帝时期的金戈铁马、横扫天下，经历了昭宣时期的鼎盛国势。由于汉朝的强大，因此这个伟大的王朝也得到了“强汉”的名号。

然而有兴就有衰，自汉元帝以后，汉朝的国势却每况愈降。到了汉成帝、汉哀帝时期，更是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国内自然灾害四起、人民纷纷破产沦为流民，而“代汉者当涂高”的政治谣言像野火一般在中华大地上泛滥。在很多人看来，汉朝的统治就要到头了。

为了解决社会危机，汉朝的君臣可谓使劲全身解数。 汉哀帝时期，朝廷祭出了“限田限奴婢”的手段，试图制止恶性的土地兼并行为 ，使百姓不至于破产，成为豪强的附庸。然而理想是性感的，现实却是骨感的，利益集团不愿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而“限田限奴婢之议”犹如泥牛入海，没有泛起一点儿波澜。

无奈之下，汉哀帝又被迫求助于鬼神，自导自演了所谓“再受命”的闹剧，希望上天能够再给刘氏一个机会，再次将天命赋予炎汉。为此，他还给自己改了个冗长的名字——“陈圣刘太平皇帝”。然而或许上天认为他的心并不诚恳，因此仍然毫无作用。

在朝廷推行各种无用功的同时，百姓正被自然灾害、瘟疫、豪强、贪官污吏折磨得死去活来。因此大臣鲍宣曾沉痛地向汉哀帝上书：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

那么曾经富足强大的汉朝，为何沦落到这种地步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汉朝已经无情地撞上了历史周期律。

二、残酷的历史周期律

正所谓有兴必有亡，中国封建王朝，很难超越300年的国祚。因为只要接近300年，国家的人口就往往会增殖到极限。而与之相对，耕地却是有限的。而这些有限的耕地，又往往会被更有权力、财力甚至暴力的各种豪强所侵占。

在汉代，田赋轻而口赋重。西汉初年，当时战争刚刚结束，地广人稀, 工商业繁荣。西汉政权之所以减轻田租，就是为通过租税杠杆刺激人们从事农耕的积极性，毕竟开垦田地越多，所得就越多，负担就越小。而政府加重人口税，则是为了扩大纳税面，维持封建国家的基本收入。

在西汉初年，这样税收政策能够刺激农业经济发展，因此也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繁荣。但是到了王朝中晚期，这样的制度却逐渐成了豪强地主阶层进行兼并的凭依，而主要按户口纳税的原则, 无疑加重了贫苦农民的负担, 必然导致“ 富者务兼并而自若, 贫者避摇赋而逃亡”的社会后果。

据《汉书· 地理志》所载， 西汉平帝时定垦田8270536顷，人口59594978 人，一户平均有67亩田。按照西汉一户耕种40~50亩来算，还能维持正常生活。然而依照西汉不合理的征税制度，贫民根本无法保障自己的耕地，在重税和徭役之下纷纷破产，要么沦为豪强的部曲或佃户，要么只能放弃家园，成为流民。而这一切，无疑将减少政府直接控制的人口，降低政府的收入，导致国家无法有效抵御自然灾害，致使灾民变为流民，形成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简而言之，中国历朝历代之所以会面临“兴、衰”反复转化的历史循环，归根结底就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核心有两点。其一，分配问题，当时国家无法做到耕者有其田，无法控制兼并；其二，生产力问题，西汉时期没有高产作物，更没有化肥乃至于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亩产相当低下，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人口。百姓终日辛劳却难求一饱，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

在百姓水深火热的时候，社会各阶层都希望找到一个能拯救时局的救世主。因为即使是既得利益者也明白，若让流民、奴婢问题继续严重下去，一场席卷全国的起义就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雨雪风霜和饥饿正不断抹消流民们最后一点的怯懦和温顺，而取而代之的将是求生的原始兽性，当他们重新长出利爪和鳞甲，就将是汉家刘氏灭亡之时。

就在这时，王莽站了出来。

三、把蛋糕做大——创设西海郡

王莽，西汉大外戚，他是新都哀侯王曼的次子，他的五个叔叔曾先后担任大司马，他的家族可谓显赫一时。与其他生活奢靡、作风放荡的堂兄弟们相比，王莽““独孤贫，因折节而恭谨”。他自小便拜大儒为师，研究经学，在上课之余，服侍母亲和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孤，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达，对内服侍叔伯。大伯父——大将军大司马王凤生病时，王莽曾为他亲侍汤药，几个月不解衣袋，比王凤的亲儿子还周到。

最终，王莽的诚心感到了大伯父，王凤最终向皇帝推举了这个自幼失去父亲、饱受家族忽视的侄子，而这也是王莽飞黄腾达的开始。汉成帝时期，王莽身居高位，却总能礼贤下士。他不好酒色享受，他的俸禄全部分给门客和平民，他和妻子却每天布衣蔬食，与平民无异。因此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朝野，王莽都深受爱戴。

从汉平帝时期开始，王莽在众望所归之下，当上了安汉公，成为大汉帝国真正的主宰。为了拯救困苦的百姓，他多次号召大家捐钱捐物，帮助因灾害而流离失所的贫民。同时他还自掏腰包，在长安建造二百座房子，专门供流民居住。

然而王莽知道，这些只是救急的手段，治标而不治本，不解决土地的分配问题，不扩大耕地面积，一切都是白搭。作为一个大儒，他一直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建成一个“市无二价，官无狱讼，官无私欲，邑无盗贼，野无饥民”的理想社会。而汉朝的旧制度，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必须改制。

中国人是一个喜欢一切向后看的民族，迷信古代圣贤的教诲，不太喜欢变革。为了推进他的改革，作为古文经学者的王莽决定“托古改制”，他以“复古”为幌子，行得却是全新的政治。甚至在忽视看来，王莽是中国第一社会主义者。

一开始，王莽要做得是解决分配，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便要大幅度削弱豪强地主的力量。首先，王莽确立王田私属制，将土地国有化，不准随意买卖，所有土地重新分配。若能成功，就能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其二，王莽废除奴婢买卖，倡导平等，将奴隶从豪强手中救出来，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其三，“五均六筦”，由政府平抑物价，控制盐铁酒等重要商品的生产、买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其四，废除五铢钱，频繁改革币制，他希望以此手段稀释豪强的财富，达到均贫富的效果。

当然，王莽的出发点是非常善意的，但是可悲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壑，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这些制度不仅没有拯救百姓，反而激发了社会矛盾。最终，造成了王莽的末日。

除了分蛋糕以外，王莽还着手做大蛋糕，而这一点实际比分蛋糕更难。早在汉武帝年间，汉朝的扩张就达到了极限，东亚绝大多数可耕的土地，都已经被汉朝囊括在疆域之内。而在王莽看来，若想做大蛋糕，不仅要大面积的开垦土地，同时还要向外国掠夺土地。

因此自王莽执政伊始，就不断向周边诸国挑衅生事，与匈奴、高句丽、西南夷、西域诸国持续交恶。在笔者看来，王莽之所以挑衅，一方面是为了通过战争来凝聚国家，另一方面就是想要吞并这些国家，消化过剩人口。

为了实现这一预想，王莽首先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湖。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上奏皇帝：当时巳有东海、西海、北海等郡, 却唯独没有西海郡。于是他希望能够占据青海湖附近的土地，建立了西海郡，到达四海归一的政治气象。

幼小的汉平帝自然左右王莽的意见。当时在青海湖日月山以西的土地上，居住有一万二千羌人。为了获取这些土地，王莽派中郎将平宪带着金帛收买当地的羌人酋长，哄骗他们“献地”和“内属”。

从日月山以东的自然条件看，当地的地理环境、海拔、气温、日照、水土和无霜期，都较为符合农业生产的条件。然而从日月山以西的自然条件看，却更适宜放牧。直到明代, 《明史》，仍说它, “ 水草丰美, 专营畜牧” , 是宜牧而不宜农的地区。

羌人酋长目光短浅，心地单纯。作为游牧民，他们对土地的价值观与定居农民有巨大不同，而对于流动资产则更为重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王莽不仅占据了这片沃土，而且还不再允许他们返回当地进行农牧生产。

四、西海郡的建设

1944年，考古学家在青海湖东北金银滩上发现一座古城遗址,，此城俗称三角城，位于青海涅源县西北四十余里， 距西宁约一百五十里。在此城保存较为完整，东西长6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残址高大四米，四个城门仍隐约可见。在城内，还发掘了西汉和王莽时期的五铢钱、货泉、大泉等五十余种钱币以及一枚“西海安定元兴元年当作”的铭文瓦当。

因此学者们可以确认，此城就是王莽当年建设的西海郡。而古籍《水经注》《十三州志》以及(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都可以印证。

王莽创设西海郡后，将湟水流域金城郡所属各县并入，并改县名，建成了西海郡的五个县城。从地理位置看，这座郡城孤处日月山以西，其他的县城都在日月山以东。以郡城作为前哨，或许只有脑洞奇大的王莽才干得出来，正是“郡守守国门”。

西海郡建立后，王莽开始以各种理由，将大量流民迁往该城戍边。据《汉书·王莽传》记载：

“ 又增法五十条, 犯者徙西海。徙者以千万数, 民始怨矣” 。

作为一个新设的边郡，自然没有人去往当地戍边，甚至连苦难的流民也不愿意。虽然相比于漠北，西海郡的自然条件要好一点，但和内地比，又差得太远，自然没人愿意去。

王莽代汉称帝后，他仍没有放松对西海郡的建设。始建国二年( 公元10 年) 又颁布法令:

“ 禁民不得挟弩铠，( 犯者) 徙西海” 。

由此，流放西海郡的法令增加到了51条。

其后，王莽强迫“犯人”们修建郡城以及烽燧，开垦土地、放牧牛羊，进行武装殖民。还没等西海郡的防御体系建设完成，羌人们突然发现自己上当了。根据平宪的说法，羌人是“自愿”将青海湖附近的领土让给汉朝。然而实际上，或许并非如此。

五、西海郡的毁灭

按照《汉书》记载，西海郡设置后二年, 也就是居摄元年( 公元6 年)， “ 西羌庞恬、傅蟠等怨夺其地作西海郡, 反攻西海郡太守程永, 永奔走” 。

从“怨”和“夺”来看，羌人显然不是自愿让出自己的土地，否则也不会怒而攻打西海郡。对于羌人的攻击，立足未稳的汉人无法抵抗，郡守程永被迫逃跑。然而，王莽或许早就料到羌人会意识到自己受骗，于是在次年春天，王莽派护羌校尉窦况率兵逐走羌人，重占西海郡。

就这样，失去家园的羌人虽然对西海郡骚扰不止，但王莽仍将其地作为释放过剩人口的流放地。随后，王莽与周边诸国陆续交恶，新朝与匈奴重新兵戎相见。王莽召集天下精兵，组成30万人的猪突豨勇，决定直接灭掉匈奴。在本人看来，这场战争的性质其实和夺取西海郡一样，其目的在于持续拓展汉朝的生存空间。

然而可悲的是，西海郡的创设不仅违背了政治发展规律，同时也违背了自然规律。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在王莽末年，新朝已经丢失了西海郡：

“ 时王莽末, 四夷内侵, 及莽败, 众羌遂还据西海为寇” 。

从“王莽末”的记载来看，西海郡丧失于王莽败亡之前。很显然，单靠军事武力和以千万数的“ 犯法” 者, 是不可能守住一个边郡的。更严重的是，羌人还以西海郡为根据地，向新朝边境发动了反攻，导致“金城属县， 多为虏有”，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王莽为何守不住西海郡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地理条件来看，位于日月山以西的西海郡，根本不适合种植。在当地屯田，不合地利，可能颗粒无收或所获甚微，人民生活之苦可以想见。为了维持当地供给，必须从日月山以东运粮，而这繁荣的徭役，对于人民是一种重大的考验。只要形势一变，羌人围城鼓噪，并切断郡城的粮草供应，西海郡无论如何也守不住。总之,没有稳固的农耕区和相当数量的屯种民，是不能长久设置一个郡的?

其次，从当地百姓的人心向背来看，西海郡的居民多为罪人，心中充满了对王莽的怨恨，试问“怨民”又如何会为王莽戍边？因此当羌人袭击郡城，当地军民不会有恒心坚守，甚至还会视其为脱离苦海的好机会。他们不是逃回内地，参加绿林赤眉军，就是与羌人合作，共抗王莽。

最后，羌人必然不能容忍西海郡的存在。毕竟那里的土地是他们的祖地，也是“ 平地美草” 之地。虽然他们会为了金帛，暂时迁移到“ 自居险阻处”，但他们将金帛挥霍一空，生活发生困难时，必然会掉过头来收复自己的祖地。

总之，王莽利用拓边的手段来做大蛋糕，化解人口和土地危机，是一种违背规律的行为，根本不可能成功。自王莽以后，中原王朝再也没有在日月山以西设郡。直到隋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设西海郡于青海湖西岸原吐谷浑都城，重新将疆域扩展到日月山以西。但无独有偶，西海郡仅维持了七八年，就重新为吐谷浑所夺。由此可见，即使是专制帝王，也不能凭个人意志扭转政治和自然规律，他们的出发点或许是善意的，但是后果却是无穷的。

从西海郡建立和毁灭的历史来看，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古代，土地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估计，历史周期律根本无法避免和规避，只能通过平和的手段延缓，正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而王莽，却用激进的改革，直接引爆了火山，导致了遍及全国的大起义。最终，新莽王朝灰飞烟灭，而中国人口也由鼎盛时期的5900多万人，降低到东汉建武年间的1500万。由于人口减少，土地压力减小，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循环，东汉明章之治的曙光，已然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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