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文物都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印记，透过文物触摸历史的温度和厚度，曾侯乙编钟赫赫有名，心中仰慕已久，却不知藏有多少秘密等着我们去探寻 ，它是属于谁的？属于什么国家？除了奏乐还有什么作用？这套编钟究竟有何神奇之处以至古人对其如此重视?拨开历史迷雾让我们一探究竟。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诸侯互相倾轧的时代，也是一个百家争鸣、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一个群贤毕集的时代：世界上，释迦牟尼、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等横空问世；在中国，老子、孔子、墨翟、庄周等相继登场，然而，有一个人，他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那个时代罕有的瑰宝，堪称惊世之作，他就是曾侯乙。

西周末期，周室渐衰、诸侯并起，与曾国相邻的异姓诸侯国楚国亦在这一时期快速崛起从公元前706年起的上百年间，楚国野心勃勃，接连吞并数个周边小国，唯有北边曾国独存，国君曾侯乙出身正统，精通礼乐，善于外交，颇有声望，一天曾侯乙接到了来自楚王的赠礼——青铜镈钟，这件镈钟先是被悬挂于曾国的，而在曾侯乙去世之后，它又替换了陪葬的一套大型编钟中位于正中央的一件，与曾侯乙一同长眠地下，这一系列举动都颇具政治意味，而这套编钟也正是今日名扬海内的曾候乙编钟。

战国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大型礼乐重器，国家一级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为该馆“镇馆之宝”，是我们目前所出土的，保存最完好，铸造最精美的一套编钟。战国曾侯乙编钟钟架长74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编钟共六十五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雕、浮雕、阴刻、髹漆彩绘等装饰技法。距今2400年前生产力并不高 ，曾侯乙编钟做工如此精美，体量如此之大的乐器，先人的智慧让我们深深震撼，站在它面前仿佛穿透时空与曾国国君曾侯乙来进行对话。

战国时代，诸侯奢靡享乐之风盛行，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肃穆庄重的西周雅乐，更多变的音乐风格、更丰富的乐器种类，舞台之上，金石和鸣、丝竹同奏宴席之中觥筹交错、宾主尽欢，对于战国诸侯而言，宫廷宴饮是如此频繁，其排场又是如此奢靡。

编钟是先秦时代的一种组合乐器，通常是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多枚青铜钟编列成组，可以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在先秦时期，编钟和编磬，是贵族祭祀、宴乐、典礼等场合使用的重要乐器，在古代礼乐仪式中具有主导作用。编钟通常为青铜钟，编磬则主要是石制，两者搭配，古称“金石之音”。

曾侯乙编钟是目前考古发现所见最大的编钟组合。全套编钟共六十五枚，分八组，悬挂在铜、木做成的三层钟架上。其中，上层三组十九件为钮钟；中层三组三十三件为甬钟，分短枚、无枚、长枚三种样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甬钟，十二件；另有镈（bó）钟一件。最大的一件编钟通高一百五十二点三厘米，重两百零三点六公斤；最小的一件通高二十点二厘米，重二点四公斤；比编钟体量更为惊奇的是，“一钟双音”：一个钟可以敲出两种声音，正面敲出来的叫正鼓音，侧面敲出来的叫侧鼓音。钟体、钟架和挂钟构件上面有3700字铭文，是当时关于音乐文化的备忘录，这些铭文不仅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阶名，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楚、周、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

曾侯乙墓的考古发掘轰动了全国及海外，这件稀世文物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进入研究者和公众的视野，历经数十载的研究学者们一致认为，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重大发现，在人类文化史、音乐史、科技史等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展现了人类智慧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高度。

只见其形，不闻其声，不算认识编钟，要让这件绝无仅有的乐器“活”起来。经尝试编钟的音乐性能非常完美，可以用它来演奏古今中外的名曲。出土后三个月的建军节一场史无前例的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音乐会在随州一处礼堂举行，开篇曲目《东方红》缓缓奏响，礼堂里肃穆安静，熟悉的旋律，却由沉睡了2400余年的曾侯乙编钟奏响觉着尤为奇妙。接着《楚商》《一路平安》《欢乐颂》《国际歌》，小钟空灵、甬钟圆润饱满、大钟雄浑，曲毕现场掌声雷动、气氛十分热烈。

从出土到乐理发掘再到演奏传播，让沉睡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活”起来。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权回归中国，谭盾为庆祝香港回归，雪百年国耻，张扬民族精神，作交响曲《1997：天地人》，以现代各种演奏敲击乐的方式结合传统的演奏法为编钟谱写新曲，显得大气磅礴，中华编钟乐团用了（用二千四百多年前的曾侯乙编钟）表现最时髦的主题。

“器以载道，国人造物，不止停留在实用层面，而是通过器物传达出一定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境界。研究曾侯乙编钟乐理，破解曾侯乙编钟的“一钟双音”原理，来自于其独特的钟型——“状如合瓦”。像两片瓦扣合在一起，编钟上有两个不同的振动模式，再通过钟壁的厚薄，来控制声音的高低。研究人员复原研制编钟，精益求精，不懈努力，更多编钟复制件得以走向全国甚至国际。

近年来，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连同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以及湖北省歌剧舞剧院，3支编钟演奏团体，因不同的研究侧重点，进行着相似的工作性质——将“活起来”的编钟文化播撒到世界各地。17年联合山东烟台一家乐器公司，发布了一款新型编钟——将传统的打击乐器编钟“变身”通过键盘为接口的普通乐器，可以被钢琴和电子琴演奏者演奏。有人认为，由于编钟钢琴化，完全可以让中国的编钟进入世界各大城市的音乐厅、教堂、音乐学院，编钟能像钢琴一样进入普通家庭变成一种可能。

而曾侯乙编钟更是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深深烙在中国发展的轨迹中，在曾侯乙墓发掘现场的原址上，一座精美的博物馆巍然矗立，向世人展现着脚下土地的悠悠历史，出土四十余载的曾侯乙编钟还很年轻，而历经岁月的曾侯乙编钟，也终于焕发出新的光彩。

近些年我国考古事业取得丰硕成果，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历史时期考古等各时段的田野发掘工作都有新发现、新进展，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文明进程、文化交流等重大课题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那么考古发掘是为了谁?不只是为专家、为研究，更重要的是为群众，走群众路线这恰恰体现了与改革开放同步的对待文物保护的新态度，想让展览和文物“活”起来，就要脱离专家视角，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构思故事。真正的保护应该是依靠当今的科技手段和业内人士的努力，来实现在群众中更深远地传承与传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文物展览正在从精品展向叙事展转变，不只是把好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而且要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推介文物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和时代价值，曾侯乙编钟就是让文物“活”起来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