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仲，湖北省赤壁人。1948年，30岁的刘云仲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1949年，刘云仲随国民党败退至台湾。38年后，刘云仲只拿了一双袜子就回湖北探亲了。见面时，老伴气不过，直言道，“你还不如不回来，死在外面算了。”

以下，我将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老兵刘云仲的故事。

图：私塾 老照片

我是家中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我父亲是私塾先生，叫刘彦文。我2岁时，母亲怀了二弟。二弟刚出生，他就被过继给了无法生育的大伯。我12岁时，母亲怀了小弟。生孩子时难产，小弟留住了，母亲走了。母亲死后，我爹带着我，三弟还有四弟相依为命。这就是我的家庭背景。

而我的故事，则是要从1935年，我和家珍结婚时讲起。

那一年，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颗粒无收。熊家畈受灾严重，不少人都出去逃荒了。为了活下去，有人将女儿嫁了出去。毕竟少一个人，就少一口吃的。就这样，18岁的熊家珍嫁给了我。洞房的那天晚上，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去年（1934年），我三弟生病去世。当时，我的父亲说，“你娘刚死几年，你弟弟又没了，不吉利，给你说门婚事冲冲喜。”那个时候，我也才16岁。但是农村结婚早，16岁也能娶媳妇。就这样，我爹趁着大灾，托媒人给我找了家珍当老婆。

婚后，我的生活很甜蜜。家珍接连给我生了4个孩子，三儿一女，老大叫环金，老二叫仁杰，老三叫兰香，老四叫冬冬。眼看着日子越来越好，可1948年的一场意外，打破了我家的平静。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日子，农历四月初四。

晚上，我和家珍刚刚躺下，就听到了急促的敲锣声，并伴随着喊话，“去保长家开会，抽丁。”没一会儿，我，四弟刘沐青，还有我父亲，都起来了。我们爷仨来到保长家以后发现，他家早就站满了人。等人来得差不多时，保长刘宿竹说：

图：国民党时期推行的保甲制度 这是厦门市的一份证明

“外面在打仗，按照二抽一的规定，凡是家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都要抽丁。这一次，我们村子被分配了8户”。随后，保长刘宿竹点了这八户户主的名字，其中就有我爹刘彦文。紧接着，他又指了指八仙桌上的一个瓷碗说，“抓阄，这里面放了八个纸团，写好了壹到捌，谁要是抽中前三个号，谁就去。”

我爹离得近，他先抽，打开一看，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贰”字。看到结果以后，我爹的双腿直打颤。四个儿子，一个送人，一个夭折，现如今又要有一个人去当壮丁。但凡上了战场，就很难活下来了。更让我爹愁的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他该送走哪个儿子？

回家以后，我爹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他说，“要是让老大去，就会拆散一个好好的家庭，他有老婆，还有4个孩子。”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弟弟也明白，他说，“爹，那就让我去吧！”我一直没有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其实，弟弟也才刚满18岁，结婚的日子也定好了，就在八月初八，他一走，这门亲事也就黄了。

作为老大，我本该挺身而出，可我放不下家珍和四个孩子。

第二天一大早，保长刘宿竹就带着乡长葛明昶来我家领人。弟弟走后的两天，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闭眼，就能想起弟弟被带走时的苍白的脸庞和哀怨的眼神。他仿佛在说，凭什么是我？一屋之隔的父亲的房间内，也频频传来咳嗽声。这几天，父亲反复念叨着，“都怪我，是我害的孩子，我真该死！”

图：老照片

几天后，我听村里的人说，“我去县城赶集时，看到你弟弟沐青了，他还没走。”听说弟弟还没走，我便萌生了换弟弟回来的想法。这天清晨，我推了推还在睡觉的家珍说，“我想去换沐青回来”。本来还困得不行的家珍，听到我的话以后，突然坐了起来说，“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说，“我没胡说，我已经想好了。我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死了，也不会断了根。可沐青不一样，他还没有结婚，要是在外面死了，岂不是要绝后？”没等家珍反应过来，我就已经准备穿衣服出门了。

走的那一年，最大的环金也才刚8岁，最小的冬冬还不满8个月。

我去县城换回弟弟的第二天，队伍就开拔了。起初，我们先是被带到了汉口，后来又在粤汉码头驻扎。其实，我之所以敢去县城换回弟弟，是因为我有被抓的经验。

1938年，我被一个叫陈岗祥的人抓到了县城。后来，他们又把我送到了武昌徐家棚，关在一个军用仓库的楼上。长官看我的个子高，就让我当副班长。由于我们当时还不是正规军，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期间，我一直在盘算着怎么逃跑。因为我知道，一旦换上军装，就不容易跑了。

我后来发现，每天晚饭后，哨兵会进行一次换岗，此时的看守最松懈，是逃跑的绝佳机会。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我趁着哨兵换岗，以拉肚子为由跑到了一片莴苣地。平时，就算是上厕所都有哨兵跟着。但是因为我是副班长，再加上他们在换岗，就被我钻了空子。趁着夜色，我逃脱了国民党的看守，回到了家。正是这次的“逃兵”经历，让我有了换回弟弟的底气。因为我想用同样的方法，再逃一次。

图：老照片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的看守太严了。一连两个多月，我始终没有找到逃跑的机会。

就在这时，一个叫陈保权的排长，找到了我说，“你老婆是不是叫熊家珍？她好像在找你。”在这位排长的安排下，我和家珍在码头见了一面。原来，自从我把弟弟换回来以后，家珍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打听我的下落。当她听说我们这群被抓的壮丁，正在粤汉码头休整时，便找到了码头。

见面后，家珍也不说话，只看着我哭。看到她哭，我也很心疼，连忙给家珍擦眼泪。没过一会儿，家珍就要走了，走时给我塞了三块大洋。当时，部队不允许新兵藏私房钱。为了不被别人发现，我将两块大洋藏在被套里，又托一位老兵，帮我买了一双袜子和一瓶治头痛的药水，花了一块我大洋。

早在去年时，家珍就想买一双长袜子，却一直舍不得买。而且，家珍还有头痛的老毛病，也不舍得花钱找医生。买这两样东西时，我就在想，“如果这次还能逃掉，我一定要把这两件东西交给家珍，她一定会非常高兴”。

然而，就在第2天，连长不知道听谁说我藏了两块大洋。把我叫到了连部，见面就给了我两个耳光。最后，钱被没收了。倒是把那双长袜和眼药水，留给了我。我也将他们视若珍宝，一直放在枕头下面，没事时就拿出来看看。

7月，我们被闷罐车拉到了北平。在北平西郊，我被编入青年军208师624团。由于我们这批人大多都是农民，不会打仗，国民党先是对我们进行了三个月的训练。随后，我所在的624团接到命令，由北平向唐山进发。到达唐山时，解放军的东北野战军已经挥师入关。于是，我们团又被要求退守塘沽。

图：解放天津 连环画

当时，塘沽作为逃到海上的唯一通道。守住塘沽，就还有退路。塘沽失守，天津的部队就会成为瓮中之鳖。然而，解放军没有死缠着塘沽，而是直接围住了天津。1949年1月15日，天津就被解放了。天津解放后，我们这批负责守备塘沽的部队顿时间军心动摇，开始全线溃退。

我第一次意识到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当时的塘沽码头乱成一团，到处都是争相挤着上船的国民党士兵。为了活命，我也拼命往船上挤。很幸运，我挤上了船。可我到后来才意识到，挤上船，才是我噩梦的开始。

我们这支败军，先是撤退到杭州休整，后来又去了舟山群岛。最后，我们在一个名叫登步岛的地方，登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坐在军舰上，我从背包里面掏出了那双袜子。摸了一遍又一遍，泪水打湿了眼前。朦胧间，我仿佛听到了我小儿子冬冬的声音，他已经会叫我爸爸了。

刚来台湾时，我异常颓废。战友们打牌，我从来不参与。他们喊我上街，我也是摇了摇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1956年10月，我被派去驻守金门。在这里，我一待就是两年时间。期间，我还经历了八二三炮战，差点被一枚炮弹炸死。当时，那枚炮弹就落在离我十几米远的地方，现在想想都后怕。

说来也怪，自从1948年，我被国民党抓走以后。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也经历了不下几十场。然而，每一次都能与死神擦肩而过。而随着参军时间的增长，我的职位也在一步步上升。初来台湾时，我是班长。被派去驻守金门时，已经是排长了。从金门回来后，我被越级提拔为中校通讯员，负责团里的无限通讯。

图：国民党在金门

我是1958年11月，被调回台湾本岛的。这时，距离我来台湾已经快9年了。和我同一批来的老兵，大多数都找了当地姑娘再婚。当然，也有人要给我说媒，却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说，“我来台湾已经够对不起我的老婆和孩子了。不管她（家珍）是否还活着，有没有改嫁，我都不准备再取娶了，我要给自己赎罪”。

1970年，我办理了退役手续。多年以来，我几乎没有社交，攒下了不少钱。退役后，我在桃源县八德乡永福街买了一栋房子。几十年下来，由于迟迟无法回大陆，我的心早就冷了，也不想再折腾了，就准备守着退役金过日子。我想，只要我省着点花，这辈子很快就能过去了。

在浑浑噩噩当中，我度过了9年的时间。1979年元旦，一位老乡兴冲冲的找到我，他非常神秘的说，“嘿，你听说没有，那边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还欢迎我们回去呢！”老乡的话，重重的砸在了我的胸膛。我下意识的想，“我是不是还有机会见到家珍？”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因为睡不着，我就从箱子底下翻出了那双袜子，紧紧的贴在了胸口。老乡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回家，成了我最大的心愿。只可惜，我始终没有找到回去的办法。此后两年多，我原本沉寂下来的心，渐渐变得急躁起来，我想回家。

1981年1月1日，我听别人说，大陆那边开通了专门针对台湾同胞的广播——一个名叫《空中之友》的栏目。

1月2号一大早，我就跑去大南镇买了一台非常昂贵的收音机。等夜幕降临后，我关好门窗，躲在被子里面偷偷收听《空中之友》的栏目。那段时间，主持人徐曼亲切美妙的声音，成为了一剂良药，极大的缓解了我的思乡之情。可惜，这剂良药无法治除根，想要除根还得回家。

图：《空中之友》的女主播 徐曼

1983年5月，我想家想的难受。于是，我向当局提出了前往香港探亲的申请。其实，我在香港并没有亲人，我只是想从香港回大陆。意料之中，我的申请被拒绝了。他们告诉我说，“你有大陆思想，上头不批准”。第二年，我又申请了一次，还是被拒绝了。我气的大骂，“我为你们卖了一辈子命，你们有没有良心？”

也许是被我骂怕了，1985年秋天，我的第三次申请竟然通过了。但是，他们要求我找两个担保人。这还不容易？我立刻找了同乡刘协民和潘后江替我担保。终于，历时两个多月，我的手续终于办妥，参加了一个马来西亚——香港的10日游观光团。为了不引起台湾当局的怀疑，我没有动家里的任何家具，冰箱和彩电都还通着电。我的旅行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花剩下的几千美金外，还有那一双袜子。

1985年11月8日，我在桃园机场坐上了前往马来西亚的飞机。12月1日，我人已经出现在了我老家赤壁。坐在镇委会会议室内，我喃喃自语，“变了，变化太大了，简直不敢相信，这竟然是我的老家！”大约等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村的村长刘秀辰，带着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来了。我只看一眼，就知道她是家珍。

见面时，我大喊了一声，“家珍，我回来了。”说完，我就扑了上去，想拽住家珍。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家珍似乎不认识我了，朝我冷冷的看了一眼，径直坐到了墙角的沙发前。顿时间，我的心比窗外的寒风还要冷。为什么？38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家珍，可家珍为何这么冷漠？

我以为家珍在生我的气，连忙上前，弯下腰轻声说道，“家珍，都怪我，这几十年让你受苦了。”然而，家珍并没有理我，她哼了一声，就把头拧向了一边。她的反应让我很尴尬，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时，村长刘秀辰站出来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走，我带你们回家。”

图：1985年 湖北老照片

家，早已不是我离开时的样子。而等我到家的时候，门口也围满了人。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等所有人走后，外面的天早就黑透了。这时，儿子环金端来了一碗热茶说，“爸，早点休息。”我没有喝，站起身去了里屋，才发现家珍已经在床上躺下了。她和衣而卧，面朝着墙，我也看不到她的表情。

我走到床前，小声的说，“孩子他妈，你还不能原谅我吗？”此时，已经回家几个小时的我，还没有和家珍说上一句话。正当我不知道该如何办时，儿子“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他说，“妈，爸孤身在外几十年，他也不容易。如今总算回来了，您就别再为难他了。要是被外人知道，我这当晚辈的怎么见人？”背对着我的家珍，突然说了一句，“你还不如不回来，死外面算了”。

我没说话，立刻拿出旅行袋，掏出了那双袜子。这是一双米黄色棉纱织的长袜，由于被我揉搓了太多次，看上去已经很旧了。我双手托着袜子，碰了碰家珍的后背说，“你还记不记得那年，我被抓到汉口，你带了三块大洋去看我。后来，其中两块大洋被长官没收了，剩下的一块大洋，被我用来买了袜子和治头疼的药水。那瓶药不能用了，就被我给扔了。这双袜子，我留了30多年……”

听了我的叙述，家珍终于忍不住了，她扭过了头，一边哭一边说，“你知道吗，这30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你要是不走，我会是这样吗？”说完，她接过了袜子，趴在我的肩膀上哭了起来。当天晚上，我们一夜未睡。她跟我讲她的过去，我给他讲我的过去。家珍告诉我说：

图：过年团聚老照片

“你走了以后，我们娘几个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好在你弟弟还算是有良心，经常帮着咱家干活。但是，他毕竟是个当叔的，代替不了当爹的。咱家这几个小孩，十岁之前，天天哭着要找爹。一碰到刮风下雨，就缩成一团，吓得哇哇大哭，都跟着喊，‘爹，你去哪里了？我怕！’……

……有一年过年，老三兰香看着人家锅里在煮鱼，馋得直流口水。她就跑去找人家说，‘大婶，你煮的鱼真香，我能帮你试试咸淡吗？’人家听了直叹气，还说，‘哎，没爹的孩子，真是造孽。’”……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说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听家珍说。我知道，她有38年的委屈。我必须让她全说出来，否则会憋出病来。

对于我来说，我对家珍只有感激。在我不在家的38年中，家珍替我给父亲送了终，不仅将4个孩子拉扯长大，还帮他们成家立业。就在我回来的那一年，我的大孙子都快20岁了。看着这么多孩子进进出出，我知道，这个家，我回的值！这次回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台湾。

图：台胞探亲

后续：由于刘云仲是偷回大陆。没多久，他“失踪”的事情被台湾发现，不仅注销了刘云仲的户口，还取消了他的退役金，并将他列入了黑名单。不过，那两位为他签了担保书的同乡，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多惩罚。而对于生活在大陆的刘云仲来说，这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