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愿意得病，尤其是传染病。
就像眼下正在肆虐的奥密克戎，即便传播速度再快、传染致病性再强，也没人心甘情愿被感染，肯定要尽全力“御病毒于身体之外”。
当然，万事都有例外，这世上并不缺“感染爱好者”。
英国大诗人济慈在1819年写了一首诗：
“年纪轻轻的，就长得脸色苍白，瘦骨嶙峋，不久归道山……”
两年后，1821年，济慈死于肺结核，终年26岁，而这首诗就是他对于生命将逝的写照。
济慈生活的时代，肺结核病正是最猖獗，很多人都因此而丧命，为此，济慈还特意给肺结核取了一个“美誉”——人类死亡的行刑队长。
事实也确实如此，1882年德国科学家罗泊特·科赫（Robert Koch）发现结核菌，但是没有找到治疗方法，直到 1943年瓦克斯曼从链霉菌中分离出链霉素，人类才掌握了有效杀灭结核菌的方法。
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有将近２亿人因肺结核而死，即便是现在，每年仍然还有6500万人，受到结核菌感染。
作为“行刑队长”，肺结核病强大而高效，杀人如麻，却拥有着大批热情洋溢的“感染爱好者”。
为啥会这样？
因为这病很有腔调！
得了肺结核的病人，会出现食欲不振的症状，因此，他们通常身材会比较瘦削。
由于病情折磨，病人往往脸色苍白，到了下午，脸上又会泛起淡淡的红晕。
身形消瘦、脸颊白里泛红的病态，在当时人们眼里，是一种美，病态美，尤其是对于那些女孩子们来说。
要知道，在18至19世纪的欧洲，姑娘们为了美白，是敢于直接吃砒霜的，因为，砒霜能让她们看起来更美丽动人。
连砒霜都敢吃，更何况是得病，不就是感染个肺结核嘛……
在女人看来，感染肺结核出现的苍白脸色，是化妆也化不出来的美白效果，然而，在诗人们看来，肺结核是文艺，是浪漫，是天使的恩赐。
顶着一张苍白的脸，时不时用手帕捂着嘴咳嗽，偶尔还能在手帕上咳出一朵血花。
这画面多么唯美、极致……
拜伦说：“要死就要死在肺结核手里，那样弥留之际将显得多有趣啊。”
诗人雪莱给济慈写信说：“你还是带着那副痨病相，肺结核是对你这样妙笔生花的人的偏爱。”
卢梭在患肺结核后表示很开心：“死亡与疾病常常是美丽的，如痨病产生的热晕。”
瞧瞧，把传染病说得如此精致、干净、体面，这就是“感染爱好者”该有的姿势。
“感染爱好者”们对于传染病的美化，不止于此，由于肺结核是死亡率极高，却又不会突然致死的慢性疾病，于是，这种病又被赋予了哲学意义——
生命，在等待死亡中充满焦虑，时刻处在自身绝望中，又渴望在绝望中摆脱自身……
我们翻开18-19世纪的文艺作品，就会看到，不只是诗人偏爱肺结核，还有很多文学大师，对肺结核病进行了细腻、感性的描写。
他们喜欢把主人公设定为肺结核病人，把结核病跟年轻、纯洁、热情、忧伤和才华联系起来，就像英年早逝的济慈一样，充满诗意的生命在26岁时结束。
诗人赞美、文学追捧、哲学赋能，在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中，对肺结核的恐惧感消失了，“行刑队长”倍受恩宠。
人们已经不止想要和结核菌共存了，肺结核病患者的面孔，甚至成了高贵、浪漫的新模型。
大仲马曾经写道：“1823和1824年，生肺病是时髦的事。”他因为没被传染懊恼不已，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假装成为严重的肺结核患者。
求病有病，求锤得锤，从19世纪初开始，肺结核出现了第一个发病高峰，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欧美。
在“感染爱好者”扎堆的文艺界，很多人因此英年早逝。
除了济慈之外，还有雪莱、拜伦、肖邦、帕格尼尼、斯蒂文森、勃朗特姐妹、勃朗宁夫人、契诃夫、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诗人、作家、音乐家纷纷凋零，只是这场灾难的一部分，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
无论如何感性，病毒杀起人来，从来不会手软；
无论如何美化，当你不怕病毒时，病毒更不会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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