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在中国因鸦片战争沦为俎上鱼肉后，西方国家广泛传播着“黄祸论”，态度上自然是轻蔑的。

即便西方国家因“一战”而遭受破败之苦，让西方人来认同和学习中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评价中国问题时，却没有一味的夜郎自大，他肯定了中国文明之长，并称其为“西方国家需要学会的东方智慧”，还为中国发展提出了一些具有超前性的见解。

为什么《中国问题》值得分析？

上世纪20年代，中国“闭关锁国”被彻底“解禁”没多久，东西方国家均在各自发展的路径上出现了问题，亟待解决。

这时双方逐渐放下成见，开始刷新对彼此印象。

以在当时更为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为主，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先后发起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很多西方学者也对中国产生了兴趣。

罗素就是其中之一，作为20世纪英国重要的公众人物之一，具有多重头衔：英国著名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等等，他所发表的言论在世界范围内始终有着不小的轰动效应。

不过，罗素一方面对中国文化持赞赏态度，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华人的缺点和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弊端。他的“中国观”，具有褒贬参半的复杂性。

其源头又是则极高的期待值与现实之间的反差。

对于罗素而言，他从小对东方便是向往的，后通过对中国九个月的见闻，罗素却为彼时中国的衰败而感到痛心。

他赞叹中国土地上的自然、文化的富饶，“杭州西湖那梦境般的湖光山色，北京古城那具有传奇色彩的楼宇亭台”都让他陶醉其中。

他却也说“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别有风情，拥挤不堪，疾病丛生。”“我虽然爱中国，但中国人的方式并不意味着幸福。”

对于正处于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思想变动社会大环境的中国来说极为真实，不得不说，罗素口中的中国还原度很高。

他将诸如此类的观点和见解，记录在《中国问题》这本著作当中，值得我们参考和反思。

不过，因其在中国所待的时间并不长，言论不免有些偏颇之处，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

罗素复杂的“中国观”

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境地，西方工业国家又何尝不是。

罗素强调“欧洲人的人生观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宁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一战过后，西方列强带给世界的灾难性破坏，各类社会问题的加剧。

“西方国家的竞争意识，导致他们无法像中国人一样从容自主。”这让罗素对于爱好和平，与世无争的中国人极为有好感，甚至说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任何成就都不能同中国相提并论。”

罗素认为中国人在此方面的优秀表现，得益于“道教思想”的影响。

道教中所强调的“万事万物均有其特定的运行轨迹”“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使得中国人对天地人均有一颗敬畏之心。

罗素认为“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压制矛盾，虽然可以保持暂时的和平，但矛盾终将会爆发出来，带来更大的破坏；只有通过自由创造的方式引导矛盾，才可能达到永久的和平。”

在罗素眼中，中国的“和平主义”是一种宝贵的品质，这也同时回答了对“中国日前应秉持怎样政治态度应对列强的侵略”这一问题。

他强调，中国不要像日本一样依靠军国主义进行扩张，而是“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独立”，并对中国光明的未来作了大胆的设想。

“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有忍耐力的……它坚不可摧、经得起等待。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度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尽管它们贫穷而弱小。”时间回到现在，我们在同一时代，就已见证过因战争造成的政权更替。

“911事件”后，美国认定恐怖袭击与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有关，便对阿富汗发动“清剿”战争，还在几年前将其首领本·拉登被击毙。

如今，塔利班打败政府军控制全境，美国连夜撤兵，只留下始终遭受战争之苦的人民。

而在这样的新闻播出后，无数中国人感慨，感谢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和平而强大的国家。

是的，罗素在这一点上的预期与中国后来发展的道路相契合，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中国逐渐变得更加强大。

此外，《中国问题》这本书在中国的经济问题上，也曾提过“迅速实现工业化，为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撑”“应逐步将矿产、铁路收归国有，归国家开发”的观点。

工业快速发展，才能尽快跟上世界的脚步，摆脱农业发展的“慢节奏”，将修铁路、开矿山的权利紧紧把握在国家手中，可以有效控制其权益不被当时日军所掠夺。

事实证明，工业发展确实为我国带来了新气象，公共建设的国有化，也让国家权力更加稳固，持久。

但当时的罗素对中国的发展，既不能受资本主义弊端危害，又不能提出更好的方法发展工业，这让他陷入了思想困境，同样的，这也是中国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后，通过不断试错才最终突破的困境。

罗素观点中的偏颇之处

不过，罗素在对上世纪20年代“中国落后原因”进行分析时，其结论却有令人争议之处。

在罗素眼中，儒教相当于中国的“宗教”，和日本的军国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没什么区别，都是利用人们对宗教的顶礼膜拜，产生的一种“非理性情感”，依靠这样的集体狂热来镇压真理和人们的良知。

诚然，儒家文化与封建统治的搭配，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减缓了中国的发展，可问题却在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错误应用。

中国之所以落后，与历朝历代“重文学，轻科学”有着极大的原因，“儒家文化”被当作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人才晋升的阶梯。

在“蒸汽机”被研制出的年代，中国人仍然在“闭关锁国”的一片祥和中，享受着以农业为主带来经济长足“领先”，统治者依靠科举制、“文字狱”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这些是统治者加强政权稳固的需求，从而忽视了科学文化的长足发展，与儒学文化关系并不大。

其二，罗素将儒家“孝道”魔化了，称其具有同化人个性的消极作用。

实际上，“孝道”更多的是劝诫中国人以家族为核心，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合二为一。

当其被统治者当作工具，从而压制人们的主体思维，这便又是用法的“错误示范”。

追根溯源，孔子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思想实现“家天下”，让中国人拥有全局观和奉献精神，目前，“孝道”已成为中国人的群体共识，也是中国人精神力量的一部分。

罗素所欣赏的“中国品质”，也不完全出自于“道教”：勤劳、好学、友善、和合等品质，文化基础均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仁爱”。

不过，罗素来中国做学术研究还不到一年，存在这些问题尚可以理解，他对中国人整体的印象实际上也略显偏颇，这一点是历史原因引起的。

“中国人有冷漠、贪婪、怯懦的缺点。”

“贪婪则是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军阀为了敛财而大动干戈，政客们为了得到贿赂而不惜卖国。

“怯懦似乎是我们对中国人第一个坏印象。”他们缺乏迎接挑战, 冒死奋战的勇气。

“中国人可以面对由于饥饿而死的人数以百万计，也不会有慈善赈灾之举。”

与其说这些是中国人的缺点，不如说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特点，就像鲁迅小说中描写的众多没有“灵魂”的国人一样。

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重新有了血性，将日寇挡在国门外，誓死拼杀，毫不“怯懦”。

战士奉献自我，舍小家，顾大家，从不“自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百姓遇到难事，社会各界捐款不计其数，从不“冷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罗素所为中国考虑的，也正是当时的中国所需要考虑的。如今的繁荣景象，正是罗素作为一个关切和拥护人类进步事业，致力于关怀与支持被压迫民族进行正义斗争的的人文学者想要看到的。

如今，中国欢迎更多的“罗素”，来到中国，真正的剖析真实的中国，为中国的发展提出新的观察和建议。

作为观察者，眼光会比“局中人”更为全面，他们所提出的客观、真实的评价，才是中国所真正需要，并感谢和接受的。

面对他国的发展，我国学者也在积极地做着研究和建议，并对与中国友好的弱小国家进行积极帮助。相依存，谋发展，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