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个得天独厚、地灵人杰之地。自古以来，苏州文化积淀深厚，经久不衰，文化氛围浓重温和，人才辈出，如满天繁星闪烁生辉。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二十年中独树一帜的大书法家费新我在这片风水宝地上，以其左笔书法昂首阔步，辛勤探索不断创新，在书坛不仅名满大江南北而且蜚声海外。是“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中的无数文化名人的例证之一。费新我先生离世30年了，其音容笑貌仍留在脑际，无法忘却。今以片断追述其鲜为人知的一些往事逸闻，以缅怀其自强不息、求新求变、献身书法艺术的精神。

一

我跟费新我相识是有点缘分的。“大跃进年代”的1960年，考大学填志愿是听从学校老师安排的。因为写字出众，老师指定我考美术专业。艺术类院校提前招生，临考试已经不到一周时间，一窍不通的我去学校图书馆翻找美术资料，一本“怎样画铅笔画”的通俗读物映入眼帘，粗略地翻看一遍，临摹了两张，便匆匆忙忙地去应考，结果不到十天，录取通知书就寄达给学校。开学后在同学间的闲谈中得知苏州书画家众多，其中听说有个叫费新我。咦？不就是“怎样画铅笔画”的作者么？因他的名字有特点而容易记牢，是读了他的书才把我从无锡引领入苏州丝绸工学院的大门。

次年的秋冬间，苏州市群众艺术馆与苏州青年俱乐部联办《书法训练班》，主讲教师是著名书法家、耆宿蒋吟秋先生，他在作了几次十分精彩生动的讲座后，向讲习班学员们宣布一个消息，说最后两堂课分别聘请书法史论专家祝嘉先生和书画家费新我先生，祝嘉先生讲碑帖知识，费新我先生讲书法欣赏。

那是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作为临时的课堂里几十条狭长的长凳上坐了近百位学员，聆听费新我先生的讲课，他将自写的两件作品挂于黑板上，一件是毛泽东的词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另一件是郑板桥的“昔人学草书入神……”一段话，费先生就这一段话展开评说，虽然声音不高，带点上海口音，边讲边做板书，讲得十分形象，至今我还记得将公主与担夫争道，公孙大娘舞剑与苦练数十年学书法的的道理的情景，这两件书法作品可以说是其左笔书法在公众场合的初次亮相。从此我便在讲堂上结识了费新我。

二

费新我府上在干将坊108号（即现在干将路与宫巷的交界处），这里成了我和一群书法学友常去拜访和请教的好去处。每次去我们总带一些习作让费先生点评，指点迷津。费先生常穿着一身灰布长衫，说起话来像聊家常，没有一点隔阂。既循循善诱，又直言不讳。他说我写的隶书方方正正，太像蒋吟秋老师之作，最好别学老师写的字，应该多学汉碑，选择喜欢的风格临摹多遍。于是休息天我常跑旧书店。

隔了约半年光景，在一次展览会上，费先生见我写的一幅习作，夸奖我很有进步，风格上有了些许变化，逐步脱开了蒋先生的风格，说有点汉碑的味道了。还记得他与一位毕业分配在四川的青年一直保持通信联系，足见其对后辈青年在书法学习成长过程中给予的鼓励很多，我也受教匪浅。“文革”初期，跟不少社会著名人士一样，他受到冲击，书房被封，只允许留给他一枝“小大由之”的湖笔，一枚陈大羽为之刻的印章。尽管这样，还是很乐意地为我写了多幅书法（见附图）。有一次我同李大鹏到他府上拜访，他跟我俩谈笑风生，并语重心长地说：“为人写字马虎不得，作品就是送出去的名片，写得不好的东西送人，人家会怎么看你？起码要看得过去，代表你的实际水平。”用现在的话来说，不要写应酬敷衍之作。

三

费新我书法在苏州，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领军人物。此前用十多年时间刻苦磨砺一剑，克服种种困难，扭转因右手患疾不能作画的苦恼，以违背生理常态改用左手写字，以“从头越”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孜孜不倦地钻研，将半辈子积累的画理、经验，巧妙地融入书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修成正果，得到书画名家的认可。蒋吟秋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夸奖他的不易和独特的风格。费新我书法的成功还在于其谦虚好学，善于听取外界的反映，乐于吸取不同的意见，他常说要听真话，以利改进。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费新我对当时“文革”期间街上大字报的毛笔字很感兴趣。他能举例讲得出某个厂贴的大字报大幅标语上写的字很好。他说看到十梓街上有一个身材娇小的女青年拎着墨桶，熟练地用大毛笔挥写大幅标语。他还发现有一幅标语是用新魏体写的，整张纸只写一个字，间架结构到位且很有笔力，很有派头，可见社会上写得好的大有人在，特别对年轻一代寄予希望。

四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费新我就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是位资深的画家，其润格是当时的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丰子恺拟定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观前街西首有一爿“苏州艺石斋”的店堂。张寒月、蔡谨士、王能父、矫毅、钱荣初、孙亚雄等六位名士坐堂，其店招是著名书法家蒋吟秋用简化字写的隶书，店堂的东壁上很醒目的贴着一张纸色微黄的润格便签，标明以画的种类和尺寸大小计润格，可是至“文革”初不久“破四旧”时便荡然无存了。“文革”伊始，移风易俗，为人书画尽义务的多，况且社会上不重视脑力劳动的价值，往往通过熟人讨一张字画，谢过一声就行了，比不上体力劳动的价值，比如请人踏一趟黄鱼车，雇一辆三轮车，托人家送一瓶煤气和纯净水等，就非得按价格规定付钱不可。

而为人求字画除非先讲明价格，一般送些物品表示一下意思也是常有的事。在那个年代，费新我出于为人民服务之心，为单位为私人书写可说是有求必应，不计报酬的，有时候甚至要倒贴纸墨。不妨举两个例子：好大的一块店招牌，装饰在观前街玄妙观旁（后来此店已拆毁），当时店家为表示谢意，让费老免去排队，直接去店找营业员付钱买两匣“虾子鲞鱼”；另一单位“东吴丝织厂”好气派的有名厂家，因财务上无法支付现金，难入账报销，酬谢的是该单位发放的劳保用品，真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尽管如此，费老对外面求字之类还是十分认真处事的。他常对我说，为外面写字马虎不得，等于替自己做广告，字须写得圆满、周到、着实。

以此六字检查对照，敷衍了事，应付一下是拆自己的台脚，砸自己的牌子。又说要写好一幅字须成竹在胸，打个腹稿，写草书没有把握的话，不妨先打个小草稿，分行布白，章法形式须心中有数，经营位置很重要。

五

费新我的书法在苏州写出名的是从写招牌开始的，这是他的书法在社会上闪亮登场的开端。那段时间，苏州城里单位的招牌都还冠以红色仿宋体书写的“革命委员会”五个字。1972年“苏州无线电四厂”的厂牌是白底黑字，挂在凤凰街上十分醒目。我定睛一看，便知是费新我写的。过往人流中不少驻足观看、欣赏，都觉得眼前一亮，啧啧称赞写得好。不光生动活泼，错落有致，而且别具一格。其书法渐为人知，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众多单位和个人纷纷慕名打听造访去求其墨宝。据不完全统计，一时约有200多块招牌出自费新我之手。当年我住在十梓街公园路南口，与费新我府上正好相隔一条公园路，来去十分方便。记得有一回我去费家逗留一会，前后竟有三个单位的来客接踵而至，都是约请其书写招牌和条幅，一时应接不暇，招架不住。大有当年隋唐时期人们求智永法师（王羲之七世孙）墨宝而踏破门槛的情景。费老跟我叹苦经：“实在吃不消了，写多了脑子发胀哉！”于是过了不久，只好挂起“免战牌”，由苏州市文化局出面挡驾，出告示曰：为照顾费老健康，凡有求写书法者须到文化局联系，经许可方能请费老书写。难怪有人给他取了一个雅号，戏称为“招牌老板”。

至今，社会上还能看到费老当初写的招牌。如：苏州文联、刺绣研究所、工艺美术研究所等。同样他的书法作品也“飞入寻常百姓家”，常常出现在普通市民家里，可见其作贴近生活，服务大众。

六

上海南京东路“朵云轩”大门两侧橱窗常年陈列一些国内著名书画家的近作、新作，以吸引招揽各地去沪的书画爱好者慕名而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我出差上海，见到费新我的新作陈列其间，位置十分醒目。太极味很浓的左笔书法个性突出，颇有吸引力。见有两位外地书画爱好者正在细细品赏，庆幸自己能在这里看到书名甚高的费新我作品，感到眼福不浅。时隔不久，在费老家里谈起此事时，费老遗憾地告诉我：“那幅字后来竟莫名其妙不翼而飞，前些天‘朵云轩’派人来打招呼，表示歉意。”明明是挂在橱窗里的，别人的作品均完好无损，怎么会唯独少掉费老这一幅。我猜测窃者是个“书法迷”，可能是内贼，喜欢上费老的作品而采取不光彩的手段。可惜那时候法治意识淡薄，没有报案侦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日现代书法二十人展”在上海等地展出后，移师大阪、东京。费新我是作为中方二十人之一参加作品交流展出的。日本著名篆刻家梅舒适寄给费新我展出照，照片上能看到费新我作品上方右侧标了“特别作品”的指示牌，下端有一株红花放在小几上。费老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解释道：据我所知，日本出版的一种图案设计杂志开头几页常刊以精彩的图案设计作为彩页，并示以金赏、银赏、铜赏、市长赏、知事赏等一类桂冠，表明品位、格致高，列为优秀之作，书法展览可能也是这个意思。由此可见，新我先生的书法在日本书法界是颇得同道赞赏和推崇的。

七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苏州“艺石斋”里面除了有坐堂的篆刻名师为人治印外，其墙上常挂一些名家的书画，供人欣赏并出售。一个星期天下午，我曾工作过的丝绸研究所里一位年长的设计师造访“艺石斋”，偶遇一位上海来的青年，两人在一幅费新我书法作品面前交谈起来。上海青年欲拜费老为师，而不知其居处。

这位设计师因我而认识费老府上，两人竟直奔费家。这让费老十分为难。在那个“破四旧”年代，费家书房被封的状态下，怎能拜师学艺？这在文革期间还未有先例。新我先生表示要请示单位领导批准。隔了一段时间，费老竟专程来单位找到我们，请转告该青年，省国画院领导（当时属造反派掌权）答复目前不能收徒。可见费新我先生处事十分谨慎和负责。真是拜师有心，收徒无奈。

八

费新我书法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作品是“陕西民歌”，别称《我来了》。同一内容的书法作品我先后有幸见过三回。第一回是1974年在费宅，新我先生将书就的“陕西民歌”展读给我看，并说:“将一个字拉长古已有之，但要看用在何处？是否得当，我也在试着写。”并十分谦和地要我提提意见。第二回是1977年夏，笔者在北京中山公园，参观《中国现代书法展览》赴日本展出后向国内的汇报展。展品中有费新我的此作。第三回是2003年11月，苏州图书馆南楼展出费新我诞辰百年书法作品。

我在展馆值班期间，见“陕西民歌”草书轴特别引人注目，不少观众移步于此，或盯着细看，或退后数步凝视，时常还有几个同道低声细语、悉心品赏。几位认识的观众跟我交谈，认为此作颇有吸引力，有创新味，字型变化多端，分布有新意，有气势。展品面前我再仔细端详一番，见裱绫已旧，纸色泛黄，可能是常挂于壁间之故。作品鈴印“八十翁”，当为1982年所书。该作可见作者生前亲自编定的《费新我书法集》。后来《费新我书法选》也入编该作。说明此内容费老曾多次书写，愈写愈神完气足，愈见愈新有看头。我另有专文评说此作，不在此累赘了。

九

1972年5月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0周年，苏州市文联在当时的《革命文化馆》举办美术（书法、印章）摄影联展。“文革”中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展览，因种种原因，社会上一些应参展者却名不在列。书法、印章参展数仅18幅。当年，《人民中国》编辑记者韩瀚来苏采访办笔会，便从参展的名单中挑选了几位作者，费新我和几位年轻的书法爱好者受邀参加笔会。

后来在1973年第一期的《人民中国》日文版上发表。费新我写的毛泽东十六字令《山》三首赫然在列，位置在前三位。从此一举成名喧天下。这里还要穿插一段小故事。在《人民中国》日文版出版前，新我先生曾向我展示一封信，是漫画家田原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亲笔信。言及韩瀚将各地采访、笔会的作品送高层领导审阅。郭沫若对费新我的左笔行书很为欣赏，说有点创新味，竟高声吟诵起来，发现其中漏掉一个“天”字，后来由田原补上了。当时编辑部曾想将费的书法放在首张位置，后来实际刊登出来是在第三的位置。第一幅是林散之的草书。第二、三、四分别是上海的沈尹默、苏州的费新我、北京的启功，均为横幅，合成一个页面。

十

费新我左笔书法获得了成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可，逐渐被国内外相关团体和有识之士的关注。1978年，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日带的国礼即是费新我“相邻一带水，友谊万年春”的行书。美国总统卡特在唐人街竞选时向华人展示的是费新我的书法，以示造势拉票。

以个人书法作品被邀出国展览至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也是少有的事。可是这样一位名满大江南北、蜚声中外的左笔书法家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普通的苏州市民，是一位凡夫俗子。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去商店购物，到公园散步健身。早晨，在宫巷拎着一只草类编织的提包，急匆匆从玄妙观菜场买菜归来;回到家里，与左邻右舍一样生煤炉、烧水煮饭；时常要捏着一根绷着网兜的长竹竿兴冲冲去官太尉河里捞鱼食。苏州大公园如费老家的后花园，天天去健身，活络筋骨。上午九时许，他会准时出现在大公园散步打太极拳。费老打起太极拳来与众不同，手臂摆动幅度大，动作特别到位。姿态刚柔相济，有板有眼，如同他的书法，抑扬顿挫，气度不凡，时常吸引游人驻足欣赏。哪里知道这样一位老翁，竟然是名闻遐迩的书法家，还是苏州武术协会的首任会长呢！

岁月如流，不断新我。费新我先生以九十高龄长辞于世。其墓葬于市郊穹窿山麓下的小王山上，叫名人公墓，其墓前墓后分别是吴湖帆，陆俨少。二十年前我与几个同道专程去凭吊过。而今在发稿前，其三子之雄兄捎来了一册大部头的由作家范小青做序的费新我先生写给张海的书信集。名曰“新我师说”。真实记录了一段特殊的师生情谊，费老对张海先生耳提面命，谆谆教导，从书法艺术的创作到书法活动的开展，从读书习艺到处世为人，留下了这弥足珍贵的近两百封书信。我读着读着，缅怀之情、崇敬之心油然产生，这分明是与费老解不开的缘分呀！（陈生甫于2022年5月）媒体选稿编辑：李俊锋 (新媒体运营师、高级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