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解释

国家不大,人民很少。即使有各种器具却不使用,人民都重视生命不愿离开家乡。即使有各种船车却不乘坐,有兵甲却没有机会布阵打仗。让人民回到结绳记事的远古时代。有美味吃,有美服穿,有房安居,享受快乐的风俗。邻国之间可互相看到,鸡犬之声也能相互听到。人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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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小国寡民”,让这个国家变小,人民变少,大家就像在一个乡村里边生活。

春秋战国时所谓的国家,不是现在国的观念;那时的“国”,是个地方政治单位的名词,直到三国时代都是如此。“小国寡民”这个“国”,是“地区”的意思。

“小国寡民”就是地方自治,进一步主张要一个国家天下太平,必须国民道德充沛,人人能够自发自动,国民道德才能提升,然后才能讲自由民主,达到天下太平。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即使有各种器皿也不用,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其实和西方后来的一些思想也遥相呼应。人如果使用器械就会有投机取巧之心,为了保持朴素的道德,所以不用这个器械,不会有投机取巧之心。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人离开家乡之后成为流民,国家就无法稳定,“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办法回归到一个小国寡民的所需要的素质。

人民看轻死亡,是因为统治者让他们活不下去,为求生而轻死。那么当大家都看重死亡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统治者有道,人民不用背井离乡,于是可以安然享受生活,人人珍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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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有这个船,有这个车,不要经常去坐。汽车是毒药,自行车是泻药,走路是补药。开车节省出时间了,然后回家在跑步机上跑步,走路也是一种锻炼。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有军队没地方放。氏族是没有边界的。“国”字外面这个方框是代表着城墙,“国”字的繁体字“國”,里边的“或”,“戈”就是武器,用武器来看守一定的人口。国家一大就需要军队。

“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百姓不再用文字,用结绳记事。当然文明延续到今天,受惠于文字太多了,文字有时候也让人变得复杂,有投机取巧之心。这里主要是让人们回归到那种朴素和谐的状态。

由于“结绳记事”的局限性太强,只能用来记录一些简单的事,事情太多太复杂,就没法用了。“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都是一种平淡的状态,每天发生的事情从多变少,甚至趋近于无。

技术实现欲望,欲望又引发新的技术。得到了科技进步、物质富足,却也失去了青山绿水、生活质朴。过于安逸的生活使健康受损,对于物质的浪费更是触目惊心。问题不仅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对技术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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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甘其食”,吃什么都觉得很香。“美其服”,穿什么衣服都觉得很开心。“安其居,乐其俗”,安居乐业,风俗大家很喜欢。

不要总和他人比较,否则就会心理失衡神情抑郁。真正的幸福和心灵的宁静分不开,就是老子所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不远离内心的质朴和宁静。

“邻国相望”,国家都跟一个村子一样,国与国之间不打仗了,邻国相望,离得很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不是强调不相往来,而是强调没冲突。

国与国之间互不相求,所以不用交互往来。这其实是一种“恒足”的状态,什么都不缺,所以才不用向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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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魏博陵安平人崔挺,年少时即知努力进学,博览群籍,善于思考,学识渊博。崔氏为当地的有名的礼义之家,三世同居,讲礼让,求和睦,从未有什么矛盾发生,为时人所称道钦羡。后因连遭荒年,难以维持,崔家才不得不分门立户。分家时,崔挺与弟弟崔振互相谦让,弟弟拗不过哥哥,崔挺将家中的田地房宅及财产都让给了弟弟,自己仅留下一点墓田。虽说家境艰难,但弟兄二人都处之泰然,仍旧手不释卷,潜心苦读。

当时谷价暴涨,同乡中有家境比较富裕的人,见他弟兄二人生计艰难,便送些粮食,弟兄二人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只好收了,但随后又将这些粮食送给更困难的乡邻,自己不积存一点,乡里人为他们的品德和善举所感动,又钦佩又叹服。崔挺就是这样的一位谦谦君子。

崔挺步入仕途以后,由于政绩卓著,声誉隆起,屡屡升迁。当时的尚书李冲对他极为器重。后崔挺被授任昭武将军、光州刺史,官越做越大,崔挺仍保持自己的良好德操。在刺史任上,恩威并施,推行教化,政绩斐然,光州上下,风俗纯正,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为当时社会秩序最好的州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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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骑常侍张彝也是个著名的良吏,他受命到各地巡视,考察风俗教化。来到光州后,见崔挺把光州治理得一片清平,大加赞赏,且说:“我领命监察各州吏治,专意搜集谣传诉讼等民情,纠举州政阙失。进入光州境地,一片升平,与您相比,我实在有愧清吏的美称了。”

崔挺重法制,当时的刑律苛重,有的地方甚至和秦朝的法律差不多,有的不尽公正合理。例如,当时因为犯罪被发配到边地服役的人逃跑得较多,为此,朝廷特别做出严酷的规定:一人逃跑,全家受罚,都被充作劳役。对此款,崔挺觉得于民于国都十分不利,就上书直陈己见。

他认为,古代《周书》中就有关于父子犯罪各负其咎,不得相互牵连的规定。今日天下善人少,恶人多,原因何在?不是由于世风日下,而是由于治理不当的缘故。一人犯罪,祸及全家,有此规定,岂不是坏人越罚越多,其实许多人是被牵累在内,本非恶徒,这样一来,好人也就内逼成了坏人。崔挺同时引用史实为佐证说,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宋人司马牛为其兄所牵连而受罚,鲁国大夫柳下惠因其弟盗跖而受株连,本人清白有德,却无端受辱,岂不令人悲哀,这不符合皇上的慈忍之道!崔挺援古证今,晓以利害,言辞恳切又纯正文雅,他的诚心诚意的进谏,感动了高祖,高祖就欣然应允了他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