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四十年简居窑洞钻研典籍使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修养,又写作大量诗歌,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一方面深厚广博的文化修养为他的诗学思想提供了得以立足的理论根基,另一方面丰富的创作经验使其诗学思想在实践中得到印证与检验,从而得到更好的发展

因此,船山诗学不仅深得我国传统诗教的精髓,而且又不依傍古人,不附会大家,敢于打破陈规,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他论诗时好便是好,不吝夸赞,不好便是不好,即便是诗坛大家也会毫不犹豫加以谴责,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对杜甫毫不忌讳的贬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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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圣,杜甫被推崇至诗坛最高圣殿,受到历代文人的顶礼膜拜,自宋以来文坛涌动着一股强大的尊杜洪流。船山独立于这股洪流之外,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冷峻地审视着这一长久普遍的现象。

针对杜诗,他既对其精华之处热情颂扬,更难能可贵的是对其存在的瑕疵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加以贬斥甚至讥笑讽刺,以期唤醒盲从者冷静客观地审视杜诗,促使诗坛走上健康良性的发展道路。

纵观船山诗学著作,对杜诗从内容、艺术手法到风格等各个方面都有严厉批评,甚至对杜甫的人格,尤其是世人所称赞的忠君思想也进行了批评。在绪论中我们己经提到在杜诗发展史中不乏对杜甫其人其诗的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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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评选》中对杜甫的批评

《唐诗评选》中船山共选录了144位唐代诗人共558首诗歌,约占所选唐诗的16%,且每种体材所选杜诗数量都居于高位,可见船山对杜诗是非常重视的。综观《唐诗评选》,船山对杜甫不乏溢美之词,诸如此类的称颂之语在其诗论著作当中甚多。不过,爱之深责之切,船山对杜诗存在的毛病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由上表可知,《唐诗评选》中船山选录杜诗91首,但涉及贬杜的却有17首。就乐府歌行来说,船山选录杜诗12首,但直接贬斥处也达到了1/4,主要是不满杜甫歌行表时事的作品。五言古诗方面,船山选录杜诗19首,但是却有8首对杜诗进行了非议,船山在诗论中多次说“唐无五言古”,他对杜甫五言古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律诗在杜甫的手里己经发展得十分成熟完美,尤其是杜甫的七言律诗历来受人称赞,船山在承认杜甫乃律诗之祖前提下,对其五七言律诗以及排律都有意见,杜甫名作如《漫成》《旅夜书怀》《登高》等在他眼里都变成问题之作而大加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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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难发现就《唐诗评选》中对杜诗的收录评论情况来看,船山对杜甫入蜀前诗歌较有好感,而对杜甫入蜀后尤其是夔府诗歌较多不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文中再谈。

从上表我们还可知,船山对杜甫的重视不仅仅表现在对杜诗本身的关注,而是贯穿于整个《唐诗评选》,就贬杜这方面来说,船山在评论其他诗人诗作中有14处表达了对杜诗不满,他或是在褒扬别人的作品时想到杜诗某种弊病而贬责杜诗,或是看见不好的诗歌而联想杜诗类似毛病而贬责杜诗,不管怎样,船山总能找到一条切入贬杜的途径,或者说贬杜某种程度上己经存在船山的潜意识当中,他时常抱着这种意识揣摩着所有经眼的作品。

杜诗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船山诗歌批评领域的雷区,不管是谁触碰了这片区域,他都会不留情面地将其连带杜甫一起痛加贬责,在《古诗评选》《明诗评选》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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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评选》中对杜甫的批评

《古诗评选》中船山贬杜处也不少,有24处之多。船山曾论断“唐无五言”(《古诗评选》卷三,王俭《春诗》评语),表明他对唐代古诗没什么好感,如此严苛的态度下,即使诗圣杜甫也难得到船山赞许。

《唐诗评选》中他直接批评杜之五古,在《古诗评选》中进一步鲜明表达了他的观点,贬斥杜甫五言古诗达到了13处之多,指责杜之五言古诗“不足问津《风》《雅》”(《古诗评选》卷四,曹巫《清河见挽船士与妻别作》评语)“离遏”(《古诗评选》卷四,谢灵运《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迥溪石懒茂林修竹》评语)“故五言之亡,昌于沈,成于庚。

而剧于杜”(《古诗评选》卷四,庚信《咏怀·日色临平乐》评语)等诸多毛病。他认为古乐府歌行对后世七言、歌行及近体诗歌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杜甫亦师学古乐府歌行以获得宝贵的精神财富,但船山认为这个过程中杜甫存在不善于学习的毛病,批评杜诗之外更不满于杜甫对后世诗人造成了不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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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言与小诗方面船山也表现了同样的观点,毫不留情地指责杜甫为“作俑”者(《古诗评选》卷二,陆云《答孙显世》评语)。五言近体方面船山仍表达了对杜甫入蜀之后律诗的贬斥,这点贯穿于船山整个诗歌评选著作当中。

《明诗评选》对杜甫的批评

存在一定变化,一是就诗歌体裁来说,在五七言律诗上进一步加强了对杜诗的批评,五言古诗上继续保持较强的贬斥力度;二是就贬杜出处来看,在评同一诗人的作品中出现贬杜情况较多,如刘基、徐渭等。

在《明诗评选》中,律诗继续是船山贬杜的重镇,尤其是批评杜甫夔府诗歌,进一步指出不可学杜,即使要学也一定“不从夔府诗入手”(《明诗评选》卷五,高启《郊野杂赋》评语)。乐府、歌行方面仍然多贬斥杜甫的叙事性,缺乏诗歌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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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认为杜诗本身存在很多毛病,如粗俗、雕琢、虚荡等,从源流上对后世学习之人造成不良影响,更甚者如明代文人在钻研模仿杜诗时还出现了诸如盲口模拟、抄袭、形式主义甚至门庭之争的很多问题,船山通过批评杜诗“不足学”从而批评“不善学杜”者及不良的诗坛风气。

船山在其三部诗歌选评著作中不仅从广度上最大限度的对杜诗加以非议,同时在批评力度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与前人的贬杜论相较而言可谓是暴风骤雨式的贬斥,甚至某些情况下,贬斥上升为一种尖酸刻薄的谩骂。

如在探讨五言古的发展流变时,船山认为古诗的律变导致古诗灭亡,而包括杜甫在内促使这一变化形成的文人都是在罪大恶极地玩弄诗歌,对后世所谓杜甫之“健笔纵横”嗤之以鼻,不仅如此,其曰:“不中此毒者鲜矣”(《古诗评选》卷四,庚信《咏怀·日色临平乐》评语),更是将杜诗斥责为流毒!船山有时还由对杜诗的不满而演变为对杜甫人格尖酸刻薄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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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在批评关涉世俗情事的杜诗时进而贬斥杜甫人品度量与穷里长、老塾师无异(《古诗评选》卷四,何逊《赠诸游旧》评语),甚至批评杜甫“诲淫诲盗”(《唐诗评选》卷三,王绩《野望》评语),指责其教唆世人抢盗,如此重责谁都无法承担。

《姜斋诗话》及《诗广传》中对杜甫的批评

船山贬杜论在其诗学理论著作《姜斋诗话》也有体现,《诗广传》偶有涉及,但相对于《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来说,后三者贬杜较多,又因为是批点式的评论形式,呈现出零散性与随意性,贬杜言辞较为激烈,而前两者(以《姜斋诗话》为主)主要是阐释其诗学理论,就算有对杜甫不满,但直接点名批评之处为少。

先看《诗绎》第七条有云:此处船山将杜甫“花迎剑佩星初落”之句拆分开来评赏,一者见其读诗之细,二者一句之中褒贬参半,且贬斥处没有三部诗评中激烈言辞,不过“痕迹露尽”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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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船山在批评他人诗作时捎带进行贬杜,不过也只是几个字轻描淡写而过,如他批评《诗经·卫风·北门》乃“诬上行私”之作的始作俑者,而只用“杜陵不审,鼓其余波”(《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八个字指责杜甫,比较而言,这样的批评是较为宛转的。

另外,《姜斋诗话》作为船山诗学理论专著,更为注重从理论的范畴系统论述他的贬杜思想。如从传统的诗歌情与景的关系贬斥杜诗。船山强调诗歌须情景融合,不得有半点生涩雕凿的痕迹以达到自然含蓄、妙合无垠的境界,因而较为仄恶杜甫平铺直叙、直抒胸臆的作品。又如从诗律与诗法的角度贬杜。

船山认为过于注重声韵会束缚诗人情感意旨的表达,执着于诗法更会“画地成牢以陷人者。”杜甫有诗云:“晚节渐于诗律细”,入蜀后精研诗歌格律,使得律诗走向成熟辉煌时期,成为千万文人模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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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在杜甫这个圈子兜兜转转,盲口地崇拜模仿,将精华糟粕共视圣经,缺乏客观审视与创造力,在这一点上,船山认为杜甫将本应充满活力的诗坛变成一潭死水,阻碍了诗歌的发展,必须批评。

结语

概言之,在历来众多杜诗评论专著以及涉及杜诗的著作中,对杜甫褒奖有加。船山作为清初三大家之一,在如何对待杜甫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局限于众人之见,有着自己独立的看法。一方面,从其诗歌评选及诗论著作中众多涉及杜甫之处,我们可以得知,船山非常重视杜甫,另一方面,他在肯定的前提下也注意到了杜诗中的糟粕,并且以较为激烈甚至于偏激的话来刺激世人对这些问题的重新审视,唤起人们对诗坛、世风的反思,其用心也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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