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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国的一条大河，五千多公里的流程，滋润着七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孕育着两岸灿烂的文明。说起黄河流域的历史，留下“五千年历史看山西，三千年历史看河南”“地上文物看山西，地下文物看陕西”各种说法，尽管这些说法存有争议，但每一个说法都站在一定事实的基础上，浓缩了一方水土上的文化精华。然而黄河播撒下的文明之火，从没有厚此薄彼，在大河拐弯之处，内蒙古的土地上同样有着令人瞩目的文化，不仅熠熠生辉，且独具风采。

故宫博物院藏 【宋】马远 《水图》(局部)

古人有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长久流传，且在时空的验证中获得人们的认同。一方水土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自然环境特征，无论往古还是当下，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人们赖以为生的资源，环境的属性不仅造就了人的性格，也塑造了一地的文化。说起环境与人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水，水是生命存在的前提，也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大地上有一条隐形的界限，这就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这条界限落在地图上我们看得见，踏上那片土地谁也无法找到它的落痕，就是这样一条隐形的界限将中国界分东西。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与青藏高原东缘相互衔接，东部湿润多雨，西部干旱多风，东西两地景色迥然，民生迥然。“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出自画家吴冠中，寥寥几笔勾出东西迥然相异的景观与民生。环境打造了景观，也限定了人们的生业。《辽史·营卫志》有这样一段记载：“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长城以南，这是农耕区；大漠之间，属于草原畜牧业区。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穿行而过的地带，正是农耕区与畜牧业区的交界处，这就是为人熟知的农牧交错带，黄河拐弯之处的内蒙古地区就处于农牧交错带。

农牧交错带处于农耕区与畜牧业区的边缘地带，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或农、或牧，也营造了属于这里的文化。考古成果给我们留下许多信息，成为了解这块土地上文化的依据。

农牧交错带意味着环境敏感，全新世以来的一万年中，这里有过数次冷暖之变，气候的冷暖自然也引发了民生方式之变。我们可以在考古遗址中找到对应的信息，并完成对这一地区环境变迁的认识。仰韶文化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气候温暖期，大约公元前5000年～4300年溯黄河北上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自东部而来的后岗一期文化首先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相遇，形成红台坡下类型；公元前4000年左右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沿汾河北上，在内蒙古中部形成王墓山类型；公元前3000年源于太行山东侧的大司空文化与红山文化又汇聚到这一地区，形成海生不浪文化；公元前2000年属于红山文化的后裔再次与先于此时进入内蒙古中部地区的仰韶文化人群相汇，形成了老虎山文化。上述文化类型所包含文化成分的地域来源虽然不同，但在器物类别上却显示出共同的农业文明特征，遗址中不但石斧、石刀等生产工具反映了原始农业的基本状况，而且各类遗址中房址、石城的变化也显示了与农业相伴的定居生活发展进程，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老虎山文化，已经发展成规模可观的原始农业，这时候农牧交错带是以农为主的生活方式。

先民放弃以农为主的生活方式与气候转冷相关，考古界认定位于内蒙古中部的老虎山文化形成后即有向东、向南的文化扩散，其中向南扩散过程中经过几个不同阶段，发展成朱开沟文化。换句话说，朱开沟文化是老虎山文化的嫡系后裔。朱开沟遗址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遗址文化遗存共分五段，伴随气候变迁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转向半农半牧乃至于畜牧业占重要地位的渐进过程。揭示气候变化的是植物类型，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冷干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向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与寒冷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显示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互为消长的过程。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转冷，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其比例不断超过猪。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他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面对气候变化人们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属于朱开沟文化由农向牧的阶段性变化是在气候变迁宏观因素的诱发下形成的，这一诱发因素所及地区虽然范围很广，但反映最敏感地带当数农牧交错带。长期以来内蒙古考古学者针对这一地区的发掘与研究，对于环境变迁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气候变化让畜牧业逐渐成为内蒙古中部的主流生产方式，与此同时代表北方草原民族游牧文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也出现在遗址中。从19世纪末叶开始，朱开沟以及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等地，陆续出土了大量以动物纹装饰为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其中青铜器包括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鄂尔多斯青铜器代表的时代以及自身的造型，都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思考，这些器物不仅代表着中国北方草原民族游牧文化，而且与欧亚草原民族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鄂尔多斯青铜器多元的文化内涵，将我们的视线引入一个更大的历史舞台，唤起更多的思考，透过这些器物我们仿佛看到数千年前农牧交错带最壮观的一幕。

农牧交错带的地理环境，成为聚合农牧两种生产方式、融合两种文化的舞台，文化交融也伴随武力争雄，战国长城、秦长城、汉长城……砖石与夯土之间记录着那段历史中的人与事，无论走近鸡鹿塞，还是光禄塞，至今似乎还能依稀触摸到当年的金戈铁马、烽火狼烟。说起中国历史，人们的视角更多集中在中原地区，然而就在农牧交错带这块土地上，一座武川镇却走出了北周、隋、唐三代帝王，影响中国300多年历史。据说北魏晚期一位学了相面之术的和尚，来到武川这个寒荒之地，却惊奇地发现满街行走的都是帝王将相，这简直不可思议，于是和尚不再相信相面，又回到寺院中读经去了。如果历史上真有这位和尚，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看到的都是真的。回顾中国历史，几乎没有哪一个地方有武川这样浓重的“王气”，正是当年那些戍守在武川镇的军人，走出一群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政治、军事精英，在历史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幕动人心弦的大戏。无论隋、唐，关注那段历史，长安、洛阳始终是聚焦之处，却不曾想他们的起点是在武川。

农牧交错带的历史，或农或牧，交替落脚在这块土地上。近300年来，当晋陕农民渡黄河、走西口，来到内蒙古河套平原，农业逐渐成为这里的主旋律。今天坐落在这里的处处村庄，片片耕地，几乎都是几百年间口内农民经营的结果，由他们创造的文化，也依然存在于当地的生活中。

历史离我们远去，文化却保留在内蒙古这片土地上。《内蒙古黄河历史文化》通过内蒙古中部地区出土的器物，发现的墓葬壁画，以及在鄂尔多斯博物馆的主导之下，通过田野考察获得的摄影资料，全面展现了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数千年中在黄河与草原的共同影响下，历史在这里留下了别样的灿烂。

本文系《内蒙古黄河历史文化》一书的序，作者韩茂莉为本书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内蒙古黄河历史文化

（全三册）

编著者：李锐 崔思朋

定价：900.00元

ISBN：978-7-5013-7265-2

出版时间：2021-12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

供稿 | 廖生训 编辑 | 田秀丽

监制 | 隋阳

审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