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东晋南北时，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又有了新的发展。

民族斗争和有关诸葛亮军事才能的传说

东晋南北是一个历史上大混乱、大分裂的年代。北方游牧部落贵族乘着司马氏家族争夺中央政权而入据中原，游牧部落豪酋不仅对汉族和非汉族人民进行大屠杀，而且时时威胁偏安南方的汉族地主政权。

但是，东晋、南朝统治者君臣猜忌，篡拭杀夺，政局多变，朝代更替频繁。他们以行同禽兽为通达、无耻苟得为才能，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醉生梦死，过着任情极性、穷欢尽娱的纵欲生活。这时广大人民和封建阶级中正直有为之士，对制度现实极为不满，迫切希望出现一个象诸葛亮那样的政权，以之来代替黑暗的制度，要求象诸葛亮那样“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地推行北伐的统一战争。

所以，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罢官归襄阳后，每每“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他又在《诸葛武侯宅铭》中，极力推崇诸葛亮为“堂堂伟匠”，称其为“达人有作，振此颓风，……义范苍生，道格时雍”。

习凿齿在其保存不少传说和史料的撰作《襄阳省旧传》，《汉晋春秋》等书中，首倡帝蜀寇魏论，对诸葛亮大加歌颂。这正如清四库馆臣所说:“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完全反映了当时的民族希望和要求。

这个时期，诸葛亮传说的创作比较活跃，材料也比较丰富，有的“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也有的已分不清究竟是历史还是传说。这虽是指整个三国史料而言的，但其中诸葛亮故事也如此。

东晋南北时，诸葛故事传说除了继续表现他从政忧勤等外(这些跟历史事实相去不远，故而从略)，还具有两个不同于史实的新特点:一是战胜强敌的杰出军事才能，二是带有奇橘和怪异的色彩。

在高涨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中，诸葛亮故事传说反映人们战胜敌人的普遍愿望，就使他具有非常突出的军事才能。

五事中有三起是说诸葛亮用兵的。其第三事说诸葛亮以卧旗息鼓、大开城门，拒退司马爵二十万大军，智胆过人，绘声绘色。

这个故事表现了诸葛亮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神情自若，不动一兵一卒，反而使比自己强大二十倍的敌人不战自走，疑惧而退。这个极力夸张他临危不惧的大无畏气概和转危为安、以弱取胜的高度智谋的故事，就成为后来罗贯中写孔明弹琴退仲达的空城计的蓝本。

但是，这完全是一个缺乏历史根据的传说。诸葛亮一向谨慎不以轻弱自守，所以，裴松之认为:“此书(《蜀记》)举引皆虚”。本来，王隐著述，“芜不伦”(《晋书》本传评语)，屏杂了许多虚诞不实之词。

关于郭冲所说的诸葛亮事，王隐己在《蜀记》中也说;此是“隐没不闻于世者”。这个卧旗息鼓退仲达的传说，我怀疑是从魏将文聘卧舍退孙仲谋等事改编而附会到诸葛亮身上来的。

跟王隐差不多同时，孙盛撰《魏氏春秋》、《晋阳秋》，也保存了不少关于诸葛亮的传说材料。公开嘲笑他胆怯不敢应战如同儒弱的妇女;而且还写司马豁对来使只问诸葛亮的食少事烦，不敢谈争战之事，表明他根本不是对方的敌手。《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十刑法部引《晋阳秋》则进一步记载。

这则简短的故事，通过司马靛听说诸葛亮亲理细事，推想他必将积劳成疾，从而表现出幸灾乐祸。司马爵所谓“无患”，并不是表示自己有能力战胜对方，而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对手的不幸遭遇上。“闻之喜日”云云，寥寥数语，深刻揭示司马内心的卑弱，从侧面表现出诸葛亮具有无可匹敌的本领。

习凿齿大力歌颂诸葛亮，故事又有所发展。西晋初年，傅玄撰舞曲歌辞《天命篇》，歪曲历史真相，但是，习凿齿的《汉释春秋》公然讥讽司马豁“畏蜀如虎”，不敢跟诸葛亮交手，即使被迫出战便大败。

并且，诸葛亮死而还能“走生仲达”。《汉晋春秋》于此二人，扬抑褒贬，充分显示诸葛亮的卓越军事才能。这些故事本是“百姓为之谚之类的民间口头传说。而习凿齿敢于把这个褒诸葛贬司马的传说记载下来，正是当时民族斗争条件下接受民间创作影响的结果。

这个时期的故事传说，还描绘了诸葛亮在行兵作战中从容不迫、风流儒雅的神情凤度。裴启写诸葛亮临阵，既是指挥三军的统帅，又是不同凡响的名出。他雍容潇洒、神韵欲流的风度，表现出在对敌斗争中具有高人一筹、胜券稳操的高度自信心。

裴启用自描手法刻划出来的这个形象，我们还可以从王隐、习凿齿等人的记述中看到。王隐《蜀记》写诸葛亮开城洒扫而令敌自退，根本不把司马豁及其二十万大军放在眼里。

习凿齿《汉晋春秋》则写诸葛亮对孟获屡擒屡纵，“亮笑，纵使(孟获)更战，七纵七禽，而亮犹遣获。……”通过这些洒脱自如、指挥若定的描写，极力夸张故事传说中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显然，这个跟魏晋之际王沈所写“忧惠欧血”、军败而死的诸葛亮，简直是判若二人。

奇橘、神秘和怪异的色彩

东晋南北时期，由于社会的混乱，人们朝不保夕、祸福无常，诸葛亮故事传说的创作也就不能不受到影响。

这个时期的诸葛亮故事传说，充满着奇橘的意味。东晋王隐在《蜀记》中写了一个诸葛亮识破曹操刺客的故事。当刘备同曹操派来的刺客谈得津津有味时，诸葛亮忽然闯入，“因而察之”。刘备自以为得了一个伐魏“奇士”，诸葛亮具有善于从举比神色来侗察其内心、判断其邪正的出奇本领，简直有点象看相算命先生。

到南朝刘宋时，刘义庆《世说新语》还写亮葛诸在渭滨“设诱橘万方”，激使司马爵应战;但是，他派出侦察的间谍回来报告:“(魏营)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钱，当军门立。”至于袁布之《汉表传》，写诸葛亮则进一步具有，“神机妙算”的本领。

诸葛亮利用有利地形、预伏强弩射杀魏将张邵，《汉表传》描写诸葛亮削树皮题字预言张邵死于此云云，大肆渲染他料事如神，行兵奇特而有机谋。其实，这个经过了加工的传说，显然是受到孙肤弩射庞涓的历史故事影响的结果。

这个时期的诸葛亮故事传说，还饶有神秘的意味。早在西晋末年，蜀人李兴为隆中诸葛亮故居撰写碑文，赞不绝口地颂扬他:“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抵，岂人之精?”并赞他的制作:“神弩之功，何微妙！千井齐瓷，又何秘要!”在这篇只有五百字左右的碑文中，李兴歌颂诸葛亮就使用了天灵、神抵、神物、潜鳞、人精、魂灵、秘要、妙画等等神秘的语言。

南朝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志趣和风尚。其《品藻篇》记时人议论诸葛亮三兄弟，到了梁时，陶弘景《刀剑录》记载，这种“拔刀刺山”的动作，确实是人所不解而且也是无人可解的。陶弘景的描写，神秘色彩颇浓厚。

在物质生产不发达而又不能科学地认识世界本质的时代，人们对于所崇敬的人物，往往加以片面的夸大和神化，想象出种种超人的怪异故事。这个时期的诸葛亮传说，就开始了怪异化。东晋志怪小说作家干宝，在《晋纪》中记汉中八阵图的灵怪，在空无兵甲的石阵之中，平时居然可以听到攻杀鼓鸣之声音，这显然是一个荒诞的传说。

至于鱼复(今四川省奉节县)八阵图，怪异传说更为纷杂。南朝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自后深识见者并莫能了。桓宣武(温)伐蜀，经之，以为常山蛇势”(《太平御览》卷三百一兵部)。

魏郭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三载:八阵图成，行师不败，“皆图兵势行藏之权，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关于鱼复八阵图的这些传说，《荆州图副》等书都有记载，这里不再一一例举了。

南朝宋人刘敬叔还进一步把诸葛亮传说同阴阳五行直接联系起来。根据阴阳家邹衍的“五行相胜找说，每一个朝代都由五行中的一德(性质)来代表。刘汉王朝是尚火德的，因此刘敬叔以临邓火井之炽微，来象征汉室的兴衰。

他写诸葛亮到临邓火井，“瞰而更盛妙，通过这个怪异现象的显示，表明诸葛亮对于刘汉事业有兴复之功。虽然，西晋张华《博物志》卷九也有“诸葛亮相往(临邓火井)视之，后火转盛”的说法;但是明确地把此事同国家兴衰联系起来，则始于《异苑》。

结语

由于传统中的诸葛亮作用越来越被夸大，唯心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就使他从一个活生生的凡间人物而变成为幻想世界中的神抵。这已有把他当作不同于凡夫的天上星辰之意了。神化诸葛亮的结果，使他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即使对他的故居遗物，也是不可冒突和裘读的。否则，就会遭到神怪的谴责和惩罚。盛弘之《荆州记》载隆中诸葛亮故居，这个董家居诸葛亮宅而灭门的传说，其初为东晋习凿齿《襄阳记》所载，其后又屡见于南朝梁人殷芸《小说》和梁人鲍至《南雍记》等书，可见诸葛亮怪异故事之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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