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这是朱德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叮嘱李先念同志最后的话。
戎马一生的朱德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惦记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绝对称得上是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提到“朱老总”人们总是把他和军队联系在一起,但鲜为人知的是,在1959年朱德差一点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任国家主席,然而朱德却拒绝了这个职务,而是极力推举刘少奇担任,到底是出于怎样考虑让他做出如此决定?
一、我比主席还要年长7岁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至1954年,在我国当时的国家机构体系中是没有专门设置国家主席这个职位的,那段时间行使国家主席职权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以在1954年之前大家所说的“毛主席”,严格来说其实是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直到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根据宪法的规定,取消了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其之下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至此中国才开始正式有了国家主席这一职位。
所以说毛泽东真正当选为国家主席是在1954年,而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就是朱德。根据宪法中对国家主席的规定,到1959年时毛主席的任期将满面临换届,到时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整个最高领导班子都需要重新选举。
其实早在两年前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就已经“透露”出不打算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了。
那是在1957年4月30日,毛主席等领导人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他向在座的人们提出了这个想法,并且拜托大家向各自领域内透露这个消息,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
光明磊落的毛主席可不是要搞封建帝王“三辞三让”那一套,他是希望把有限的精力都放在党内的工作上,毕竟他此时已经年过花甲。
1958年底,朱德接到了一份中央书记处委托中组部和统战部联合起草的候选人名单,当他看到国家主席一项是空白的时候沉默了许久,因为名单中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写的是刘少奇,这也就不言而喻了,组织的建议就是由他来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只不过没有写出来而已。
经过深思熟虑后,朱德立刻提笔给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我提议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
并且朱德一再表示,如果毛主席都因为年龄大了、精力有限而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那比他还大7岁的自己就更不适合担当这个工作了。
刘少奇比毛主席小了5岁,而且从延安时期开始就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协助处理工作,精力和能力都足以胜任。
就这样,在朱德的再三推荐和坚持下,于1959年4月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邓小平等领导人最终确定的国家主席候选人为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则改为了朱德,并最终将这份名单提交给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投票选举。
二、朱毛不分家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刘少奇正式当选国家主席,朱德则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一结果让所有人都对朱德的“肚量”交口称赞。
其实除了“肚量大”以外,朱德拒绝当国家主席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他是真正从党和国家的发展利益出发去考虑这个问题,而完全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
之所以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朱德同志的革命履历。1886年出生在四川的朱德年轻时求学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并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反清战争、倒袁战争、护法战争,36岁时就已经升任为云南省警察厅厅长。
但此时的他已经厌烦了军阀之间的自相残杀,毅然辞职奔赴德国寻求革命的真理,也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周恩来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朱德回国参加北伐,屡立战功。然而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却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忍无可忍的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于同年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朱德率领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一路英勇作战并最终于第二年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从此开启了我军历史上“朱毛不分家”的一段佳话,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对组合。
毛泽东主抓政治工作,朱德则负责军队工作,二人合力组建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浴血奋战,并不断发展壮大。
不论是国内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朱德都坚定地与毛泽东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可以说他们二人的革命友谊是超越其他任何人的。
新中国建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纪检委书记。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和朱德这对老搭档是中国党政军的两大绝对灵魂人物。
所以当毛主席决定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之时,所有人都认为朱德继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朱老总”可不这么想。
首先,他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在军队,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戎马一生的朱德意识到中国军队必须转变思想,以最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以适应未来有可能爆发的现代战争。
其次,苦出身的朱德太明白生产发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建国之后他除了指导军队建设工作以外,还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放在了走访调研上。
他走遍了新中国的绝大多数省市,对当地的人民生活、生产状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并且向中央提出了多项发展各地生产建设的宝贵建议及有效方案。
最后,他考虑的才是自己的年龄问题,朱德比毛主席大了7岁,1959的时候他已经73岁了。如果说66岁的毛主席都因为精力不够而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那么他又哪来的精力去承担这个工作呢。
所以他才极力推荐更年轻的刘少奇去接替重任,在朱德眼中职位并不重要,他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放在发展生产建设上去。
三、最合适的人选
朱德之所以推荐刘少奇来接任国家主席,除了他比较年轻以外也还有更深远的考虑。
1898年出生于湖南的刘少奇22岁时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且在1921年留苏学习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论党龄他比朱德还要早一年。
从苏联回国之后,刘少奇积极投身革命工作,不仅领导了“安源大罢工”,还参加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以及武汉工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可见他发动群众、组织革命运动的能力十分卓越。
国内革命时期,刘少奇和朱德一样都是坚定地与毛主席保持高度统一。无论是在最艰难的反围剿和长征时期,还是在后来的抗战时期他都能保持冷静而清醒的头脑,“沉着严谨”已经成了他的标签。
刘少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性格特点和他常年从事的工作密不可分,他可是我党秘密工作的元老级人物。
刘少奇与冲在一线的中央特科不同,他所开展的秘密工作更具有战略意义,例如1936年他奔赴华北地区,领导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西、东北等地的白区工作,并制定出一整套斗争策略,完全扭转了我党的被动局面。
再例如在抗战初期,是他开创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且以中共中原局书记的身份直接组织力量开展游击战,有效的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同时刘少奇还有很深的理论修养,他那篇最为经典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稿被列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干部必读文件之一,并于2011年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
在很多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剧中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桥段,人民军队多少次的重大战役策略都是由远在千里之外的延安窑洞中的五个人绞尽脑汁讨论而决定的。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这五个人可以说是当时我党的最高权力中枢,刘少奇能在其中有一席之地,他的能力可见绝对是超群的。
而且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所有人都认为这就是鸿门宴,但毛主席却为了全国人民期盼的和平毅然飞往重庆。
但中共中央也做好了最坏打算,如果蒋介石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暗算了领导人,那么我们一定要有应对策略,而当时毛主席去重庆期间,刘少奇就被任命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弦外之音不言而喻。
刘少奇虽然不像朱德那样直接指挥军队冲锋陷阵,但是他为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也绝对是巨大的。而且他的决策能力、领导能力、工作能力都是在党内得到高度认可的,不然党中央当时也不会选择让他在那个关键时刻代理毛主席的工作。
这也正是朱德推荐刘少奇的另一个更深远的考虑因素,综合当时的各种条件,没有比他更合适担任国家主席的人选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能力非凡的刘少奇果然不负众望,连任两届国家主席,即使在6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深谙经济之道的他也能沉着应对,化险为夷。
四、不论资历,只论能力
这就是我们可亲可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没有人考虑个人荣辱,没有人在意个人的职务高低,他们心中考虑的永远是如何对党和国家以及人民最有利。
毛主席全力管理党内事务,朱德处理全国生产发展问题,刘少奇则担起国家主席的重任,应对繁杂的国内外一应事务,组成了坚不可摧的“三驾马车”。
1959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并没有停下革命的步伐,已经古稀之年的他心里依然放不下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问题,朱德的时间一直是在马不停蹄的视察工作中度过的。
他先后走访了上海、浙江、广东、湖北、贵州、四川、陕西、山东、安徽等十多个省市,并且连续给党中央作出汇报、提出意见。
耿直且一心为民的朱德即使在大跃进期间也是直言不讳,在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中直接指出,农业生产必须因地制宜,绝对不能强求一模一样,避免影响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他强烈建议停办人民公社大食堂,恢复集市贸易。
这些在当时明显与主基调不符的建议也只有他“朱老总”敢提,因为在他眼中党和国家的发展事业“大如天”。
即使在后来朱德已经躺在了病榻之上,依然每天要求秘书为他读报纸、读文件,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但凡有来探望他的同志,他总会不厌其烦地叮嘱一句:一定要抓经济建设,把生产搞上去!这就是朱德革命的一生、为国为民奉献的一生。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朴实无华的期望和叮嘱。
从朱德拒绝担任国家主席而力荐刘少奇,我们真的可以体会到那句被无数次提及的话:“社会主义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
这句在历史书、政治书都曾出现的话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的共产党人一直在切实地践行着这一理念,它也是新中国所倡导的一种新的世界观。
只要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发展、只要是为了全国人民的福祉,在什么岗位并不重要。就像朱德给邓小平的信中所说的那句话:“我的工作,历来听党的安排,派什么做什么”。
我们的党虽然也走过弯路,但是共产党人从来不惧挫折,每次跌倒都能坚强地爬起来,总结经验教训,不计个人得失,以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利益为核心坚定前行。
就像总书记指出的:“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正是因为有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这样心怀人民的共产党人不懈的努力,才会有我们中国今天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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