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之争是奴隶主阶级与地主阶级之简的阶级斗争|商鞅|地主阶级|奴隶主|奴隶制|秦孝公

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的大变革时期。在奴隶大众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的推动下，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随着发展起来，到了战国初，他们已相继在一些诸侯国中取得统治地位。

新的封建制必将取代旧的奴隶制，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不甘心于他俩的灭亡，还要作垂死的挣扎。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和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一个要前进，一个要倒退。这场斗争，关系到他们本阶级的生死存亡。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之争，正是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

思想上的流传

在思想史中，长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这场斗争中，似乎儒家是说所谓“仁义”，具有什么“人道主义”精神，代表着进步力量;而法家却被说成是只“严刑峻罚”，专门破坏“文明”的势力。

历史果真是这样的吗?还是看看事实吧。

儒家的头子孔子，“仁”字不离口，主张:从政干得好，是不用伤人的。可是，他当了鲁国的司寇，上任才七天，就急急忙忙把主张革新的法家的前驱者少正卯杀掉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

法家李哩(约公元前四五五—前兰九五年)，在魏国帮助魏文侯进行革新。他制定了适应新的封建生产关系，保护私有财产的《法经》。他主张“尽地力之教”，奖励农业生产。他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狠狠地打击了反对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的势力。李哩为魏国建立新的封建制国家做出了真献，但他却遭到旧的顽固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

法家吴起(?—公元前三八一年)，在楚国帮助楚悼王实行变法。他“明令审法”，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的措施:罢黜了奴隶主贵族霸占而又不称职的官吏，废止了疏远的奴隶主贵族的爵位，把他们享受的俸禄用来奖励战斗有功的人，还把那些奴隶主贵族发往边疆开垦土地。

吴起实行的改革对于促进楚国向封建社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些措施严重地触犯了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因此，“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楚悼王一死，他们就起来反扑，围攻吴起，用箭把吴起射死在悼王尸体旁边。这是反对奴隶主的恢复行动。

法家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受秦孝公的聘请，在秦国实行变法。公元前三五九年，在秦孝公面前，法家和儒家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商鞅提出:要变法，就不要受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不要怕旧的顽固势力的干扰。

他提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就可以不固守旧的制度(“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只要对人民有利，就不必因循旧的秩序(“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当时，代表奴隶主贵族的顽固派儒家甘龙，却极力反对。

他说:要治理国家，就不应该变法，只有照旧的一套办法管理国家，才能使官吏习惯而民安定。另一个顽固派杜挚也应和说:只有遵守旧制度才可以避免错误，只有服从旧秩序才不会走到邪路上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对这些保守谬论一一驳斥。秦孝公支持商鞅的意见，提拔他当左庶长，下令变法。

商鞅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统一了刑律，提出“刑无等极”的原则，打破了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原则，“开歼陌”，废除“井田”，取消了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鼓励耕战，对努力耕种的被奴役人民，采取免除他们奴役、取得自由身份的奖励制度，解放奴隶，对有军功的人，则赐给他俩爵位，剥夺奴隶主贵族的特权。

这又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变法才一年，奴隶主贵族就出来捣乱，他们唆使太子犯法，想动摇商鞅立法的权威。商鞅坚决回击，对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子贾处以刑罚，打退了旧势力的反抗，使“秦人皆趋令”，大家守法了。所以，“行之十年，秦人替悦”。变法取得了重大成果。

但是，反对的奴隶主贵族非常仇恨他，“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一个名叫赵良的反对儒者，跑去威胁商鞅，要他赶快交出权力，找一个小地方去养老，否则，倒霉的日子就“可翘足而待”了。

商鞅没有被这些反对势力所吓倒，他斥退了这个反对家伙，坚持变法。可是，过了五个月，秦孝公死了，太子即位，奴隶主贵族就进行反扑。商鞅这个杰出的改革家，不仅身受车裂分尸的刑法，连他的家族也惨遭杀害。

历史的进程

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反对奴隶主贵族的垂死挣扎，并没有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用法家李斯，领导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用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反对奴隶主的形势，横扫奴隶主统治的旧制度，统一了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封建王朝。

到这时候，已经土崩瓦解的奴隶主贵族，总该老老实实。承认历史的现实了吧，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他们还是不甘心失败，妄图利用最后的阵地—意识形态领域，负隅顽抗。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整个过程中，反对的儒家学派一道玩弄“以古非今”的手法。他们把儒家经书《诗》、《书》作为向新社会进攻的武器，到处造谣惑众，目的在于动摇新生的封建政权，恢复奴隶制度。公元前二一三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中，又爆发了一场“古”与“今”的大辩论。博士官反对儒者淳于越跳出来大发厥辞。

他一面大肆歌颂旧的殷周奴隶制度，一面攻击当时政权“事不师古”，是不能长久的。李斯尖锐地揭露淳于越“不师今而学古”，目的就是反对当时的政权(“以非当世”)。他看出这股势力的动向，建靛采取措施，烧毁那部分被用作恢复工具的儒家书籍。秦始皇批准了这个建敬，下令执行。

可是，到第二年，燕人卢生和韩人侯生又发动了新的进攻。他们猖狂攻击秦王朝没有采用儒家的主张，而是实行法家的主张。他们大造舆论，说秦王朝没有让那些“博士”当权(“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其实，当时的“博士”，有些就是象淳于越那样的顽固派。他们要让那些人当权，就是妄图恢复奴隶制。秦始皇和李斯等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坚决反击，从许多儒生中清查出坚持立场的儒生四百六十人，予以整治。这就是历史上说的“焚害坑儒”。

秦始皇的这些行动，是代表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对进行反对恢复的儒家的坚决的回击。历史证明，这对于巩固新生的封建政权是完全必要的，是符合社会向前发展的要求的，是进步的行动。

可是，现代中国的孔子—刘少奇之流，他们对于奴隶主任意杀戮成千上万的奴隶，无动于衷;他们对于反对的奴隶主贵族向坚持革新的法家的思想家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拍手称快;而对秦始皇烧了几本书籍，杀了几个分子，却如丧考妣，哀鸣嚎叫;而苏修叛徒集团也搞起来“尊儒反法”丑剧以示支持。这难道不正好说明他们和奴隶主阶级是一丘之貉吗?

二千多年来，法家一道被扣上一顶“严刑峻罚”的帽子，他们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被一笔抹煞了。这个公案，历史上一些进步思想家早已提过。曾经是资产阶级派的章太炎在《馗书》中，就写道:“商鞅之中于说徘也二千年”。

他指出:有些人只看到商鞅变法初期对破坏变法的人所采取的激烈措施，而不考虑他变法的成精效果，竟把商鞅脱成是整天行刑伤人的凶手，这岂不是很荒谬的吗?章太炎的思想是深刻的。如果不在变法初期整治顽固派的反抗，如何能取得变法的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