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月4日被正式定为青年节。

习近平主席在《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值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本报特刊发对五四运动作出重要贡献的文人的书法作品，他们或在文学、或在翻译、或在思想等各个领域唤起全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政治的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编 者）

梁启超信札

“五四”学人的文墨风华

发轫于10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乃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自鸦片战争开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国人之先进者，几于国破家亡之际，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全面考察、学习西方。由民俗及政体，自繁礼细故，至大政鸿法，提出诸多救国方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樊锥“唯泰西是效”，直至“五四”前后，鲁迅“拿来主义”，胡适“全盘西化”，等等，沉疴猛药，不无过激之论，于是时国况语境，良有以也。五四运动反思传统文化、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揆诸历史，由“积弱积贫，任人宰割”，到建国创业，改革开放，再到“繁荣富强，兴旺发达”，沧海桑田之变，令人慨叹。继承“五四”精神，总结“五四”教训，疑其当疑，守其当守，尊所当尊，弃所当弃，对当代中国文化思维之形成、文化性格之塑造，大有裨益。亦有助于国人自信地走上世界舞台。

陈独秀致台静农信札

五四运动于传统文化多所挞伐，然于书法艺术却积极昌明，竭力发展。书法，固读书人分内事耳。北大乃五四运动风源，校长蔡元培于1917年即成立了北大书法研究会。蔡一贯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林语堂说：“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整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所代表的观念看作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个中道理，彼时学人深以为然。书法诚是艺术，亦认识之工具。

“五四”学人于王纲解纽、军阀混战之扰攘中，承乾嘉学术之绪于前，引西学新理之义于后，爆出前所未有的创造能量，在诸多领域卓有建树。此时科举虽废，书法已非学人必攻之艺，却仍是自我完善的上佳选项，故能书者比比皆是，水平之高，风貌之众，蔚为中国书法史一辉煌时期。盖书法非仅术耳，实关乎学问道德，文章事功。书法之省悟贯通似亦在读书之后，学识乃压舱之石。

蔡元培作品

学者之书饶有法度，因不欲以书名世，而不为法拘，着重追求书之气局、性情、意趣、质量，此为专业书家所难及者。又当风云变幻之际，学人敏于形势，吐故纳新，与时推移，致新貌叠出。（王 集）

五四文人墨迹选登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现代爱国民主人士、诗人。早年求学上海，按受民主革命思想。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与陈去病、高旭等发起创立南社。先后主编《天铎报》《民声报》《太平洋报》。1923年再创新南社。1927年流亡日本。1928年返国后，继续进行反蒋民主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善诗，诗风意气风发、声调激扬。其诗歌创作随时代前进，反对旧统治，歌颂新社会，富有民主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著作有《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逝世后，辑为《柳亚子诗词选》行世。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现代民间文艺研究家、历史学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开拓者之一，在民歌、传说、神话等方面的整理和研究均有较杰出的成绩。主要著述有《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古史辨》等，并参与《歌谣周刊》《民俗》等刊物编辑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张大力抢救传统民间文学遗产，给予科学的记录、整理和研究，并作为对青年进行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的教材。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1914年，赴日留学。1921年和郁达夫等人创办《创造》杂志。1923年回到上海。在泰东书局任编辑，期间提出选题并参加编辑多种书刊。1926年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主要从事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卢沟桥事变”后，秘密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主办《救亡日报》，此后一直主持抗日宣传工作。1944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联主席。著有《郭沫若文集》。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中国现代诗人、散文家、语言学家。1911年辛亥革命时曾在革命军中做文书。1912年到上海，做过报社记者、书局编辑，是陈独秀《青年》杂志重要的撰稿人。后参加编辑《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的倡导者之一，曾与钱玄同共同发起过一场著名的新旧文化论争。1917年开始创作新诗，也是第一个具体提出诗歌改革措施的人。有诗集《瓦釜集》《扬鞭集》。1920年赴欧洲留学研究汉语。1925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曾加入语丝社。后来主要从事语言研究。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当代著名学者、教育家。曾任燕京、清华、北大、北平师大等大学教授，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昆明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治学兼通经、史、子、集四部。在经学研究上主张打破门户，考据、义理各不偏废。提出“文化自救”的思想。一生致力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独特性研究。他是在史学领域创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主要论著有《国史大纲》《中国历史精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朱子新学案》等。

许崇清（1888—1969），广东广州人。教育学家。1920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主办《新建设》《教育新时代》《学园》等刊物。曾任广州市教育局长，广东省教育厅长，中山大学教授、校长。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是最早把爱因斯坦相对论介绍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学者之一。著有《杜威社会改造思想批判》《人类底实践与教育底由来》等。

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入北京大学文科。1919年与傅斯年等人创办《新潮》杂志。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同年5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先后赴美、英、德、法留学。1926年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192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任教武汉大学。1947年任首任驻印度大使。著有《新人生观》《新民族观》《文化教育与青年》《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等。

章士钊（1881—1973），湖南长沙人。现代学者，逻辑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1907年入英国苏格兰大学学习逻辑。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东北大学讲授逻辑。他对先秦名学有较深的研究，批判了所谓“中国无逻辑”的谬误，认为“逻辑之名，起于欧洲，而逻辑之理，存乎天壤”。认为“先秦名学与欧洲逻辑，信如车之两轮，相辅而行”。并对中国名学、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进行了比较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著作有《逻辑指要》《柳文指要》《名墨訾应论》《名学他辩》等。

沈尹默（1883—1971），浙江吴兴县人。书法家、诗人、学者。五四运动时，开始从事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编辑，曾发表一些白话诗，如《鸽子》《人力车夫》《月夜》《宰羊》等。旧体诗词功力很深。早年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国文教授。书法工于楷、行、草，尤精行书。书法精于用笔，清劲圆润，富于书卷气。晚年书法更潇洒挺健、遒丽多姿、巧拙相生。主要著有《历代名家书法经验谈辑要释义》《“二王”书法管窥》等。其书论在当代书法界有重大影响。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文物专家。1923年开始就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30年任教于青岛大学，后主编《大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生涯，1957年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从事文物研究工作，1978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除大家已经熟知的文学作品外，在文物研究工作中也建树颇多，《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都是较有影响的专著。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中国现代作家。自幼受西方文化熏陶。1919年起先后赴美国、德国研究语言学。1923年回国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语丝》主要撰稿人。文风朴实隽趣，著有《剪拂集》。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文学方面推动小品文的创作。从1932年起，相继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成为“论语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著有《大荒集》《我的话》。1936年居留美国，主要用英文写作，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文著作主要有《语堂文存》《无所不谈合集》《语堂文集》，英文小说有《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8部。

高二适（1903—1977），江苏东台人。游学京沪，拜识著名学者章士钊等人，先后任侨务委员会秘书、立法委员会秘书等职。抗战后兼任大学教授。20世纪40年代，其书法受到于右任的首肯，学问、诗书“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为世人所重。在20世纪60年代的“兰亭论辩”中其力排众议，在书界引起反响。著有《新定〈急救章〉及考证》等。其书法造诣极深，遍临诸帖，五体毕备，多得古人精髓。

谢无量（1883—1964），四川乐至县人。学者、诗人、书法家。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随父宦游，延师攻读于安徽。1900年到上海入南洋公学，与黄炎培、李叔同等同学，深受导师蔡元培先生器重。后结交新派，办报写文章，唤起民众。再之后从事教育工作，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1956年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其独具风采的“孩儿体”在近、现代书坛上久负盛名。其书法兼收南北，碑帖并取，兴酣挥笔，神采焕发，仪态潇洒而笔力苍雄，多内涵而少露筋骨。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县（今闽侯县）人。著名思想家、翻译家。幼受私塾教育，学习中国古代文史。1866年考入福州马尾船政学堂，1877年被选派赴英留学深造。甲午之战使他深受刺激，决心投身思怒启蒙，唤起民族觉醒，挽救危亡。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和民主。又和王修植、夏曾佑共创《国闻报》，宣传变法维新，同时译述赫胥黎《天演论》。戊戌变法后，译《原富》《法意》《名学浅说》等书，把西方政治、经济等学术著作介绍到中国。在翻译实践中，首次提出“信、达、雅”翻译原则，建立起翻译理论体系。

茅盾（1896—1981），浙江嘉兴桐乡人。原名沈德鸿，字雁冰。中国现代作家及文学评论家。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在文学创作方面，茅盾于1928年发表首部小说《蚀》，代表作有《子夜》《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等。捐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作家，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

“五四”文人翰墨漫谈

——兼论书札手稿的人文价值

文丨管继平

“五四”以来的文人，丰富而多彩。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一个个都是风标独立、个性粲然之人物。他们的道德文章、传奇经历以及逸事书话，都成了百年来口口相传、书之不尽的永恒话题。

傅斯年作品

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由孔、孟算起，延绵2000多年，可谓是生生不息。但到了清末民初，有识之士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使中、西两种文化在民国初期发生了极大的碰撞。不过，尽管“五四”期间的那一辈文人高举“打倒孔家店、提倡新文化”的旗帜，然而，他们其实都是传统文化的饱学之士，有着非常深厚的国学根底，却不愿做迂腐无用的书蠹虫，不甘于民族的落后，而想借以西方的先进文化，来冲击和唤醒当时沉闷颓废的中华民族。所以，才有那愤世嫉俗的振臂一呼。但如今，如果我们发展到舍弃传统文化，出现许多精通数门外文却不通中文的精英人才，那实在是舍本逐末，也是我们文化上的一种悲哀。

因此我以为，传统文化到了“五四”时期的那一批文人，已成绝响矣。尤其是近些年来，估计再也不会出现像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大师，像陈寅恪那样的史学大师，再也不会有像民国时出现那么多博大精深、学贯中西的文人了。

梁实秋作品

文人翰墨，性情为上。杜工部诗云：“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陈独秀也有“书法由来见性真”的诗句。那么，何谓文人的性情书法？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它似乎有别于专业书家的书法，而是以凸显文人个性文化、注重趣味和书卷气的一种书法。也许它的点画还不够精到，章法、笔墨也无刻意的安排和讲究，但因为有了文人个性以及自身所带学问光环的因素，其字里行间，也就意味盎然了。譬如陈独秀，虽然从不以书家名世，但他的书法则是碑帖结合，写得汪洋闳肆、兼备众体。我们今天所见的陈氏翰墨中，以书札、诗稿为多，偶尔也有一些对联、条幅，其中大多为率性而作的狂放大草书，铜琶铁板，大江东去。陈氏书法结体开张，线条生辣，其章法极具他本人固有的率直豪迈个性，当然，也充分显示出他书法上深厚的传统功力。而崇尚北魏书法的梁启超，虽然楷书写得最好，但对于篆、隶同样下过很深的功夫。其篆、隶、真、行，笔画形体一律突出方正峻厚，这和他极力推崇北魏书体有关，他的观点一贯是“与其学唐碑，不如学六朝碑”。而学六朝碑，“应从方正严整入手为是，无论做人作事，都要砥砺廉隅，很规律，很稳当，竖起脊梁，显出骨鲠才好”。从作书说到做人，其理大致相通。再如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胡适，书法不是他的擅长，因早年读私塾，临苏字，也打下一定的童子功。他的大字线条虽瘦劲，但却偏细偏长，尤其是长撇和长捺，都有稍过之嫌。但他那一手结体紧密、随意萧散的“尺牍体”，却一改那种“长手长脚”的姿态，写得风神萧散、洒脱自如，仿佛进入了他作为一个大学者的自然之境，流露出他的真实情怀。

夏丏尊作品

其实，这些都是大文人的字，在书写过程中他们并不在乎技巧上的得失，而是追求一种“无意于佳乃佳”的自然状态，这也是文人和书家的区别。当然，文人和书法家居然也可以分家，这是现今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而在过去，试想从王羲之到沈尹默，有哪位书家不是文人？又有几位文人不擅书法呢？遗憾的是，如今的“书法家”越来越多，而真正能称得上文人书法家的则愈来愈少，不知在谢无量、沈从文、钱锺书之后，还能有几人？

叶圣陶作品

文人翰墨的最大魅力，往往还不是大幅的书法作品，而是其随兴所书的书信手稿、诗文小品。由于中国汉字书法的特殊性，文人的墨迹手札，往往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这是传统文人的基本素养，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所以，自古以来，书信尺牍就是书法艺术传承的最佳载体，如“二王”的《快雪时晴帖》《平安帖》《中秋帖》，颜真卿的《湖州帖》等，不都是千秋传世的法书经典吗？而流传在民间的一些古代书札或断缣寸纸，即便真伪尚存争议，只要递嬗有据，也一样为世所珍。譬如苏轼的《功甫帖》，虽字数极少，仅2行9字，但却极富神采，充分展现了苏轼的笔墨情怀。还有数年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局事帖》亮相拍卖市场，这也是一页尺牍，书风方正严谨，笔画清劲有力，应是曾巩存世不多的墨迹珍品，结果又以超出2亿的天价被藏家收入囊中。

周作人作品

当然，古代的翰墨书札因其存量极其有限，按物稀为贵之原理，动辄拍至过亿的天价似乎已成常态，非寻常人所能染指。相对而言，民国时期的文人翰墨因去时不远，存量较多，故更受专家的重视和藏家的喜爱。就近年的书法行情来看，如梁启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等一批民国文人书信，其市场成交价都远超同时期的书法大家。究其原因，就是通常意义的书家作品，常以诗句格言或是对联警句作为书写题材，提供给人们的研究领域并不大，主要以欣赏书法艺术为主。而文人书信所提供的信息量则完全不同，尤其是名家的书信，它具有艺术和文献的双重价值，且旧时文人善书者多，其艺术性本来就不低，书信又是在一种随意状态下的性情流露，往往比艺术创作更真实、更放松，也更自然。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书信中涉及的一些文人间的关系和交往故事可供人研究。通常来说，如没有特殊的原因，绝大多数的书信在内容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较之于可以无数次重复的常用诗词而言，具有唯一性，无疑更具收藏和研究的价值。

王云五作品

就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人们更感兴趣的则是在某一历史时期中，那批改变历史走向或是影响社会风气的文化名人，譬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一批名家，他们对历史的发展与前进起到关键作用，他们的书信手稿即便仅是说一些日常琐事，往往也透露出那个时代所不为人知的重要细节，为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密码。

鲁迅致台静农信札

记得梁实秋先生曾写文章说，他收藏的名人尺牍必须有几条标准：用钢笔写在宣纸上的不收；太恭楷或太潦草者不收；作者未归道山，即可公开发表者不收；作者已归道山，而仍不可公开发表者，亦不收。我觉得梁氏这几条“标准”颇有意思，前两条是从艺术性的角度来衡量，后两条则是从文献价值来考量：如果一封书信公开了也毫无价值，或是太有价值而永远不可公开，那又有什么收藏的趣味呢？

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的信（部分）

随着藏家审美水平的提升以及专家学者的介入，如今的文人手札，不仅是艺术价值得到了重估，更重要的是书信中具有极高的史料文献价值受到关注。因为书信是一对一的关系，它原本不求公开，而且亲朋好友之间的通信，通常是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可能包含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有的书信历经大半个世纪从未被披露，如今读来，还原并丰富了当时的情景，也使那个时代的人物或事件，更接近其本源。如上海档案馆前几年公开的一批书信，其中有一封陈独秀于1917年8月致蔡元培的信札，这是蔡、陈两人任职北京大学的第一年，百废待兴，陈独秀在信中大力向蔡元培举荐胡适到北大来任职，并称赞胡适中、英文俱佳，有办事才干，内容还包括请胡适授课的科目乃至多少薪酬，都写得非常具体。这封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陈独秀书信集》中并未收录此信，如今的公开，填补并丰富了新文化运动前期三位重要人物的一段历史。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谈南社文人姚鹓雏致柳亚子的一封信，此信写于1949年6月，此时的柳亚子是著名民主人士，共和国待若上宾。而姚鹓雏则“行年六十，体气已衰”，又“客游卅余年，立锥无地”，他希望柳亚子帮他给陈毅市长作个推荐，趁自己精力尚强，能否聘他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这样的话，其生活经济可以确保无虞了。尽管在南社前期，柳亚子与姚鹓雏为唐宋诗之争曾闹得不欢而散，已20多年未通音讯了。但柳亚子当时收信后果断向陈毅市长力荐，并办妥了此事。这又是一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书信，尘封了60年，它的出现，让我们读到了过去文人之间的大度以及隐藏在文字深处的温情，也感受到了陈毅市长对民主和文化人士的关心与重视。

夏承焘作品

就文人书札手稿的价值而言，对于其艺术性的强调及书法的本体欣赏尚在其次，因此它作为一种具有丰厚人文价值的史料，往往成为我们事后解读历史或观照历史的补充。有专家认为，公共的史料更多体现的是历史的一些骨骼和轮廓，而书信日记这一类私密性的文献史料，则成了有血有肉的历史肌理。我想，公共的历史轮廓可以让我们近看或远观，而阅读、研究书信等私密性质的史料，则仿佛让我们置身其中，感受文字的温润，欣赏书法的美感，抚摸人文的肌理，寻找历史的注脚。

——选自《中国书法报》2022年5月3日第367期第1版，5、8版，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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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