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及关键词

摘要：“躺平”现象是一种世界性的青年亚文化现象，近期在国内已成为网络流行语。“躺平主义”是指面对变幻莫测的外界和社会“内卷化”的加速节奏，“躺平主义”者内心依旧保持平静与坚守，并按照“自己的理念”过好“慢生活”的一种态度与行为。“躺平主义”的媒介兴起反映了青年亚文化社会心理结构的变迁特质，“躺平主义”在媒介发酵、流行的过程中成为一种“话语场”的“次生文化现象”，激发话语叙事空间的“广场效应”，催发人们的话语参与意识。“躺平主义”也体现了弱势青年对社会“内卷化”的一种软性反抗。“我躺故我在”对接“我思故我在”，呈现对物质主义宰制下“资本逻辑”加速节奏的反思，同时在反对高消费主义的“物朴”满足感及叙事框架中实现“自我超越”。“躺平主义”者要克服消极懈怠的一面，其在生活压力和工作困难面前伪装的“无奈的积极主义”，实质是“消极的自由主义”。其声称“躺平”不动可以减少消费的同时有助于减少浪费，减少“碳足迹”，有利于“碳排放”目标的实现，是用一种话语叙事的戏谑风格掩饰自己行动力和执行力的缺失。要加强对“躺平青年”的价值引导和文化引领，助推“躺平主义”变为“起来主义”，合力推动青年一代成为新时代的奋进者、开拓者、担当者，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之歌和精彩人生。

关键词：躺平；内卷；躺平主义；青年亚文化；文化构境；话语场

作者简介：令小雄，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春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州市团校团属培训部副教授。

观点提要

  • “躺平主义”被认为是具有网络叙事能力的、带有某种抗议风格的话语活动或语词运动，是亚文化话语叙事的一场先锋实验，体现了边缘青年对社会“内卷化”的软性反抗的叙事仪式。

  • 躺平主义”是指面对变幻莫测的外界和社会“内卷化”的加速节奏，“躺平主义”者内心依旧保持平静与坚守，并按照“自己的理念”过好“慢生活”的一种态度与行为。

  • 在世界范围内，“躺平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对“消费主义”倾向。

  • 躺平主义”背后不仅有正向的文化构境和叙事意蕴，也有负面的情绪弥漫和行为价值的消极导向，必须大力消解其社会负面功能，引导其向主流文化归拢，大力构建积极向上的青年精神。

  • 要助推“躺平主义”变为“起来主义”，合力推动青年一代成为新时代的奋进者、开拓者、担当者，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之歌和精彩人生。

近期，网络流行词“躺平”成为现象级流行语。“躺平主义”、“躺平族”、“躺平学”被媒介舆论场横空塑造，意味着一个国际青年话语思潮已经传导至国内，一种经过青年亚文化场发酵传播的“次生文化现象”已经形成。这一现象反映出极少数青年对工作压力辐射下的生活现状的一种软性抵抗态度及对另类生活方式的一种再思考及独特行为。“结构性躺平”撩动社会心理结构的深层空间，引发社会大众多维度参与叙事。研究者应该深入探究其真实的情况和文化叙事背后的逻辑，以正确应对并解决这一问题。

一、引论

“躺平”成为“泛亚青年群体”复杂的社会心理符号。“躺平主义”者声称“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及“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收割的‘韭菜’”。这一意涵具有浓厚的消极意义，必须进行理论甄别和现实批判。“躺平”一词指令明确，简单直接，在动感、喜感、悲感杂糅中具有博取大众眼球的叙事效果。有人戏谑：“之所以‘躺平’是因为你的‘内卷力’不足，‘卷不过’，所以‘躺平’。”“躺平”一词形象地表述一些弱势青年“瘫倒”在地，不再积极渴求成功。从“内卷”到“躺平”的语词变迁中，“躺平”从陀螺式的“内卷化”中自我退出，避免经受“内卷式”循环中“强竞争机制”的不断激发或“抽打”，逃避面对“不允许失败或不包容失败”的“丛林式竞争”压力。光明网评论认为，躺平现象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出现，当一个经济体相对成熟后，就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经济机会选择相对多元，加班加点的边际效益降低，自然会产生一批“扶不上墙”的年轻人。清华大学教授李锋亮认为：“躺平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仅让自己的父母失望，也让数以百万计的纳税人失望……人们仍然可以通过竞争，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躺平主义”是“躺平”的文化表现形式，体征一种文化构境和叙事症候，表达一种青年亚文化的社会思潮。“躺平主义”声称其起源于“内卷化”的挤轧，传承了“佛系”的“丧文化”基因。“躺平主义”高调宣称：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躺平而躺平”，“躺平的最终目的是要改造衰丧，以低姿态进行冷静、理性并勇敢地面对新事物”。“躺平主义”的宗旨为不争、不辩，减少娱乐信息的宰制或捆绑，回归“慢生活”。但“躺平”不是“废了”，他们仍然不放弃在合适的时机再出发。“躺平主义”的文化纲领是“躺平思考”，其行动纲领是分阶段、分步骤“躺平”——“躺起来”——“站起来”，直至“强起来”，当然，这是积极、乐观的“躺平主义”的行动纲领，一些消极、悲观的“躺平主义”的行动阈值仅限于“躺平”，甚至“躺起来”都难以为继。“躺平主义”的哲学纲领有“两个不准”：“不准攻击成功人士，不准嘲讽弱小人士。”媒介舆论推出“躺平学”，其释义为旨在解决年轻人如何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不被舆论左右，回归初心的学问，归属于失败学分支。“躺平主义”作为中性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内卷化”（Involution）出自拉丁语词汇“Involutum”，指向社会文化症候中“过密化”的“卷转”、“内缠”进程，重复性的运转或劳作呈现加速主义的“卷幅度”。“内卷化”一般用于形容某个领域或某个系统中发生过度竞争，导致人们进入互相倾轧、内耗的状态，类似于恶性竞争。“内卷化”体征同部门或同系统内部以争夺有限资源，从而导致个体“收益努力比”呈现某种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内卷化”，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内卷化”是一个贬义词，具有消极意义，其不创造价值、不产生任何效益，表征系统性内耗。“内卷”表面看是“强竞争场域”的结构性压力呈现，实际表征“群己关系”的内在张力和“自我关系”中个体的“内化”与“外化”或“身心关系”的内在张力，表征个体心态的无力感、无奈感。直观地说，“内卷”就是“向内演化”，但在社会功能上呈现“向外扩展”，即人们常说的“结构性内卷”。

计亚萍认为，“内卷化”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康德、戈登威泽到格尔茨，是内卷化理论从滥觞走向系统的生长期。此时，内卷化理论主要用于研究农业生产；第二阶段，从杜赞奇到黄宗智，是内卷化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其主要理论视点已从农业生产走向政治领域；第三阶段，是内卷化理论应用领域迅速拓展期。笔者认为，目前，“内卷化”在青年亚文化叙事视阈甚嚣尘上，在媒介舆论场被再次“话语点燃”、“话语井喷”，并成为亚文化叙事症候的一种加载模式。但从“进化论”或“退化论”的层面批判“内卷”和“躺平”并不是一种理性化的分析框架。

首先，“内卷”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内卷”和“内卷化”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因果关系”，但“内卷”并不必然带来“内卷化”。第二，“内卷”的极端化呈现即为“内卷化”，“内卷”在一定程度能够发挥社会激励的正面效能，而“内卷化”则体现社会系统的内耗，是负面导向。因此，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内卷”，但必须防止“内卷化”。“从宏观层面看，我们当然期待年轻人始终有一种昂扬向上的姿态，保持社会竞争性，这也是达成很多宏大议题的必要条件。但也要看到，具体到微观场景，个体往往会将主观感受置于价值排序之上，从‘狭隘’的视角进行人生规划，很多年轻人面对重压，自动滑向边缘化的解决方案。”第三，从“内卷”到“躺平”的语词变迁中可以看出，从表面看二者呈现“因果关系”：“内卷”是原因，“躺平”是结果。从实际看，“内卷”并不必然导致“躺平”，“内卷”是“躺平”的一个充分条件。第四，“内卷化”强力推助“弱势青年”、“边缘青年”呈现加速主义“躺平”。第五，从历史辩证主义视域而言，“内卷”呈现常态化，而“躺平”是非常态的，完全式或绝对式的“躺平”并不存在。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而言，透过譬喻性的观察或隐喻性的审视，“内卷”的最终文化形态不具有稳定形态，如同一只转卷起来并不断被抽动的陀螺，在无法进入新形态的过程中同样无法保持自我稳定，意味着它停不下来，只有不断在内部呈现“自我复杂化”或“加速主义”状态，才能保持在“复杂而精细的内卷流程”中“不倒下”。在“内卷化”症候助推下的“躺平”舆论构境中，“内卷”大多是被动的，“躺平”大多是主动的。“内卷”是动态的，“躺平”是静态的。二者都负载社会学范式上的意义，“内卷化”压力中的“躺平”呈现主体间性的互动式选择，而绝对地讲“躺平”隶属于主观或客观意义上的存在方式，这样单向度区分“主动躺平”与“被动躺平”意义不大。“躺平主义”被认为是抵抗“内卷化”过程中产生的“弱者的武器”，应该看到其文化叙事背后“独善其身”的“简朴主义”和先锋意识表达，以及其在文化构境中承扬人的主体性意识，其对真实生活的追求、对心灵自由的执着、对现实保持审视的可贵坚守等具有积极意义。

二、“躺平主义”的社会心理文化构境

“躺平主义”被认为是具有网络叙事能力的、带有某种抗议风格的话语活动或语词运动，是亚文化话语叙事的一场先锋实验，体现了边缘青年对社会“内卷化”的软性反抗的叙事仪式。“躺平主义”是一种放弃自我虚假之后的真实展现，是一种超脱科技主义和消费主义捆绑后的“俭朴主义”的回归，也是一种内心“物朴”的满足感及其平和心态的回归，表达了生活哲学的某种价值转变或对慢生活和简单生活的一种信念。“躺平”叙事的文化旨趣在积极自由层面号召人们在一定程度的休息中“复苏”抑或“崛起”，放弃盲目的追求，认识到生活的本义不是忙碌。社会各界对这一叙事话语或亚文化现象有批判的声音、有同情的理解、有正面价值的引导，本文旨在对其文化构境、叙事症候及应对策略等方面展开全面翔实的探究与梳理，致力于消除“躺平主义”中消极懈怠、心境衰丧等负面因素，推助其变为“起来主义”。

（一）“躺平主义”的传播与“次生文化”现象

“躺平文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青年亚文化现象，近期由国外传导至国内并引发广泛热议。“弱势青年”、“边缘青年”刚从“内卷化”的媒介“舆论涡”中踅摸，又被裹挟进“躺平主义”的亚文化圈。“躺平”如西方社会流行的“间隔年”（Gap Year）。“躺平主义”被认为是青年自我表达在普遍叙事意义上对抗“内卷化”社会的一种方式。客观而言，一部分年轻人确实面临工作强度高、工时过长、工作压力过大、薪金贬值或停滞、房价飞涨、置业困难、身心过劳、养老负担沉重、养育孩子成本过高等诸多困境。“躺平主义”体征这类青年在工作压力及生活压力面前的选择性消极懈怠，呈现一种“躺着”，不再拼命于“跑着”向上的人生取向或工作态度。外部对这一群体作出价值引领性、政策激励性及措施刺激性等系列措施，但其内心波澜不惊，表现为不反抗、不回应，抑或不反应，稳躺平平，依旧按照自己的理念生活。其带有“犬儒主义”玩世不恭的懈怠状态被认为是一种不务正业或者自甘落后、自甘堕落的选择，但“躺平主义”者却认为这是一种“经过反思的生活”，他们秉持苏格拉底的箴言，“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类似于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我躺故我在”呈现其他意义上的一种奋斗姿态或精神状态。他们甚至认为没有躺平的“韭菜”是被收割的对象，认为自己在选择“宁静的逃遁”中获得了一种“美好生活”。由此，一般意义上的“躺平主义”指代以“躺平”的态度进行生活和工作的人生取向。当然，在具体分析这一亚文化叙事时要“听其言，观其行”。

在话语传播体系中，亚文化是指在话语主体传达的进程和受众的接受过程中通过多元化叙事的话语融合，呈现文化二次元发酵延伸的一种社会化烘托效应。“躺平主义”亚文化如同拉康“滑动的所指”，投射在受众心理“能指”的空间扩展中。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对接层面的“去中心化”意识带有一种突围固有社会心理预期的亚文化形态功能。“躺平主义青年”亚文化具有去平面化思维传播的特质，如同一种话语流射，喷溅出思绪纷飞的“不稳定流程”，表征一种青年亚文化叙事话语的“测不准”原理，也如同语音撞击下的“空谷效应”，引发社会“反弹性热议”，在话语回声中烘托一种被放大的共鸣，即社会“接受共鸣”。而“躺平”表达的意义维度多元化，有的单纯表达“不努力”了，有的则表达“不按照你们要我努力的方向去努力了”。这种认知现象在青年人中的认同度较高，他们点赞“为自己而活”的主体性态度。有的“躺平主义”者属于口头“躺平”，这类“语言躺平族”并不妨碍他们奋进。早晨的闹铃未响之前他们已经醒来，整装待发。但是，这种亚文化叙事无法阻挡他们的话语场参与热情，表达一种释放压力或心怀美好的话语狂欢，就其本身行为而言，并没有消极意义。而有的“躺平主义”者仅仅表达一种内心的焦虑和迷茫，一种想表达“我累了”的情绪减压方式。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在《情绪的解析》一书中强调，“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情绪，我们要在情绪的世界里生活得更好”。因此，“躺平主义”体征的纯消极意义上的抵抗者很少，他们只是单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天道并不酬勤”。

“躺平主义”青年亚文化的广场聚拢效应呈现“短平快”的媒介节奏特质。“躺平”体现一种话语叙事中语义滚动或“文本漂浮”的“涟漪扩散现象”，呈现青年亚文化的“加速主义”传播和语义泛化传递。被媒介广为热议的《躺平即正义》一文，从古希腊哲学故事中反馈“躺平”的旨趣：“我可以像第欧根尼只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这容易让人联想到“躺平”青年面对高房价的一种无力感。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指出，“被压抑者终将回归”。“躺平主义”呈现既渴望物质理想的满足，又有意识抵触消费主义宰制的矛盾心理，其在低成本生活中保持“简约主义”和一种生活先锋体验及对“低欲望社会”的某种迎合。“躺平主义”者秉持的思维逻辑彰显文化哲学维度的反讽意义，以“躺平”的方式与生活达成和解。“躺平”成为他们人生哲学上的一种转折或标志，以“躺平姿态”推动所谓“自己制造给自己”的“智者运动”，并标榜“躺平”呈现一种哲学与艺术的叠加效应，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以躺平姿态或平躺姿势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效能。这种带有所谓“亚文化启蒙”意义上的生存方式的反思明显带有“文化虚无主义”色彩，也是“价值虚无主义”的表征，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某种折射，“同情式理解”其亚文化产生的逻辑背景及文化生产特质的同时，要警惕这种青年亚文化的游荡式泛滥或“自我放逐”式的“游牧青年”特质的弥漫。

（二）“躺平主义”的社会心理结构对接

“躺平主义”青年文化呈现“次生文化”发酵泛化。“躺平主义”从青年亚文化扩散泛化到中年人群的话语认知范围，突破了“青年文化”的年龄界限。很多中年人声称他们也“躺了”，这个动态与“葛优瘫”的表情包一样很容易使人产生代际联想。“躺平主义”文化符码成为附有大众喧嚣的“生活娱乐化”加载，“躺平主义”者声称这是一种“人生情怀”或“人生修养”。笔者认为，对青年亚文化的关切首先必须理解其文化诉求，解其言，才能导其行。“躺平主义”者认为“躺平”并不是“自我投降”，这里不再强烈区别“被动躺平”与“主动躺平”。在一些“心灵鸡汤”的浇灌或成功学的持续挤轧中，“躺平主义”以“失败学”被标注为话语空间的广泛语基。话语叙事中“不抵抗主义”的“躺平态度”演绎为“我躺平了，我怕谁”的“痞子姿态”。这种“躺平主义”的语义所指并不是单向度的静态呈现，“我都躺下了，怎么都行”的无所谓状态演绎成为一种社会化的“痞子文化”氛围，并逐渐发生“语基泛化”和“语义嵌变”，带有聚拢受众的围观效应或“广场效应”，具有“亚文化圈粉”的氛围塑造意识。在另一种层面蔓延为一种社会心理文化氛围，以“躺平”的动态呈现“喜感文化”氛围，营造“悲感文化”的烘托效应，以无谓的“不抵抗主义”成为另类的“抵抗者”，不抵抗就是某种抵抗。这种亚文化构境对社会心理结构的改写能力在现实层面的影响值得思考。

“躺平主义”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具有向大众文化拓展其文化载体的耕植能力。其话语空间的塑造、煽动能力较强，其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的共同体意识也得到强化和泛化。但不会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对社会心理结构的波动性话语冲击或功能性改变，靠“躺平主义”的话语叙事实现所谓的“污名化”，仅仅体征一种无足轻重的“情绪格式”。2021 年 5 月 28 日，《环球时报》环时锐评指出：“声称要躺平的年轻人，总是在黎明被自己设的闹钟叫醒。” 因此，不必担心一个媒介热词的话语功能对社会实践环节有足够的现实冲击，这体现某种“杞人忧天”式的过度担忧。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基于某种需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完全“躺出”社会关系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可以理解“躺平文化”体征为“年轻人面临奋斗困境时释放情绪的一个工具，是那些年轻人自嘲和彼此安慰及鼓励的网上话语纽带”。

（三）“躺平主义”的语言理解方式

“躺平主义”的话语叙事要通过语言的精神分析视域跟进理解。海德格尔指出，“不只在语言中思考，而且沿着语言的方向思考”。伽达默尔指出，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理解”从本质上说是语言的，“语言是思维的家园”，语言是一切诠释的结构因素。因此，我们在掌握语言的同时被语言所“掌控”，而掌握的维度就是理解世界的界限，同时也是语言的界限。而“躺平主义”青年亚文化要在后现代主义层面超越由整体性、中心二元性、理性、结构性等固化框架中组成的理解模式，就必须依靠语言的冒险或先锋性寻求一种突破与创新。“躺平”成为指向明晰的话语铭写方式。

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强调意义上的“语义缝合”，即通过“话语关联”迅速将一些社会文化心理链接起来。每个语言都是行动者的语言，语词是一个符码号令，语言是静态呈现的，言语方式是动态呈现的。在这种动态叙事展现中通过示范别具一格的青年文化风格“抵抗”某种“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以及主导亚文化视域中“躺平青年”对生活的执着及其“认真的迁就”态度。“躺平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躺平。”从诗化哲学的向度思考躺平主义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躺平青年”内心深处涌动的自恋情结有意识地将生活的孤独与生活叙事的狂欢隔离开，但又在媒介话语叙事参与过程中融合完成“自我审视”。正如没有一个神圣透视自我的灵魂就不会有自我放逐、“自我躺平”的“救赎”。荣格说：“向外看的人，做着梦，向内看的人，醒着，只有窥视自己内心的人才是清醒的。”正是“躺平主义”的“亚文化群体话语狂欢”或叙事热情被商业化推波助澜，塑造成一场“话语盛宴”。其“亚文化消费”的文化商业价值发展为“流量大咖”，在媒介“流量为王”的商业负载中，文化营销者主动发掘并大力营造“流量时代”的热点话题，“躺平主义”应时而生，成为一种文化消费现象。在媒介传播学的文化样态和商业模式的结合下，“躺平主义”文化构境背后具有强烈的文化商业逻辑，尤其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叙事“在场者”。“躺平主义”者自身未必能深入体悟这种隐喻和反讽功能，他们坚持的反消费主义宰制，最终使其自身也成为文化商业消费的“流量贡献者”，甚至是亚文化线下品牌的塑造者。他们喜欢喝一杯“丧茶”或“消极杯”，有些商家打出“躺着把钱赚了”、“躺赢人生”等商业气息浓厚的标语。因此，必须引导“躺平主义”青年亚文化的商业消费坚守在正常轨道，不能偏移到商业价值主流文化或青年亚文化的“价值脱嵌”层面，应建立一种正常的文化商业样态和价值取向，避免媒介过分炒作。

三、“躺平主义”背后的生产逻辑及其“反消费主义”倾向

在世界范围内，“躺平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对“消费主义”倾向。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以前，“消费”具有指涉过度购买行为的意义。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指出，消费（Consume）一词可追溯至 14 世纪，意同“挥霍、用尽”。然而，在 19 世纪中期，“消费者”已转化成中性词，用以指涉相对于“生产者”（Producer）的抽象实体。到了 20 世纪，这种抽象的用法进入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一种日常用语，且具有“支配性的意涵”。在消费主义兴起后，“消费者”取代“顾客”，成为一种去个体化的抽象形体，其本质是大众，大众的需求是由满足他们需求的一方创造的。在后现代主义中，消费主义也被视为一种“获得愉悦的活动形式”。消费主义（Consumerism）指持续及增加消费活动有助于经济的意识形态，创造出在生活态度上对商品的欲望及需求。消费主义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引擎，是现代人预设购买与获得商品的一种“集体情绪”。然而社会科学领域对消费主义有不同的定义与诠释，这种差异也反映在绿色消费主义、消费者运动、消费者保护、消费者权利等概念及实践上。

（一）“躺平主义”与“伪消费主义”的幻想

“躺平主义”青年文化在后工业时代无可避免地对现代社会的加速主义节奏保持一种预警。尤其在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后，青年人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得到加强，或在工作压力过大的氛围中，其更为重视自我的“身心解放”。他们秉持的“躺平”，是一种自我回归，是对自我价值的再认识。他们不再盲目透支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工作绩效，不再盲目追寻消费主义的阈值，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工作和生活。当然，这并不代表“躺平主义”渴望真正的“低欲望生活”。“物质化”对人的精神世界及其价值导向的“异化”必然助推“消费至上”的观念。“我消费故我在”成为主导生活意义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拜物教”。人在技术宰制及其加速主义的世界中，唯恐自己是多余的、沦为“大数据时代”宰制中的“零余者”，因此，会不断激发自身适应技术或物质设置，并通过消费得到一种自我价值存在的确证。受商品物化主义冲击的社会畸形消费，助推“拜物教”的身份宰制，并稀释社会关系的纯度。人与人在物质主义中不可抗拒地“被蒙蔽”，在物质消费的差距性（Distantiality）中“沉沦”，似乎很难摆脱这种“蒙蔽”。“躺平主义”在价值哲学的维度彰显了“本真性”或“真诚”（Authentic）的生存状态，克服了“非本真”（Inauthentic）的物化模式和“不真诚”（Inauthenticity）的生存状态。真诚性（Authenticity）贯通个人过去和未来的连续性或统一性，因“诚敬意识”在传统伦理关怀中经常强调“信念”。从这个层面出发，要发掘一种正面的启示，给心灵投进一束暖光，给当下盛行的“精致利己主义”一种“伦理开示”。

“躺平青年”不刻意追求消费主义塑造的“身份话语”。遭受消费主义、物质异化的“绑架”而带来短暂的购物快感与自我满足感，隐含的不仅是“身份伪饰”问题，还是“阶层恐惧”与身份焦虑。“躺平主义”者认为他们看清了人生像被剧透过的电影，看惯了梦想变得狼狈不堪的场面。“躺平青年”对于经济基础处于弱势的边缘青年为达到某种“伪消费主义”的价值，过度透支造成新的精神、物质的“双重压迫”深表不解。“躺平主义”者在反消费主义的视域呈现人既是建构的产物，也有解构性。这种建构包括身份建构，体现“群体感知”中的“主观现实”，但“现实性”并不等于“真实性”，实际上这种物质化的满足具有身份建构的现实性，并不代表真实性。“躺平主义”青年亚文化具有“想象性的问题解决方式”。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秉持青年亚文化启蒙意识，成为现代主义背景下消费审美观的一种人文改造。“躺平主义”者通过“断、舍、离”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抵抗消费主义的裹挟、为内心寻得“复归返自然”的一方净土。他们反感在超预期“血拼”名牌中实现“阶层跃迁”的幻想。“躺平”是他们自我真实的展现。当然，有人反讽“躺平主义”只是“穷困衰丧”中的“伪清高”、文化叙事中的一种物质困境“呐喊”及身份缺失的“自证”。

（二）“躺平主义”与“简约主义”生活模式

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消费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背后有一整套价值系统。“躺平主义”青年文化折射的冷静在于其具有解构能力，奢侈品并不能给他们的内心带来强烈的刺激感。他们使用的“良品”并不一定是品牌，并持有“简素主义”观念，甚至有“躺平生存指南”，“躺平青年”能够使生存资料达到“极简主义”程度。类似于“奥康的剃刀”式的“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同时，他们对于具有消费能力而作出相应的奢侈消费持有“不高攀”的淡然态度，认为只要财力允许，随意就好。科技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捆绑，使青年亚文化的整体叙事逻辑中阶级分化和阶层抗拒成为必然选择，很多青年亚文化圈层的硬件标配是从物化攀比开始强化“鄙视链”。“躺平青年”能够洞悉这套消费逻辑的“价值异化”。

其一，消费欲望的塑造如同大数据科技的精准推送一样，智能化推送各种符合人们综合需求水平的物品。其将消费欲望附加“外溢条件”，从而塑造“分泌很多剩余价值”的生活刚性需要，很多青年因此陷入“不自觉的物质囚徒困境”。“资本逻辑”主导的工具理性在数字化时代很容易放大为“精致主义”的物化泛滥。其二，所谓“成功人士”的价值评判使人们滋生功利主义，欲望驱使追逐名利，导致社会道德滑落，容易把手段当成目的，把工具当成价值理性，从而丧失自我初心。其三，“躺平”心态在一定意义上规避了功利主义的宰制，在“精致利己主义”的环境中有助于保持一颗非功利的“素朴之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人们不那么执着于工具理性，有助于冷静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躺平主义”者能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坚持一种清心淡泊的生活态度和宁静致远的情怀。但需要将淡泊名利与消极颓废区别开来，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区别开来，辩证地看待这一文化现象及叙事症候。

（三）“躺平主义”与“第四消费时代”的迁变

社会已进入“第四消费时代”，“躺平主义”已经成为这一时代症候的一个特写。通过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第四消费时代》一书可知，国际上的消费主义存在共性。三浦展划分的日本消费时代是以更替性的价值变化为标志。其一，“第一消费时代”是都市化的消费启蒙。此时整个社会进入都市化的消费主义雏形，中产阶级以“美式消费”或西洋式的生活形态为尊崇，体现“以大为好”，拥有比别人更大更多的商品就更具有“厚实的幸福感”。其二，“第二消费时代”主要体现在战后经济复苏时期，以家庭为单元的扩展式消费，中国也有类似的“家庭硬件”配备，俗称“三大件”。其三，“第三消费社会”是“高度消费时代”，这一时代的核心特征是追求名牌，注重个人消费档次，追求品牌购物的愉悦感甚至掩盖物品本身的“使用快感”或使用价值。其四，“躺平主义”青年亚文化对接“第四消费时代”。千禧年始，日本所谓的“无欲望社会”或“低欲望社会”中躺平青年热衷于“无印良品”，也就是“无品牌的好东西”，意为对名牌表征的高消费主义的某种抵抗。其五，“躺平主义”投射的是从“慢热到平静”的审美观。这种消费观趋于“共享”和社会化体验，并关注内心情怀的满足。“躺平青年”追求的所谓“良品”是反消费主义主宰的“特别商品”，崇尚简素、感受性和“本土意识”。他们不再推崇时尚奢侈的消费理念，更注重简约化、“精神化消费观”，回归内心“物朴”的满足感及其平和心态。其六，“躺平主义”者用“减法”的消费美学链接对社会阶层固化持有软性抵抗进行叙事表达。这是从消费美学的维度考量“躺平主义”者所秉持或塑造的消费理念，并对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化宰制形成抵制功能或正向价值引领力。反对者指责“躺平主义”者“未富先躺，躺平可耻”，认为他们秉持的“物朴观”来源于其“穷困掩饰”，是不得已而为之。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自动化生产使产品供过于求，为了“创造”消费者，“消费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托马斯·阿奎纳认为：“贪婪是对上帝的一种罪过，就像所有致命的罪恶一样，人类为了世俗的事物而谴责永恒的事物一样。”作家乔治·杜哈默尔说：“美国物质主义是平庸的灯塔。威胁使法国文明黯然失色。”物品的价值在于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在消费主义氛围中，物与人的关系发生质变，物品的使用价值功能弱化，甚至丧失。物的价值被人为建构出一种掩盖生产脉络的非使用价值，并在市场的定价中成为某种“客观”意义上的主观性存在且具有高度意识形态。作为劳动成果的物品，出现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

四、“躺平主义”背后的“社会脱嵌”症候

从内外因视角看，“躺平主义”的社会存在说明其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双重成因。客观上，确实存在年轻人奋斗变得更加艰难的情形；主观上，年轻人遭遇生活压力和工作困境，就开始推崇“物极必反”逻辑下的“你强我弱”、“躺平不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巨婴症”心理。但“躺平主义”背后不仅有正向的文化构境和叙事意蕴，也有负面的情绪弥漫和行为价值的消极导向，必须大力消解其社会负面功能，引导其向主流文化归拢，大力构建积极向上的青年精神。

（一）“躺平主义”的世界性叙事症候

在全球化进程中，亚文化的传播与相互影响是深远的，“躺平主义”是舶来品，在世界范围内“躺平主义”表征的青年亚文化叙事层出不穷。例如，英国的“尼特族”（NEET），日本“社畜”（しゃちく）、“悟世代”、“平成废物”、“下流社会”或“低欲望社会”、“格差社会”、“M 型社会”、“草食系”，美国的“归巢族”（Boomerang Kids）等国际性青年亚文化问题域。

日本“M 型社会”描述日本社会中作为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逐渐萎缩以致消失，转变为富裕与贫穷两个极端阶层。这意味着日本社会中工作贫穷（低薪）扩及高学历青年人群，表征了日本社会制造出一个失败的世代，很多日本人堕入“下流社会”。日本作家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书中指出，日本社会开始进入“下流社会”是因为泡沫经济崩溃，致使民众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所谓“下流人”，不是道德层面的界定，而是经济呈现崩溃、收入严重低下导致自信心衰减，包括交际愿望、消费欲望和生活能力的“散漫下流”导向。很多日本男青年被称为“食草男”或“草食系”，这种消极抗拒的态度以及外表的温顺模样像一头只顾低头吃草、无视身旁他物的“草食动物”。“食草男”是对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的一种颠覆。日本所谓的“社畜”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是对底层上班族艰辛生活的自嘲用语，后来流行于东亚，逐渐成为佛系青年的“潮语”，用以自嘲或群嘲。例如，日本“社畜”自嘲，“大事な会議があるので、熱があっても休むわけにはいかない”（因为有重要的会议，所以就算发烧也不能休息）。西方国家的类似用语被用在批判血汗工厂对劳工的剥削，即“薪资奴隶”（Wage Slave）。

日本在 20 世纪 90 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失落的 20 年”，“平成废物”仿佛被“精神阉割”。日本大经济背景下的“平成废物”、“食草男”、“宅文化”广泛出现，曾经被“爆炒”的股票和房价一路狂跌，日本民众的积蓄化为乌有，被割了“韭菜”。他们用认命的方式谋求心理安慰，认为平淡的日子也是温和的，温饱生活很容易实现，而强烈的奋斗行为有可能“收不回成本”，甚至将自己抛得更远更惨。实现一个大的阶层的跨越可能会超出阈值，经济学术语为“理性预期”，既然命运或大环境无法改变，那就不必一路狂飙，转过身来“慢慢躺平”享受生活，也是一种选择。日本“悟世代”的主要特征包括“无欲望”、“对恋爱结婚没兴趣”、“对旅行没兴趣”、“对社交没兴趣”，当然也拥有“拒绝浪费”等品质。日本现代社会变化投射在青年人的“无欲望”行动上。日本青年在“低欲望社会”中精神气质的蜕变如同被“阉割”一般弥漫到生育领域，低生育与老龄化问题非常突出。这种现象按照市场理论可以解释为，当年轻人的价格被定价权压到远低于生产成本时，“年轻人”这个产品的“减产”将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主动降低生育率甚至拒绝婚育，更多年轻人拒绝“生产及贩售”下一代劳动力，成为日本人口困局的必然结果。日本所谓的“低欲望”，体征失去自信力、动力的青年人，造成日本青年普遍无力化、无欲感。他们没有人生目标地活着，只能用“小确幸”安慰“躺平的人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青年一代出现普遍的迷茫和失落感，对生活的信念和信心不足。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一书中将其称为“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或“疲惫的一代”，并提出“迷惘的一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永久性创伤而颓废、堕落的一代，但他们曾经是活泼、坚强的。此外，海明威也探索了人性中的爱、死亡、重生以及男子汉气概等主题。这个主题是对格特鲁德·斯泰因指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的“名词的隐喻”。“迷惘的一代”延伸到“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青年精神探索的“后现代亚文化”产物，在文学表达上寻求绝对的自由与自我，拒绝时下流行话语的价值认同。生活上寻求刺激的沉沦，有着纵欲与吸毒的感官糜烂，在享受物质刺激的同时排斥“物质主义”。美国主流人士用“嬉皮士”一词专指那些吸毒、邋遢堕落、“社会脱退”或不愿参加社会活动、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的群体。美国的“躺平主义”也表征“垮掉的一代”。他们崇尚“波希米亚主义”（Bohemianism），这个名词与不同的艺术或学术社群产生关联，意指艺术家、文人或表演者过着自由漂泊、居无定所、不受一般社会习俗约束的生活，拥有与外在社会格格不入，或与社会价值迥异的习性，以及自我放逐的生活习惯与性格，自称在生活和艺术中脱离世俗常规的束缚。美国“垮掉派”所谓“抽象表现主义”的“最高真实”中包含狂欢状态的浪漫情怀。

（二）“内卷”化“躺平”

真正能够“躺平”的人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无法躺平，这种“躺平困境”进一步促动网格平台捕捉敏感气息，撩动“欲躺不能”者内心深处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躺平主义”亚文化是被媒介的文化商业价值推助或塑造出来的，如同伏尔泰所言，“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就实际状态而言，“躺平主义”成为“治愈系”青年亚文化的情绪宣泄口，现实中“我躺平、我骄傲”的实操可能性极低。躺平主义是对“内卷化”的一种“抵抗仪式”或抵抗风格。伯明翰学派（The Birmingham School）指出，那些被“风格化的仪式抵抗”有可能形成一股强势的社会力量，而青年亚文化的“仪式抵抗”需要通过“风格”来实现。因此，从青年亚文化形式、文化逻辑与文化形成、文化实践及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可以看到，从“内卷”到“躺平”，完成了“语词叙事运动”的前后衔接，从语词的阶段性变化中可以发现青年亚文化演变的逻辑进路。语词的变迁表征社会心理结构的调适过程，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体征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卷化”到“躺平”或“社会脱嵌”，从“激流勇进”到“急流勇退”，从“过度竞争”到“退出竞争”，似乎没有寻找中间路线的“第三条道路”。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多大程度或何种意义上存在，也引人思考。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内卷”代表“进化论”，“脱嵌”或“社会脱退”就必然是“退化论”意义上的存在。有人认为“躺平主义”并不是放弃生活，而是为了明确“怎样生活”更有意义，因此，要给予“躺平主义”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照。

个体的“社会脱嵌” 或“社会脱退”后“心理失速”甚或“心理失温”，此时，“心理安全预期”的阈值会产生强烈的预警信号。“脱嵌”是为了更好地“嵌入”。此时，人会迅速寻找或构建稳定心态的过渡期或“应急态”，这也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规律。放大到社会心理结构而言，这种“心理共同体”迎合并迅速召集亚文化叙事的出场。任何热点叙事都有时效性，“躺平主义”很快会成为一个时代印记，如同“屌丝”、“佛系”、“内卷”一样被“躺平”话语叙事掩盖。正如“佛系”侧重于“内向型”回归，具有一种“自觉的宁静感”，“与世无争”的“宅修态”。而“躺平”侧重“外向型”，“躺平者”的内心深处是不平静的，“躺平”只是暂时的“屈就”。而“身躺心不平”则体征一种“奋进意识”，体现了亚文化复杂的心理结构症候。要将“安慰性自助”和自发式图强统一起来。这种自我解嘲、自我和解的能力体现了“以出世的精神入世，以入世的精神出世”的伦理精神，体征了“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辩证法。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体现了“进退有余”，极具生命力。“躺平青年”的“自欺性躺平”中带有自我安慰的成分，自我“柔性欺骗”中葆有理性的自我原宥之善意。每当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躺平青年”会自我消解，生活的好与坏都接受，自我消化并非表达逆来顺受的无趣。“躺平文化”中的“自嘲”、“自欺”心智的“辩证法调适”具有社会心理的正面引导力和疏解力，成为调适社会功能的“语义压舱石”。与其压制这种“文化心理构境”，不如疏通、疏导，让其回归主流文化。

青年亚文化构建的是一个“文化部落”或“精神图腾”，在身份认同中寄托一部分人的生活期许与渴望。他们“躺平”后的心智模式温润而祥和。“无意义的努力”成为青年人所谓的“瞎忙”，他们的沮丧很难被所谓的“成功人士”理解和包容，甚至遇到异样的审视目光。“被卷”成为“衰丧”情绪的一个前置因。“躺平主义”青年亚文化通过自我映射、自我反思或自我否定达成解构的一种手法。他们用“圈粉”的能力打造自己的文化阵营，动态过程中的目标永远处于变动和不稳定的延异（Différance）状态。但是，每个时代都有某种意义上的“躺平者”，只是“躺平”的姿态不一样，其实，他们都想“努力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如何理解青年选择的权利，从表面看，今天的青年在互联互通的大数据、智能化时代具有广阔的可选择空间，但事实上，时代的加速前进对人力资源的筛选能力也是高强度的，很多青年在社会化的跃进中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因此，在“社会脱嵌”的某个缓冲期，他们需要寻找一个“躺平”的理由。很多被自我解嘲为“打工人”的青年人正在以“屌丝逆袭”式的强劲生存方式处理生活的重负与重压，担起自我使命。

（三）“躺平主义”与犬儒情结背后的先锋意识

在文化意识的串联中，很多人自然地将“躺平主义”和古希腊犬儒主义对应理解。“原犬儒”（Kynicism）的精神气质在生活环境中被磨砺地失去棱角，被标签为“愤世嫉俗的人”，而在国内一个时期被称为“老炮”或“愤青”。第欧根尼之所以被认为是“哲学英雄”，在于其将奇异的智者思维达成“知行合一”的笃定状态，其思想和行为被认为是西方批判主义的源头。躺平主义缺乏英雄式犬儒主义的道德境界与果敢精神，缺乏挑战权威和流俗的道德勇气，只好“先躺为敬”。但是，“躺平青年”在承继犬儒主义“不拒绝的冷漠”、“不认同的接受”和“不反抗的清醒”的同时，也保留“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与功利主义的理性态度。“躺平主义”者成为一种“未被收编”或“拒绝被收编”的人，他们与社会关系刻意保持距离，“我与这个世界不熟”，也体征一种与社会和解的善意方式。“既然世界是如此大荒谬，大玩笑，我亦惟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 躺平青年的文化自省中带有“应世式犬儒主义”的消极特征，同时具备“牛虻式”的文化先锋意识，与社会妥协中带有顺应现世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看透一切”，或明哲保身。作为“躺平青年”的价值引导者和文化引领者，可以从其文化叙事症候背后的这一逻辑理解之、包容之、引领之，看到其消极遁世的一面，同时，还要看到“同情式理解”其先锋意识的一面，并鼓励其追求自我的完善与独特的卓越。麦金太尔认为人内心独有的那一份渴望最为可贵。在现实社会中，当人们普遍追求“外在利益”时，我们宽容“躺平主义”的文化窥探或追寻独有的“简单生活”愿景或快乐，允其绽放，这也是社会正能量本身的价值体现及导向。

“躺平主义”者的内心深处是“热爱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至少认为生活是值得拥抱的，却带有一种“不规则的自我表达方式”。这样的青年是理性的，保持自己独立的、甚至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我肯定，其追求真实的生命状态、真实的生活态度，应当加以肯定。部分持“躺平主义”的青年，声称他们的“躺平”只是在奔跑前“低下身子”的预备式或养精蓄锐的缓冲，披甲出征前的一个准备阶段。在“加速主义”的时代让自我“躺平式暂缓”，释放自我。慢生活也是一种有品质的生活，甚至生活的意义在慢慢的躺平中才能“舒展”，才有体悟或“顿悟”。这些“慢生活”者正如美学家宗白华认为的“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是对充满浓郁的社会和谐礼序中人们之间“秒懂、互赏”的一种怀念。“躺平主义”体征的“慢哲学”也成为“怀旧主义”的一种享受。

（四）“躺平主义”与社会意识预设

必须批判性反思“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避免被其鼓动或蛊惑。“躺平主义”者打着“主体性觉醒与亚文化启蒙”的意义所指，在文化哲学层面进行价值预判。笔者认为，人可以是万物的尺度，因为“大写的人”的使命意识是“顶天立地”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是，人不是“躺平”的尺度。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人是万物的尺度”决定了人看世界的角度带有主体性产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康德将这句话发展成“人为自然界立法”，当文化哲学维度发生变化时，“自然界也可以为人立法”，因为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因此，人不可能永远“躺平”。躺得了一时，躺不了一世。“躺平主义”在文化构境中的宗旨是人要成为“尺度”，而且是“万物的尺度”，其文化价值魅力穿越了历史时空。人类文明的进步势不可挡，但在生活哲学中人们似乎摆脱不掉“物质决定论”预设的枷锁。人往往成为物的“奴隶”。例如，人们对“房奴”这样的说法已经司空见惯，大多数年轻人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套房子，而这样的想法对很多青年人而言，短期内无法实现。其将身份归属为“打工人”、“蚁族”、“蜗居者”。“躺平青年”自嘲“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人与物质之间的“硬件关系”成为摆平生活意义的砝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认为：“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在索绪尔的语言哲学中也有反映。索绪尔指出：“在任何时候，同表面现象相反，语言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它的社会性质就是它的内在特征之一。”任何话语的流行不是凭空出现的。“性质就是它的特征”，“语言离不开事实”表明亚文化现象已经厚植于社会心理结构的土壤，文本叙事的“脱嵌”也体征社会心理结构变迁。利奥塔建议用“小叙事”取代“宏大叙事”。青年亚文化就是小众圈层文化“小叙事”模式的放大。

“躺平主义”容易被误认为秉持“双重面具”的虚假意识。这里“启蒙了的虚假意识”是一个矛盾修辞法，“躺平青年”是“知道但仍然去做”，体现对生活隐忍苟且的同时保留一种向往明天的权利。“躺平青年”被指认的消极遁世与“圆滑中的堕失”辩证了两难境地的“面具预设的自我保护”与“人格面相”的“油腻”。

但是，“躺平主义”的消极表现也极为明显，应引起警惕。其一，“躺平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行，其“躺平”姿态各不相同，但其本质都呈现消极颓废的一面，其价值取向和精神传导的负面作用不可忽视。尤其当世界进入“后疫情时代”，在全球经济增速整体放缓的大背景下，“躺平主义”弥漫的“衰丧气质”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存在“潜在威胁”。其二，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试想在整个世界传导“躺平主义”的情境氛围中，全球经济要从整体放缓甚至低迷中走出来，呈现强劲的增长之势存在一定困难。世界终将是属于青年人的世界，青年人是干事创业的主力军、生力军。如果他们“躺平不干”，逃避工作，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结果不言而喻。其三，“躺平主义”的全球流行将使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社会、文化价值等方面的不稳定因素加速扩散传导，在一定层面会波及、冲击世界秩序及全球政治制度和政治稳定。例如，部分西方国家的社会“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在极大的财政赤字中难以赡养“躺平的懒汉”。其四，扶贫先扶人，“躺平主义”对人的内生动力、内在价值驱动的消解力极强，对青年主流文化的奋斗精神造成直接冲击。“躺平主义”对青年人或中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都有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其五，有的青年将“躺平主义”当作一场青年亚文化的思潮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延伸强硬的网络抗议活动，通过“我的躺平，我做主”的个性化表达，传导负面价值、负能量。其六，赋宰西方个人主义的泛滥，也体征西方个人主义、消极自由对中国青年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侵蚀。因此，决不能从青年“心理减负”和“话语盛宴”的叙事风格等单向度地看待这一现象。其七，全球流行的“躺平主义”甚至在塑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行为方式“理念”，自称“无碳生活”或“绿色生活”，在审美方式上试图打造一种新的生活美学和生活哲学。其八，他们甚至推崇一种“躺平学”，试图将消极处世的消极自由诠释为积极处事的积极自由，其结果放大会造成“低欲望社会”的不婚主义、出生人口下降、老龄化加剧、社会价值多元化、社会整体活力缺失。这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会造成一定冲击，甚至产生危机，对国家、社会、家庭、个人都可能造成巨大伤害。其九，青年碌碌无为、消极懈怠违背青年本有的向上气质，青年如同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朝气蓬勃，光芒四射。保尔·柯察金说过：“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青春不常在，岁月不重来，不负韶华，方能无悔。

五、“躺平主义”青年亚文化的应对措施

青年处于人生的黄金阶段，其价值观还未完全巩固，具有波动性，需要积极引导其拥抱主流价值和主流文化，珍惜韶华、奋发有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理解青年所思所想，为他们驰骋思想打开浩瀚天空，也要积极教育引导青年，推动他们脚踏实地走上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当青年思想认识陷入困惑彷徨、人生抉择处于十字路口时要鼓励他们振奋精神、勇往直前。”

（一）从“躺平”到“躺起来”：历史镜鉴与现实应对

历史是一面镜子，“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青年人，尤其是“躺平主义”者要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历史从来不是一部“躺平的历史”，而是为了人类和平发展与世界人民幸福美好生活而奋进开拓的历史。“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历史是奋进者书写的历史。通过历史的长焦视阈，可以反观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躺平主义”者只有“明理”才能增强信心、坚定信念、提升信仰。从历史的镜鉴中照见自己的前进方向，“知史明理”才能内化为道德力量，外化为行动力和执行力。在明理中增信，在崇德中力行，在信仰中前进，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

从“躺平”到“躺起来”的过程中，“脱退青年”或“躺平主义”者在自我反思、自我反省中汲取历史文化的正能量。历史投射现实，历史驱动当下，历史文化价值涵养心性，催发、激励“躺平主义”者成为“起来主义”者。在“螺旋式”前进的过程中，“躺平主义”者完成自我蜕变，体征为思想转变的重要标志，从“躺平”到“躺起来”正是“醒身阶段”或“三省吾身”的动态呈现。在某些情境下，可以躺，也可以“躺平”，但不能成为一辈子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青年一代要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中审思青年主流文化的引领力，对青年亚文化叙事构境的导引与“问题域”的应对，尤其对“躺平主义”作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接引和现实应对，使其具有宏阔宽广的历史维度，又有现实的精准举措。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有效对接，达到“知行合一”，在“合本体工夫为一”中力行、笃行。

从“躺平”到“躺起来”的过程中，要分层次、分步骤引领青年。其一，“躺平主义”者并不是彻底的“投降主义”者、“逃跑主义”者或消极厌世者，他们的“暂时性躺平”是主客观、内外因双重塑造的结果，故而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行动上的“跃立而起”。从“躺平主义”到“起来主义”，应有一个自我发现、自我醒悟、自我站立、自我奋发、独立自强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二，“立行者”首要“立心”，这符合“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正如，没有人可以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正如没有人能够叫醒或扶起一个真正“躺平”的人，他们的醒悟是一个“自醒的过程”、“自省的历程”。吾日三省吾身，自立者“立心”，自强者“强心”。其三，要让其从“躺平”中“醒来”，然后“躺起来”，不断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自我行动力的人。这体现“躺平主义”者自我转变的一种心路历程和实践进路。其四，在这个过程中，外部引导力的作用非常关键，正如闹钟之于沉睡的人。对于“躺平主义”者，外部的刺激或激励是有效的。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躺平主义”者。

从“躺平”到“躺起来”的过程中，“躺平主义”者只有“内省”才能促进“外行”，才能真正从“躺平”到“躺起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传统伦理强调“内圣外王”，内因起主导作用，“内圣”才能达到“外王”。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是奋斗不息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古老文明体中唯一赓续不绝、连绵不断的文明，创造了世界文明史奇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没有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倒，没有失去站立起来继续战斗的血性和骨气。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进取心和战斗力，永不服输、永远进取、永远奋斗的精神是中华文化根本内涵之所在。中华民族不再是西方列强眼中被打倒的、躺下的、被污蔑为“东亚病夫”的民族，而是一头“睡醒的雄狮”，“民族觉醒”迎来“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明前景和伟大飞跃。一个仰望星空的民族是有希望的；同样，一个仰望星空的青年是有未来的。“认识自己”是最困难的，这是抬头思索，开始行动的阶段。仰望星空还要脚踏实地。从“躺平”到“躺起来”，这个阶段是“醒悟阶段”，也是“省身阶段”，意味着开始思考人生，开启人生航程，开拓未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内核，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就是依靠这种伟大的奋斗精神。厚德方能载物，推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从精神的鼓舞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躺平主义”者才能由“躺起来”到“站起来”。

（二）从“躺起来”到“站起来”：奋进中的行动者

“躺平主义”者从“躺平”到“躺起来”，已经完成了第一步。这是一个“自省阶段”，主要体现为思想的觉悟和行动的转变，也是自信心逐步建立的阶段。但还不是从自觉走向自强的阶段，仍需要夯实“站起来”的实践环节。不断历练自我，积累经验，丰富阅历，才能不断完善自我，以至于提升自我到强大自我。此时，更需要一种现实引领和激励，先站起来。例如，长期被圈养的鸟儿会在短期内弱化飞翔的能力。“躺平主义”者也存在类似情况，长期的“躺平”不但会丧失青年的志气、骨气、底气，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社会化功能的“脱嵌”或弱化。

1. 从历史辩证法的视域审思“站起来”

人类历史跨入文明史的门槛，在行为标志上体现为人的真正“站立”，告别类人猿的半直立行走，是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人真正成为“人”的显著标志。人在劳动中实现站立，在自然属性上与动物显著区别开来，同时，也意味着人在社会属性上的成熟。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在攀援时手干着和脚不同的活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影响，……越来越以直立姿势行走。由此迈出从猿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人通过站立行走的方式揖别类人猿，告别半直立的“爬立”历史状态，开始进入真正属于人的历史。这个“历史事实”对于“躺平主义”者具有文化构境上的隐喻功能，“躺平”意味着丧失或弱化人的本质属性，“躺回”动物属性。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就连语言也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从猿到人的转变经历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即从猿到猿人，再从猿人到人。根据考古学的大量材料看，从猿进化到猿人是以生物进化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过程；而从猿人进化到人则是以劳动进化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过程。”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躺平主义”者要树立劳动光荣观，理解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人不能“躺平”，而要奋起，撸起袖子加油干。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对象性活动”，体现了人的“主体间性”。“环境创造人，人也在创造环境”，体现了“社会文化人类学”或“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人类文明在人与环境的交互创造中生成。恩格斯认为，劳动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躺平主义”者要从革命导师的告诫中领悟人生真谛，在创造社会价值中实现自我价值。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勤劳勇敢的民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青年要有所作为，就必须投身人民的伟大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同人民一起前进，青春才能昂扬；同人民一起梦想，青春才能无悔。”

2. 真正的“起来主义”者笃信笃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

回溯百余年前“五四”青年所处的时代，他们巨浪奔涌的劲头如同大时代的“前浪”，肩负起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1915 年 9 月 15 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创刊词《敬告青年》中“涕泣陈词”：“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上述六点是 20 世纪《新青年》的“敬告”，对其时青年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社会发展，创了风气之先。“躺平主义”者不能做“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社会脱嵌者，即使“内卷”常态化，“躺平”也不能成为人之常态。要秉持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段屈辱的、落后挨打的历史，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知史明理，就是要知晓“历史大道”。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伟大胜利来之不易，无数青年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的独立解放。李大钊曾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指出，唯有“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引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前，青年一代，尤其“躺平主义”者要从“四史”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要深刻领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为世界作出更大的历史性贡献。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通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斗争实践中懂得，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

（三）从“站起来”到“强起来”：新时代的最强音

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青年一代能否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青年人要成为最有梦想、最富朝气，引风气之先、勇做时代的开拓者和奉献者的时代先锋。要积极引导广大青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青年，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教育青年，引导广大青年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1. 强理论：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思想保证

第一，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强化对青年的理论武装才能做到举旗定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 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青年成长，解决部分青年理想信念根基不牢、政治方向不明、立场不坚定的问题。在全媒介共同作用下，特别是主流媒体要加强对青年亚文化的主动关注和正面应对，加强对其价值引导和正向引领，增强青年群体对于主流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回答好“新时代我们要培养什么人”这一关键性问题，是青年“强起来”的根本保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青年走向“强起来”的根本方向。高校要发挥好思政课的铸魂育人功能，有效衔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思想育人导向，培育好新时代的新青年。青年人，尤其是“躺平主义”者要在思想深处进行“自我革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只有使内因发挥主要作用，才能真正推动“强起来”，只有在逆境中历练、在实践中“滚打摸爬”，才能真正“强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的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的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高洁的操行和纯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

第二，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青年必须增强理想信念。其一，突出思想引导，着力提升青年工作的信念引领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其二，青年“精神缺钙”就会失去“骨气”，精神上、道德上会出现“滑坡”。精神上“缺钙”的人无法“站起来”，也无法“强起来”，不可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是内在的强大的持久的。”青年工作要想真正赢得青年，就必须始终站在理想信念的制高点引领青年。其三，要不断创新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路径方法，努力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等角度把党的科学理论和大政方针讲清楚、讲深刻。通过话语体系转换和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把中国道路、中国成就、中国故事讲清楚、讲生动，从思想深处打动青年、赢得青年。其四，理想指引方向，信念开辟未来。理想是人生的精神动力，决定人生事业的持久与成败，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青年一代的理想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当代青年为之奋斗的人生信念。青年一代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将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统一起来。

第三，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其一，修业必先修德，“美德即思想”。“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青年要立志修德，锤炼品格，德才兼备，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栋梁之才。其二，守正创新，知行合一。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很大程度体现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广大青年要“勤学、修德、明辨、笃实”。要大力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树牢文化自信，自觉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带头倡导公序良俗，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社会道德和社会文明进步。

2. 强本领：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能力保障

第一，青年人强本领必须提升知识文化素养，文明其精神，强健其体魄。“学如弓弩，才如箭镞。”其一，青年要在勤学苦练中成就强硬的本领。2013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其二，青年人要坚持理论联系实践。注重实践，才能不断练就高强本领，才能不断“强大起来”。学知识，增学问，内强素质，外塑能力，成为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栋梁之才，才能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其三，青年人自强起来要矢志于艰苦奋斗，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才能，强化本领。走出去，扎下去，见多才能识广。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成为他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成为他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起点和实践开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道：“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第二，青年人练就高强本领，并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要能“爬坡过坎”，要有久久为功的恒心。青年人，尤其是“躺平主义”者要认识到高强的本领不可能从天而降，不可能在一句简单的口号中产生。要在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行动中经受磨炼，苦练才能强本领、增才干。“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亦何及。”青年一代，尤其“躺平主义”者不能掉队，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断拓展思维视野，提升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第三，国家出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从战略高度将青年发展工作全面纳入党治国理政的各项工作，聚焦思想道德、教育、健康、婚恋、就业创业等 10 个领域，并针对这 10 个领域分别提出具体发展目标和举措，同时提出落实规划的 10 个重点项目，将引导青年的思想与解决现实问题有机结合。为青年的发展和本领锻造提供长期规划，标志着我国青年发展事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成长的关怀，体现了“党和国家事业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的理念。

3. 强行动力和执行力：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实践保障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有强大的执行力才能保证结果，只有强大的行动力才能展现一个持续而圆满的过程。青年人，尤其“躺平主义”者要强化行动力、提升执行力。

第一，青年从“站起来”到“强起来”，要通过强化行动力和执行力夯实实践保障。“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青年人要笃实笃行，在实践中不断历练自己。“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最终目标导向就是“笃行”的能力。毛泽东同志一直倡导实事求是，“力戒空疏，力戒肤浅”。邓小平同志也强调：“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

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好的理论，没有强大的执行力和行动力确保付诸实践，终将是纸上谈兵。知行合一是中华文化的内旨所在。在知行关系方面，“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关系就是通常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执行力与行动力的体现。青年人，尤其是“躺平主义”者只有在强化行动力和提升执行力中才能真正“强起来”，行动本身也在塑造人，“成事由我不由天”。

第三，青年人养成强执行力和行动力才能不断推进创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青年一代应做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先锋。在创新中开拓进取，在创新中方能行远，在创新中进一步提升行动力，完善执行力。“前进要奋力，干事要努力。当代中国青年要在感悟时代、紧跟时代中珍惜韶华，自觉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锤炼自己、提高自己，做到志存高远、德才并重、情理兼修、勇于开拓，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在拼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华章。”“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文献来源 |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