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萧真孙所犯案情来看，确实有“不孝”、“不义”、“攘夺”、“骚扰幼孤”等罪行，情节不轻，但是这位不知名的官员本着“定罪于民，率从轻典”而“轻恕”小人犯法，重罪轻判。在宋朝，如这位官员那样“定罪于民，率从轻典”的是一种普遍现象。以至于由于普遍的宽大造成恶人逃避惩罚，善人反受其祸的现象，绍兴六大臣赵鼎针对这种现象上奏说:“且如杀人者死，古今常法。
比年皆从贷例，而臣亦多酌情依断。圣人以罪疑惟轻，既无所疑，何为而贷?贷有一罪，则犯罪者愈罪，而善人咸被其祸。总之，判决讲究“贴近人情”，主要是为了实践“原情实有可悯”的仁恕精神，使得以宽为本的刑事政策具有可操作性。“法重情轻”，取旨奏裁。这是宋朝体现其“恕恤”刑事政策的当然之举。
从宽政策
刑事政策的当然之举。熙宁五年特别下诏规定，任何层级的司法人员若有，,情轻法重”而不奏减时，则依“违制论”惩处。据脱脱主编的《宋史》卷《刑法三》所载诏书:“民以罪丽法，情有轻重，则法有增损，故情重法轻，旧有取旨之命，今有司惟以情重法轻则请加罪，而法重情轻则不闻奏减，是乐于罪人，而难于用恕，非所以饮恤也。自今宜遵旧法取旨，使情法轻重各适其中，否则以违制论。”朝廷希望官员“用恕饮恤，，，奏减法重情轻之心跃然纸上。
宋朝的历代皇帝为了显示自己的仁爱情怀，通过“矜待”或“赦有”，使得以宽为本的刑事政策具体化。“矜待”是皇帝对具体案犯直接从宽处理，《宋会要。刑法六》专设“矜待”的门类，记述了大量的事例。“赦有”是对已判刑的罪犯进行减免，分大赦、曲赦、德音三种形式“赦有”在宋朝又称作“恩有”。
《宋史。刑罚三》记载:“恩有之制，凡大赦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赦有”制度起源很早，但是发展到宋朝，这个制度已经不是简单的赦免罪过，而是作为以宽为本刑事政策的一种具体保障形式，以充分体现皇帝的宽仁。
“赦有”制度在宋朝首先表现为宽有的面非常广泛。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过:“大抵宋世之赦，有减死释流以下者，有减死流释徒以下者，有减死流徒释杖以下者，赦之大小，此三等概之矣。不仅死刑，流和徒都能得到减刑。包括“常赦所不原’，的重罪，在宋朝也时常得到宽有。其次，“赦有”是经常性的。整个宋代，都保持了三年一次的郊祀大赦制度时期有人提出反对。
宋朝自太祖朝开始，就四次在郊祀的时候大赦天下，太宗、真宗，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形成固定的制度大赦天下外，每遇自然灾异，或者皇室内出现喜庆之事。‘除了三年一次的郊祀要。也要大赦天下。
宋代“布德恤刑”的思想、以宽为本的刑事政策，在监狱管理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悯囚”，即对囚犯实行宽有，保障囚犯的基本生活条件，防止虐囚现象的发生蔓延。囚犯生病，可以保外就医，甚至设立专门机构，如“安济坊”等，“以居病囚”。
除了这些“悯囚”措施外，还有如定期洗涤狱具、清洁牢房、治疗病囚、贩济贫囚和疏决轻犯等。宋朝在立国之初就开始叶阂囚”活动，((宋会要·刑法志》六之六七记载:宋太祖开宝二年下诏:“囚人枷戒、图图户庭，吏每五口一检视，洒扫荡洗，务在清洁，贫无所自给者，供给饮食，病者给医药;小罪即时决遣，重罪无有淹滞。”
后来，每岁冬夏降诏恤刑成为定制。遇有自然灾害以及皇帝或皇亲死亡等，也下诏悯囚。这些不定期的悯囚活动并不比例行的少，而且常常原减罪犯，多少带点赦免性质。
体现了从宽刑事政策
宋代司法制度，体系完整，内容丰富。以上介绍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其他如严格的法官纪律，限制拷讯、长官亲临、狱禁管理以及定期清理狱案的“断绝”制度、奖励“狱空”制度等等，虽不无流弊，但是对宋代法治，特别是以宽为本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如前所述，在某个时间段，某种情形下，某个局部，宋朝刑事政策有着其“严”的一面，如在镇压盗贼和兵变的过程中，宋朝通过重法地法、重法人法等来实现刑事政策阶段性局部性的“严”。
还有在战时等非常情况下，其刑事政策也不得不体现为严如宋仁宗皇佑五年，广西大将陈曙、袁用出兵平定侬志高的叛乱，结果兵败，袁用还临阵脱逃。狄青大会诸将于堂上，说:“军令不肃，所以兵败!”下令将陈曙、袁用等三十余人正法。在场诸将无不胆战心惊，军纪顿为改观。
此外，在奸臣当道的某个历史时期，宋朝的刑事政策也以“严”的形式显现出来。如史家称在南宋秦桧执政时期是宋朝历史上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这个黑暗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用刑的严酷和残忍。如绍兴十年正月，殿前司武官刺杀秦桧未遂，被碟杀。至于杀戮主战派的将领岳飞，更是家喻户晓的刑罚滥用。
全局性整体性的“宽”不能否认，宋朝的刑事政策确实在阶段性、局部性上存在着“严”的一面，但是却难以湮没全局性和整体性的“宽”。这是因为:如秦桧执政时期“严酷”的刑事政策，随着秦桧生命的结束而很快结束。
宋孝宗即位第二个月，就正式为岳飞的冤案平反。同时对秦桧制造的其他冤案也进行了平反。国家的刑事政策很快回到了“宽缓，，的老路上。严酷的刑事政策只是一种反常现象，不是常态，不能长久，且必招致后人长时期的批判。因为它是恐怖和野蛮的，违背人性，不符合人道主义的起码要求。
从严的刑事政策中有“宽”的一面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针对知识分子的“文字狱”，每个王朝都不乏其例，只不过形式、规模、手段、次数有所不同罢了。在对知识分子的言论著述方面，宋朝可以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朝代。
但是，在南宋，还是发生了以打击、迫害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精英的“庆元党禁。”一大批赞同朱熹学说的文人官僚被扣上了“逆党”的罪名，受到了打击。然而，这种迫害和打击，仅局限于流放和削职，较之代明清时期动辄满门抄斩的酷刑，甚至较之世纪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都大为宽缓!
宋朝是一个灾害不断的朝代，统治者为防止灾民挺而走险，啸聚为盗，对灾民和饥民采取特殊的预防犯罪的方法，即将他们招募入伍。按照这个政策，在灾荒年份招募灾民，使灾民有生路，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犯罪的可能性，减少灾民起而为盗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如此，还是不断有人因饥寒所迫而“逼上梁山”。
对此，宋朝政府对盗贼实行了“严打”，但严中有宽，对绝大多数“因缺食为盗者”，采取从轻处罚的政策，充分体现宽缓的刑事政策。这样做的原因是灾民为盗，是因衣食不足，“情之所迫，势之所切”，不得不为，“非有所大欲。”“故饥民可悯而不可疾，可济而不可杀。
综上，笔者得出结论:宋朝的刑事政策是“以宽为本”，“严以济之”。宋朝“以宽为本”的刑事政策持续了整个赵宋王朝。有一个叫楼馆的人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议论:“太祖制法虽严，比五代已甚轻，其后累朝口趋于宽，故以太祖为重。相比五代，宋太祖的刑事政策已经轻了，而后来的各朝是越来越宽啊。
结语
有人认为，宋朝刑事政策所谓的宽缓一面，是针对官吏贵族之类的上层统治阶层而言的，“重典治民是宋代刑法上的突出特征”。笔者以为，这个观点是站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有失偏颇。事实上，宋朝对官员和明朝一样的严，只不过不如明朝残酷罢了。例如前文已述，宋太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一再强调要严加惩治。据统计，仅太祖在位期间因贪污受贿处死的官吏达人。
《廿二史札记》有《宋初严惩赃吏》条罗列详尽，并探其缘由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脏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态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这种对官员从严的刑事政策贯穿整个宋朝。例如宋真宗死后，刘太后听政，在天圣、明道期间，她曾六次下令严惩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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