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城防御体是中国大一统王朝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所构建的都城防御体系，三者之间既有互相承袭关系，又因地理环境、所面临的时局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三者之间进行比较，可以更好的分析各自之特征，更为全面的了解秦汉都城防御体系相关内容。下面笔者就秦汉都城防御体系存在的主要共性和主要差异性进行阐述：

秦汉都城防御体系的共性

无论是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还是东汉洛阳城，都城选址都在非常优越的环境之中，城区面积都比较大、对外交通发达、人流、物资往来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区军事防御的难度。由于秦汉都城的宫城、宫殿区是统治者的居住之所，在规划、建设及内部结构上都考虑到军事防御因素，守备森严，不仅能够抵御外寇入侵，在防范政变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区中有规模庞大的武库作为国家兵器的储备中心，以备不时之需。因武库关系到国家安危，管理自然非常严格。

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的记载来看，武库有一套建制明确的官吏体制。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对此有相关记载，西汉武库管理当承袭秦制。东汉武库管理则应该是承袭西汉。城区中还有太（泰）仓的存在，贮存粮草堆积如山，在战争期间能够起到强大的后勤保障作用。此外，秦汉都城分别作为秦朝、西汉、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国家中心，都有精锐部队把守。城区的军队一般分为都城卫戍军和宫廷宿卫军两部分，各司其职，建制分明 是守卫城区安全的重要武装力量。

秦汉都城的周边军事防御也存在着诸多相同之处。第一，周边环境都有可依赖的自然屏障，例如台塬、河流、山脉等等，在战时能够用以军事防御。它们的得失甚至会直接会影响到保卫都城之战。第二，都城的周边都存在着数量较多的城邑，它们其中有一部分是都城交通连接国家四方的关键枢纽，能够在军事上对都城形成拱卫。常态情况下，都城周围的城邑可以起到分散人口、供给物资等作用，在战时却因处在关键交通位置，成为敌军进攻障碍，消耗敌军力量，使之不能直接进攻都城。第三，由于都城对外交通便利，这样一来，控制周边的一些主要路线对都城防御体系就显得至关重要，特别是路线两旁存在的预警设施，对于即时向城内传递军情，促使守城士兵提前防范意义重大。

对于秦汉都城防御体系而言，外围防御是阻挡敌人进攻都城的关键，一旦外围防线失守，敌军基本上就能对都城造成直接性、致命性的威胁，为此守住都城外围阵地，是保护都城第一要务。秦汉都城的外围地区城邑，它们有的地处通往都城的交通要道、有的扼守战略要地、有的经济富饶，物产丰富等等，这些城邑如众星拱日般环绕着都城，是都城防御体系最重要的设施之一。

在战争中，外围城邑能为都城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援，秦末周文军攻至戏水时，秦廷就匆忙征发关中各县后备军，开往前线作战。一些在敌人进攻路线上的城邑，能充分发挥牵制敌军主力、迟滞敌人、消耗敌人力量的作用。秦末周文军从函谷关入，攻至戏水，可能因在中途连续攻下宁秦、武城、郑县而导致兵马疲惫，不得在戏水修整，使得秦军借此反击；匈奴军从萧关南下，企图从自西向东进攻汉长安城，但因雍城未攻克，主力部队不敢贸然前进；黄巾军欲三面围攻东汉洛阳城，但因其外围城邑众多，最后三大主力被拖陷于此。

城区军事防御的差异性

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在城区军事防御的差异性最明显的就是前者似无外郭城，后二者则修建了外郭城。咸阳到底有无外郭城，在考古发掘中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传世文献亦不见相关记载，由此导致很多学者对此认为秦人在咸阳没有修建外郭城。从军事角度分析，认为主要有：

其一，迁都咸阳之初，河西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受战争所迫使秦人没有精力去修建外郭城墙。古者云：“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很明确指出修筑城郭的目的和意义。秦迁都咸阳后，正值战国中期，战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形之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证都城不被攻陷，所以建造都城外郭城墙或对其进行加高拓宽是理所应当的行为。秦人将都城迁至咸阳，目的就是更好的进行战争。魏国虽然国势微衰，但实力仍然很强大，在公元前334年还能召集十二诸侯国进行逢泽会盟，反映出魏王继续巩固霸权的野心。对于秦人而言，来自于魏国的军事压力依然巨大，在这种形势下，秦国因国力所限，不可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战争前沿阵地去修建都城外郭城墙。

其二，秦人的军事传统影响到对外郭城垣修筑的重视程度。至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卜居雍城前，秦人与戎人已经有两百多年的交往了，在文化上受到西戎族群的影响深刻。秦人之所以不断东进，频繁迁都，与外部环境造成的生存空间压力和秦族追求更好地域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本身土地与人口资源环境的部族及被当时战争的形势所迫，在某种程度上也练就了秦人英勇好战的特性。秦人除非特殊情况，迫不得已，很少修筑外郭城墙。秦有几个军事性质的都城，连宫城都没有，只修建一、二个用于指挥战争的宫殿，更别说再去耗费精力修筑城墙了。故此秦人对修筑外郭城墙的热衷程度要远低于关东六国。

此外，战国时期，很多诸侯国怕战争引起的杀虐抢掠会毁坏先人墓葬，大多将其移居城内，而秦人从雍城时开始就将墓葬放置与城外，徐卫民对此解释道，“这并不是全是秦人不怕列国掠夺和抢劫，主要还与秦民族特性有关。”秦在雍城修建城墙，是在此活动了近两百年之后，面对国家衰弱而采取的被动行为。秦在咸阳时，国力蒸蒸日上，且在当时是否打算长期定居，尚未可知，也影响到了对外郭城垣修筑的重视程度。

其三，关中独特的自然环境致使秦人没有必要修筑外郭城墙。一方面，在考古发现上，西周都城丰镐也没有修筑外郭城墙，它的城区防御是依赖于周边良好的水环境而形成的一道道天然壕堑来阻止敌人进攻。咸阳所处的位置基本就在丰镐地带，在军事防御上对之利用如出一辙。《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虽然咸阳没有“造郭以守民”，但考古发现，咸阳宫既有宫墙，又有壕沟，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建筑空间，是用于保护统治者安全的有效手段。

另一方面，关中之地，四塞之国，山川形势在军事上攻守兼备，使得列国很难攻入关中地区。秦人控制整个关中后，多将战场放在关外，而且多处于进攻势态，所谓“秦据山河之固，东乡以制诸侯”也。《商 君书兵书》有“守战之国”与“攻占之国”。至战国中后期，关东六国数次联合攻秦亦不胜秦，且都遭受过城破国灭或兵临城下，皆为“守战之国”，所以它们将都城城墙修建的高大坚固不足为怪。经过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显然属于“攻占之国”，特别是在长平之战后，秦灭六国已成定局，对外战争节节胜利，实质上也没有必要来修建外郭城墙来抵御外来入侵了。

其四，秦统一后建设的新咸阳，就不曾考虑修建外郭城墙。从秦孝公十二年的“筑翼阙，徙都之”到秦昭王时“渭水贯都，以象天汉。”都城已延伸到渭河南北两岸，规模越来越大。作为“卫君守民”的外郭城城墙已失去了意义。秦人设想要开创一种城、郊交错、结合，前所未有的都城新规划，要形成“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的规模”就未曾想过修建外郭城墙。

汉长安城修筑了规模庞大的城墙并增加防御辅助设施，外面还有护城河护卫，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了。第一，咸阳在当时虽然没有修筑外郭城，但是秦武功强盛，战国后期在军事上对关东六国呈压倒之势，西汉则不然，虽已完成统一，但这种统一实际上是各方武装势力在政治上达成的一种共识，不像秦朝那样直接以武力将各个武装政权覆灭，军事统归于一。刘邦集团拒守关中，但在军事上并没有达到秦时的高度，面对经济富庶、人口众多、面积广阔的关东地区，处理与关东各方势力的关系时，也没有秦始皇那般自信，所以他需要在都城建设强大的防御设施用来保护城区安全，以避免出现可能的动乱冲毁指挥中枢。

刘邦在位只有八年，当时国力极度疲敝，所以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他的后继者汉惠帝，在登基的第一年就开始分批修建城墙。第二，匈奴几次大军逼近长安，对西汉都城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匈奴是以骑兵为主，善于冲锋陷阵，但面对高大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作战显然有所困难。西汉几次大规模的修建长安城城垣，也不排除有防范匈奴攻入城区的可能。第三，定都长安城的西汉王朝，很多官员大多来自于关东地区，而且也有大量的人口从关东迁徙到关中。春秋战国时关东地区诸侯国都城防卫多有修筑城墙的传统，都城城墙都修建的十分坚固，在阻止敌人进攻时发挥的作用十分有效，所以长安城城墙的修建受之影响深刻。

东汉洛阳城的城墙不是东汉建国之初修建，而是经过春秋晚期，秦增扩的基础上不断增补、修缮的。在大一统时代，都城修建城墙是一件大事，多见于史载。公元26年之事，但并没记载修城墙之事。洛阳城对前代城墙有了很好的利用，在布局、结构上并没有做出多大改变。从考古发现来看，城墙的增补现象比较频繁，亦证实如此。刘秀曾以十万大军进攻洛阳，两月有余不克，也反映出在前朝之时洛阳城就十分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