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报》第269期 美术聚焦
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
从延安走来
【编者按】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由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计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于5月2日、16日和23日举行了三次全体大会，毛泽东分别在5月2日和5月23日两次全体大会上讲话。会后，毛泽东将两次讲话整理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讲话》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对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延安时期以来，一代代美术家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讴歌了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建设新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之际，《中国美术报》特别策划在5月16日和5月30日刊发专题报道，重温《讲话》的精神实质，回顾《讲话》发表以来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以及《讲话》对中国美术和世界文化的重要影响与意义，激励广大美术工作者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以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美术作品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期导读
●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方向
●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美术家们
● 红星闪耀世界——从延安走出的文艺思想和木刻美术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航标，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里程碑，它明确了延安文艺的根本性质，指明了文艺运动的根本方向，端正了知识分子的创作态度，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的开展。
“五四运动”开启了文化启蒙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第一步，却多少局限于一批知识分子的觉悟与观念，没能真正形成贴近民众的、系统成熟的文化理念表达。直到《讲话》发表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高度重视文化的力量，提出文化为人民服务的主张，才真正指明了一条正确的文化救国道路。目前，学术界对《讲话》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但对外国友人围绕《讲话》进行的观察与评价，及包括《讲话》在内的延安文艺于海外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则略显不足。
延安木刻在国际上的交流与发展
应时代所需，木刻版画最早成为有力的艺术武器，它冲在革命现实的最前沿，释放出势不可挡的锐气，是表现党早期革命活动最充分的绘画艺术，展现了书写历史的敏锐与自觉。然而，木刻版画革命气质的养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1942年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其革命气质的最终养成提供了指导。
由于版画制作较为方便和可大量复制的特性，木刻版画成为延安鲁艺最主要的艺术形式。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毛泽东号召大家从鲁迅艺术文学院这个“小鲁艺”走到工农兵大众的“大鲁艺”中去，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大鲁艺”去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受此影响，鲁艺美术工作者开展了一些专门的围绕木刻版画的展览活动，逐步引导了木刻版画的民族化转变，且具有较大的轰动效应，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举办珂勒惠支的展览，珂勒惠支是经鲁迅引介到中国的德国现实主义木刻家，是中国木刻青年的导师，举办珂勒惠支展览具有革命现实意义；二是鲁艺美术工作者参加国统区中国木刻研究会举办的第一届“双十”木刻展览、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展，以及和国统区进步美术家举办木刻联合展览等。
木刻联展纪念册
胡一川 延安抗日群众大会 黑白木刻 1938年
1942年的“双十”木刻展为延安木刻做了很好的宣传，王琦在《中国木刻研究会陪都区双十全国木展报告》一文中写道：“尤其是在北方的几位同志的作品，如力群的《听报告》《伐木》《落日教堂》《饮》《女像》，古元的《车站》《农村小景》《哥哥的假期》《割草》，焦心河的《蒙古青年》《缝征衣》，华山的连环画《王家庄》，施展的《驮》，庄言的《北方姑娘》，刘岘的《抗战建国》，胡一川的《抗日大会》……都能引起无数观众的兴趣与注意。”大后方抗战木刻运动高潮的到来，正是以本次展览的举办以及在国内外产生的深远影响为标志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展筹委会通知木刻研究会选送作品，延安鲁艺的木刻作品包含其中，古元、力群和刘铁华获得三等奖。延安鲁艺的古元、力群获奖，不仅在画种上（木刻第一次进入全国美展），还在政治上具有象征意义。这些创作、展览活动更促使后来许多外国记者到延安采访时，都会去鲁艺参观，也会索取一些木刻作品带到海外去，进而扩大了延安木刻在国际上的传播与影响。
力群 听报告 黑白木刻 1940年
古元 哥哥的假期 黑白木刻 1942年
1944年夏，由国内外各大报刊著名记者组成的大型新闻团体——中外记者西北参考团，经过与国民政府据理力争后获得批准，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为期数月的参观访问，向大后方和全世界人民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景象以及广大敌后军民的抗日业绩，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强烈反响。毛泽东曾对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予以高度评价，他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很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1944年，中外记者团与朱德、周恩来等在延安王家坪合影
1946年“抗战八年木刻展”开幕前木刻家前往鲁迅墓献花
中央高度重视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接待工作，把它作为重大外交工作来对待，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外国友人对延安丰富活泼的文艺生活十分感兴趣，观看了多场戏剧、秧歌剧等文艺演出。延安文化界也专门举行了招待中外记者的集会，对延安文化协会的情况做了介绍。在文艺界接待会上，胡一川陪同周扬会见了记者团中的《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美联社记者斯坦因。他们一同参观了鲁艺美术系的画室，并谈论了有关木刻创作的相关问题。焦心河、古元等木刻艺术家还将自拓木刻作品，标写中英文，交给中外新闻参观团记者、美军驻延安观察小组成员，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边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和延安的木刻艺术。这些木刻作品一带到美国，很快就刊登在纽约出版的艺术杂志上，从而给中国木刻带来了新的评价。1945年美国《生活》杂志还发表了题为《木刻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战斗》的中国木刻特辑，其中刊登了包括古元《冬学》《儿童艺术院》《逃亡地主又归来》《八路军的生产》，彦涵的《夺回粮草》《农民诊疗所》《结婚登记》等八幅延安木刻作品。与此同时，第一本由外国出版的中国木刻集《从木刻看中国》（China in Black and White）在纽约出版，涵盖了大后方和解放区40多位作者的82幅作品，延安木刻像星光一样在太平洋彼岸不断闪烁。
1945年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题为《木刻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战斗》的中国木刻特辑
第一本由外国出版的中国木刻集《从木刻看中国》
中国左翼美术一开始就从苏联美术中得到助益，在与苏联美术界的交往中，中国美术家希望能够在艺术上得到指导，而苏联美术家也对中国民间木刻的传统形式和技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重视。抗战期间，通过中苏文化协会渠道向苏联选送展示木刻作品的行动共计三次，第三次发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200多幅中国木刻作品，包括大量延安木刻作品一到苏联，马上在苏联艺坛上引起深刻而广泛的关注，苏联的近百位著名版画家和艺术批评家，如克拉甫钦柯、苏沃洛夫等人，都特意出席了此次展览，并发表了众多评论。而中国木刻在日本的传播是在战后开始的，1947年受内山嘉吉的帮助，在神户举办中国初期创作版画展，展品为鲁迅晚年寄给内山嘉吉的他收藏的新兴木刻作品，一周展期内超过两万人参观了展览。展览期间，李平凡还主持编辑出版了日本第一本《中国初期木刻集》，向日本介绍了包括延安木刻在内的中国木刻艺术。自此，日本也掀起了中国版画热。
延安美术，尤其是木刻版画的国外传播，一方面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使国外人士通过延安美术作品了解了红色中国的真相，宣传了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日业绩，扩大了国际影响；另一方面在与外国美术界的交流中也使自身艺术水平得到了提升，并证明了符合广大人民需求的艺术形式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艺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基本原则符合中国的国情，以延安木刻版画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未来方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海外传播与影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与中国革命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分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球，以及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都促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而《讲话》的真理性和在它引导下我国新的人民文艺的蓬勃发展，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从延安《解放日报》公开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今，它先后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讲话》的观点和文字还被收入《毛主席语录》，在日本、东南亚乃至欧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的青年学生中得到传诵。
由于中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获得胜利的，它首先得到亚洲各国的强烈共鸣。1945年12月，朝鲜文译本的《讲话》率先出版，次年4月，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还组织过《讲话》的学习讨论会。1946年，日本新日本文学会便主编出版了《讲话》的日译本，译者为千田九一，书名译为《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1951年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重译《讲话》，改名为《1942年延安毛泽东文艺讲话》。几乎同时，《讲话》也在蒙古、印度、越南、缅甸、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译介出版。如1950年印度除英文版之外，还出版发行了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等十多种译本。1955年越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南莫翻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
西方各国的反应较亚洲稍后一些。1949年10月，法国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讲话》的法文本，它曾流传到意大利和拉丁美洲，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的最初译本皆以它为依据。1950年4月，波兰读者出版社用波兰文翻译出版了《讲话》单行本，随后，《人民论坛报》评论说，“毛泽东的《讲话》谈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观，提出了艺术家和文艺批评的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的纲领和党的艺术政策的宣言”。1950年12月，柏林的汉舍尔出版公司根据法文本翻译出版了《讲话》的德文本，当地的《劳动月刊》《柏林日报》《世界论坛》《星期日》等报刊纷纷发表摘要或评论，戏剧家沃尔夫还在他主编的《人民与艺术》创刊号上，摘录了《讲话》的一些要点。同年，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出版了捷克文《讲话》单行本，匈牙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小丛书”翻译了《讲话》的“结论”部分。1951年，意大利共产党出版局翻译出版了《讲话》单行本，同年罗马尼亚工人党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论文演讲选集》，包括《讲话》在内。1952年，英国共产党出版的《现代季刊》第四卷第一期详载《讲话》，英国的一些进步文艺团体还曾讨论与学习。此外，阿尔巴尼亚、瑞典、芬兰、丹麦、挪威、冰岛、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都出版或摘译过《讲话》的内容。
杜博妮翻译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于1943年版本的翻译与评论》
在苏联，《讲话》受到高度重视，50年代起，除翻译出版了单行本，还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选集》( 四卷本) 。俄译本《李家庄的变迁》出版，译者在《引言》中写道: “中国悠久文化的真正继承人——中国共产党，向来非常注意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早在1942年5月，当抗日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在解放区首都延安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两次话。他的话成了中国整个进步文学的战斗纲领。”
《讲话》在非洲、美洲的译介则更晚些。1950年，美国国际出版社出版了《讲话》的英文本，在此之前，纽约的《工人日报》曾摘译过《讲话》的部分观点。1956年2月，埃及开罗思想出版社出版了《讲话》的阿拉伯文本。古巴的《基本》杂志于1951年就译载过《讲话》，但《讲话》单行本的出版却是在1961年后。此外，《讲话》还被译介到墨西哥、哥伦比亚、乌拉圭、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
20世纪7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汉学家和翻译家杜博妮四处搜集和整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各种中英文版本，对毛泽东这部经典文献展开深入的文本分析和研究。1976年，她在美国哈佛大学着手翻译《讲话》，并且对其进行详细的注释和评论。四年后，杜博妮通过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全新的英译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于1943年版本的翻译与评论》，这个英译本在当代西方高等院校和汉学研究界的引用率比较高，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随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的翻译出版，有许多革命的或进步的作家读后，纷纷加以评论或讲述自己的心得体会。1946年新日本文学会在日文本《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前言中指出,《讲话》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以此为契机，“摆脱了过去的小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主义，将方向转变到为民众服务的民主革命路线文艺运动上来了”，而这一点“对于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文艺运动的展开，尤其具有借鉴意义”。蒙古、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等国的作家对《讲话》评价的重心则移至“人民的和为人民的”文艺方针上。蒙古诗人、小说家达木丁苏伦在题为《文艺工作者的战斗纲领》一文中写道: “它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给我们新的创作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把我们从模糊不清的道路中引导到正确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革命道路上来，使我们明确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让我们看到了灿烂美丽的远景。”越南文艺理论家邓台梅则评价道: “抗战时期，越南革命文艺工作者曾普遍学习过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今《讲话》已成为越南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和越南文学院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研究组等专门机构经常学习的重要文献之一。”
图中为讲话的代表性译本，分别是1950年纽约国际出版社、1951年孟买人民出版社和1967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发行的单行本。
欧洲各国的评价则侧重于《讲话》的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如法译本《讲话》的卷首语说: “这本书里的毛泽东的论文是在好久以前发表的，但是它对目前中国的革命、文化运动和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方向仍旧起着指导作用。”英国学者戴维·莱思说: “延安《讲话》被证明具有一种生产力，一种不是提供现成的思想，而是激发读者思想的能力。”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 “毛泽东的听众们来自不同的、相隔很远的地区。毛泽东坚定的向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对我们说来也像是坐在延安会议厅里的听众一样是适合的。”
在苏联，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都对《讲话》做了高度评价，尤其是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为”上。艾德林在《论今日中国文学》一书中写道: “延安座谈会促进知识分子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毛泽东的指示帮助中国人民为创造新文化而斗争，这是党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提出的任务。”又如，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现代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说: “毛泽东的讲话体现了中国人民命运中的伟大的历史进程。”
在非洲和美洲，对《讲话》的评价同样很高，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和中国》一书就已提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政策。此外，如苏丹的一位作家在《阿拉伯文艺在不断前进》一文中说: “许多阿拉伯作家和艺术家在阅读过毛泽东的《讲话》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努力和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提高政治觉悟，使自己的作品为革命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古巴著名诗人纪廉也指出，“毛泽东的《讲话》在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文学的概念里，是一个具有非常大价值的文件”。古巴的《今日报》还专门发表评论文草，认为《讲话》“确实是一篇散发着万丈光芒的科学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的纲领”。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在细致研读过《讲话》后，得出结论: “中国文艺界遵循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所照耀的道路，也就是巴西文艺界在争取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走的路。”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发表以来已成为引导中国文艺创作和批评及文化思想建设的经典历史文献，在国内外具有深远影响。各国的译介、传播与学习，彰显出其对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世界的持续性传播与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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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赵 墨
制作 | 冯雅颖
校对 | 王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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