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文学之美，美到了足以令人窒息的程度。
美国人金介甫评价沈从文的作品，心悦诚服地说：就连上帝都要沉醉于其中。
而且，沈从文的文学之美，历久弥新，随着时间的积累，越让人觉得它既是那样触手可及，却又那样的遥远而不可得。
因为这个缘故，沈从文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与鲁迅的地位越来越接近，隐有仅次鲁迅之后的意味。
曾几何时，仅次鲁迅之后的郭沫若。
现在，单单从美学和文学的角度看，郭沫若应该是逊色于沈从文的。
可惜的是，沈从文早在1948年封笔，致使他的文学之路仅仅止步于1948年。
之前，老覃已经在《沈从文逝后7年，其妻张兆和称读懂了他，但在刻墓碑事上显得心虚》一文中说了，在沈从文漫长的一生中，他只在 1922年至1948年这24年时间里致力于文学创作，而之后的40年的时间里，他彻底撤离文坛，专事文物考古研究。
不得不说，这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大损失。
那么，沈从文为什么要在1948年封笔呢？
说起来，和郭沫若不无关系。
沈从文和郭沫若的恩怨情仇该从何说起呢？
老覃认为，可以从沈从文的得意弟子萧乾说起。
沈从文是萧乾文学路上的引路人。
沈从文比萧乾年长8岁，他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萧乾，指导萧乾创作，并把萧乾的作品陆续发表在他担任主编的《大公报》副刊上，甚至，在1935年萧乾失业期间，还从自己的工资里省下口粮接济萧乾。
老覃在《钱钟书以他的狭促见识去揶揄沈从文，但沈从文写的都是真的》一文里也提到，钱钟书在中篇小说《猫》曾谴责和讽刺了这一大批作家群，其中有林徽因、梁思成，也有沈从文、萧乾。
而萧乾之所以会出现在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就是沈从文带去的。
沈从文此举，让萧乾迅速跻身于“京派”作家群，迅速成名。
1938年，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出版后，其名气剧增，风头极盛。
不过，从1939年到1946年，萧乾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远赴欧洲战场，其文学创作一度归于沉寂。
1947年，负责《大公报》戏剧周刊的洪深忙前忙后，积极为给戏剧家田汉祝寿作准备，他打电话请人写一份祝寿词，估计是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他一时气急，就在电话里斥责说：“你清不清楚田汉先生在戏剧界的分量？你还想不想在这圈子里混了？”
说者无心，闻者有意。
萧乾这时已经回国了，仍在《大公报》任职，他在不经意间听到了洪深的话，不由对中国文艺界这种“江湖气息”大为反感。
文由心生，有感而发，萧乾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地写下《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一文，痛斥出现在文坛里“称公称老”、“大张寿筵”的现象。
萧乾此举引起了郭沫若的不快。
大家如果看过电视连续剧《延安颂》，应该对里面一个情节有印象：1941年，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抗日战线，毛主席和周总理经过商量，决定借郭沫若的50寿辰大作文章，让郭沫若“大张寿筵”，遍邀各界名流，宣传抗战。
当时的郭沫若并不愿意如此张扬，但因为工作的需要，根据我党领导人的指示，照做了。
这次寿筵做是非常成功，成为了文坛一大盛事，为时人津津乐道。
那曾想，时隔6年，竟然有人在报纸上就此事展开抨击，郭沫若怏怏不快。
当他知道撰文者是沈从文的弟子萧乾，不免把新恨加旧怨糅合在一起了。
这里说的“旧怨”，又得追溯回1930年。
在1930年，沈从文曾写了一篇名为《论郭沫若》的文章在《日出》杂志上发表。
这篇文章原本是要对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上的贡献进行颂扬的，但沈从文是以写小说和散文出道的，不免连带着对郭沫若创作的小说做了一番评头论足。
当然，这篇文章也只是点到止。
但到了1931年，沈从文又写了《论中国创作小说》，在论及郭沫若和郁达夫、张资平的小说时，沈从文的话就不好听了，说郭沫若所创作的小说是这三人中最坏的一个，说郭沫若创作的小说空话太多，郭沫若并不适合创作小说，而只适合于写檄文、宣言、通电。
不得不说，这些话，太伤人了。
因为萧乾写的这篇《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勾起了郭沫若对往事的回忆，偏偏沈从文在抗战期间又说过“反对作家从政”之类的话，那么，在1948年2 月 10 日，郭沫若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指称萧乾是“黑色文艺”，沈从文为“桃红色文艺”。
郭沫若当时的身份是左翼文化旗，影响力巨大。
不用说，这篇文章让萧、沈两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萧乾说，“支配我的政治命运达三十年之久”。
沈从文心理承受力脆弱，在3月28日自杀，被救后一度住进精神病院。
有过了这段噩梦般的经历，沈从文从医院出来后，毅然决然地选择改行，转向研究文物服饰。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1964年，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杀青，郭老主动破冰。他热烈祝贺沈从文，并自告奋勇地给这本书写了序。
也就是说，两位文坛巨擘，最终还是一笑泯了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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