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诠.长篇小说《白乙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版。
引言
当代中国作家周诠创作的长篇小说《白乙化》，从两个角度塑造主人公，一个是现实中的抗战英雄白乙化，另一个是文化信仰的探寻者，对白乙化的战斗人生和心路历程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著名作家李洱、杨庆祥、梁鸿、张悦然对该书进行联袂推荐。杨庆祥称：“历史记录结果，文学书写动机。这部长篇很好地印证了我的这一说法。”
文学评论家解玺璋、孙亦薇、柴高洁、李玉萍、韩春萍对此书进行了解读，摘编如下——
1.周诠找到了一种与历史人物对话的方式(文学评论家解玺璋)
“我第一次讲他的故事是在1959年，据来访者说，那天天气阴沉沉的，空中蒙着一层铅灰色——当然我是看不见的，因为我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失明，成了一个瞎子。”以这样的讲述方式，小说《白乙化》开始了自己的故事。
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被作者奇妙的叙事抓住了。作为人之常情，我想我也不必羞于承认，我就像围着篝火的野蛮人或《一千零一夜》里的那个国王一样，期待着下面将要发生的故事。这也可以看作是小说家与读者之间所达成的契约，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像傻瓜一样，要求作家给他笔下的白乙化的人生一个结论。
我看到《白乙化》每部都有一个讲述者，一点也不感觉奇怪，反而有一种亲切感。四部四个讲述者显然是精心设计的。第一部的讲述者是白乙化的女儿；第二部的讲述者是白乙化的战友兼兄弟曹福增；第三部，作者按耐不住，自己站出来讲述；第四部的讲述者是白乙化的祖父。有意思的是，在白乙化祖父讲述的过程中，这个从未见过曾祖父的重孙女居然不断地插话，祖孙二人时不时的还要开开玩笑，给小说增添了许多趣味。
真懂得小说的读者是不会以史学家的方式要求作者用纪实的笔墨来书写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恰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人类的历史与小说的历史是不同的事。如果前者不属于人，如果说它作为人在其中无任何把握的外来力量而君临于人，小说的（绘画的、音乐的）历史则产生于人的自由，产生于他的完全个人的创造，和他的选择。一种艺术的历史之意义与历史的意义是对立的。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人对于无个性的人类的历史所作的报复。”因而，小说家绝非历史的记录者或评判者，它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似真似假、如诗如梦的，发生在历史中的人与事，它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就像《红楼梦》中的那副对联所描述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恐怕也是小说中常常写到梦，写到赵光路的梦游，以及梦游中不断出现某些历史场景的原因。看似荒诞不经，然而，这才是小说的真谛，小说美学所赋予小说的，正是这种非真实性的合法性。
不过，小说叙事不是空中阁楼，它要讲的，是一个，乃至一群真实存在过的人，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一台真实的活剧。小说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把叙事的虚构性和叙事对象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而不使小说丧失同一性。《白乙化》的解决办法是让讲述者直接进入历史现场，方式固然有别，在女儿那里，是超常的“特异功能”让她看到了她爹的身前身后事；在祖父那里，则表现为灵魂穿越时空的自由，他的灵魂飞升在中国大地的上空，不仅能看到他的孙子在平北如何打鬼子，甚至能看到“乙化他们那个党里另一个更大的官儿”在讲平北、冀东如何重要；而曹福增的讲述，就是一个亲历者在诉说他所经历的，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他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在作者那里，他充分运用了一个作家想象的“特权”，但是他说：“是他们的经历构成了他们的记忆，然后激活了我的想象，使它插上有力的翅膀，在弯曲的时空中翱翔。”这种种方式最终归结为一点，即小说作者始终将自己置于历史之中，虽然他的叙事用了传奇的、神秘的，甚至荒诞的方式，但根基是现实的，他找到了一种与历史人物对话的方式，他的写作仍然是现实主义的，是历史传奇式的现实主义。
2.以不同的叙述者视角，开启白乙化的传奇人生(文学评论家孙亦薇)
《白乙化》有一种能让读者心甘情愿读下去的魅力。直观的表现要属小说的结构，周诠的构思新颖而巧妙，他以不同的叙述者视角开启英雄白乙化的传奇人生：从未谋面的女儿，是兄弟亦为战友的曹福增，走访串联起故事的作家，早逝于炮火下的爷爷。除了四部分中的主视角，还有白乙化的日记和书信穿插其中。这些视角不仅裹挟在叙述者的立场中，镌刻着叙述者的身份与情感，将人带入聚焦的人物、事件与时刻里，而且相互之间有补充和交流，构成了“嘈杂”的讲述声。而正是这种不单一的讲述声，让作为家人、朋友、战友的白乙化与历史中的白乙化鲜活起来，也超越了读者对故事的某种阅读期待。
周诠不只是着力于白乙化的塑造，他也驻足于白乙化生命中遇到的人，那些与白乙化有所交集的人物清晰而生动，他们的选择与由选择引发的得意，犹疑与反复，都散发着实在感，仿佛触手可及。在小说第二部分，曹福增的叙述里尤为明显。曹福增以做好兄弟白乙化的左臂右膀为骄傲，又时常不解白乙化为人处世的方法。他为白乙化重用“外人”洪道魁而赌气，经白乙化开导，又觉出一丝愧疚。洪道魁牺牲后，他与白乙化一样心情沉重，却在白乙化坚持摸回战场替洪道魁收尸时，表现出了迟疑。小说不予重墨，却以简单的笔法勾勒出了白乙化身侧一个充满矛盾，“觉悟低”，又有情义的人物形象。以曹福增的目光与态度来书写白乙化一行人的经历，小说气质便发生了改变，相比起女儿的叙述，其间的人物进一步地丰富了，事件也有了起伏与细节，整体上更“接地气”了。
当作家成为了叙述者，行文风格也随之改变了，周诠在第三部开头做出了一个收束动作，将他的写作依据借作家“我”之口说出，使之前扩展的叙述回到“真实”的根本上来：“我要重申一点，是他们的经历构成了他们的记忆，然后激活了我的想象，使它插上有力的翅膀，在弯曲的时空中翱翔。”这番说明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标准，使从前的叙述不至于走向“失控”，又为它们保留了足够的空间。原来略显荒诞的片段到这里获得了合理性，也同时获得了宽容，因为“不论现实还是梦境，我都无法悉心考证其真伪”。这或许隐含着历史的话语权，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如何处理想象与历史的关系等更深的问题，而文学要做的，是提供引路，让读者接着读下去，耐心听取更多声音。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有白乙化的爷爷与女儿两种主视角的“交锋”，在这之下，又有多个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后来居上的女儿视角，道出了一个更全面的白乙化：他“不仅有温度”“还有高度”，他在战场上，在队伍里，在乡亲与战友之间的面貌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这种密集的呈现也积蓄着落差的能量，虽然小说之前已经数次提及白乙化生命的终结，早为读者做足心理准备，但越是清楚结果，越能在阅读中积累情绪，直到触及那个令人心悸的时刻。
重现历史，重现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重现历史与个人时间的关系。周诠把他对历史与个人命运的理解和认识落实到了《白乙化》里，把讲述历史与英雄的视角，移至有更多可能性的元素里。他的文学尝试以别样的方式照亮了同一题材小说书写的空白。
3.多重身份的记忆书写(文学评论家柴高洁)
以历史时间脉络串起的真实与不同记忆空间虚构的巧妙融合，使得《白乙化》一反常态的“非虚构”，形成“虚构的非虚构”与“非虚构的虚构”的辩证。
小说于书名已经明确标示出写作主体——著名抗日英烈白乙化，白乙化不是虚构的，是真实存在，更是历史事实，他出生于辽阳石场峪村，是中国大学的大学生，更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但如何把这样一位英雄融入到一场必然的“虚构”中，可能是小说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更直接关涉着抗战小说的根本——历史与虚构的关系。很显然，作家周诠完成了这个使命。
“非虚构”方面，小说从白乙化的出生开始写起，宣统三年，也就是辛亥年的农历五月十五，新历6月11日，这里详细的说出白乙化的出生日期，是因为笔者在查阅资料时，竟然发现多篇发表于《北京党史》、北京档案》、《文史月刊》等刊物的文章有白乙化多个版本的出生日期，或者1912年夏，或者1911年3月7日。
小说通过白乙化的书信、日记、对话等形式，传达了作者对于战争与暴力、善良与罪恶、人性与文化以及女性命运等问题的思考。战争的残酷性、破坏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罪恶、人性、文化等问题，一直以来于世界范围内得到不断书写和反思，一方面是铭记历史，一方面是吸取教训，以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小说《白乙化》亦是如此，并且白乙化作为大学生出身的团级指战员的特殊性，也使得小说中关于战争等的反思能够贯穿全篇，深入且可信。
4.人性的温度与历史的深度——评《白乙化》(文学评论家李玉萍)
白乙化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抗战传奇。他只身返回辽阳，组建起抗日义勇军，任司令，被誉为“小白龙”。1935年他参与组织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7年，他组织抗日先锋队并任队长，后来他率领先锋队与冀东大暴动的抗日联军合并，组成华北抗日联军，任副司令。1940年，抗日联军改编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白乙化任团长。白乙化开辟了丰滦密抗日根据地，一举歼灭日军哲田中队，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在对待日军俘虏芥川一郎事件上，白乙化与他讨论日本文学，芥川一郎为中国战士疗伤，这是基于二人建立了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友谊，文化上的普世价值观打破了国界和民族的芥蒂，为嗜血的战争增添了丝丝人性的温度。
与以往的英雄形象相比，白乙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多了一份柔情。他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封建社会的陋习深恶痛绝，心底的孝道使其遵循了父母之命与邹广娟拜堂成亲，并与其相濡以沫，拒绝了志同道合的朱贵枝和资产阶级小姐王笑笑的情意，关心同志兼好友的个人情感问题，还曾为好友赵光路做媒。作者重点刻画了三位与白乙化有关系的女性形象：花木兰般有血性的勇杀日本鬼子的张大妮，温柔贤良的妻子邹广娟，与自己志同道合又政见不一的女领导朱贵枝。作者打破了符号式的人物塑造方式，表现人物的本真性格，切近了艺术的深层真实层面
《白乙化》希望透过历史，烛照当下，在探寻理想的现实语境中，呼唤真实的评定与永恒的正义，以历史的镜子拯救当下的沉沦。正如莱辛所说，历史真实终究不是艺术家的目的，而只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作者周诠说：“白乙化这个人物的史实部分没有杜撰，但是我会在历史的基础上虚构一些情节，使小说更丰富。”
5.今天如何书写英雄：《白乙化》的启示(文学评论家韩春萍)
纵观中西方文化，我们发现英雄是一个永恒的意象。著名神话学家坎贝尔将这一英雄形象的叙事结构概括为：启程、考验和归来三大阶段。以精神分析视角观之，这一英雄叙事结构反映的是一个人的成长之旅，自我实现之旅，而英雄意象象征着每个人潜意识心理中的那个呼之欲出的本我。这就是英雄叙事之所以长久引人入胜的原因。当代的英雄叙事和青春成长，呼应了每个人心中的英雄情结，从更大意义上发挥了激励作用，周诠的小说《白乙化》也具有这样的叙事特点。如何将抗战英雄的精神融入到当代社会的精神风尚中，给当代人带来精神的激励。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发现周诠的《白乙化》这部长篇小说，它跟传统的英雄叙事有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急于去展现英雄，而是给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如何通过叙事来呈现一个真正的英雄。而这个问题，正是当代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小说中白乙化将鲁迅、托尔斯泰视为精神导师，他既是一位勇武的抗战英雄，同时又具有思想家的特质，他思考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资本的剩余价值问题，等等。他的理想是以后能做一名大学教授，能写一部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
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呢？英雄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践行者，一个为了美好社会的实现而不惜献身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说真理和崇高理想如太阳，英雄就是那逐日的夸父。在这条漫漫长路上英雄要么做着“启程-考验-归来”的循环式成长，要么倒在了路上，成为殉道者。但凡某个英雄以某种世俗的成功作为最终加冕，他的形象又难免会落入“成王败寇”的传统舆论圭臬。如果将英雄形象与人类普遍的英雄情结联系起来，就可知英雄是人类集体潜意识中的一个原型意象，他指向的是人的自我超越和对真理的无限接近。因此，周诠的这部小说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书生型的英雄，他除了具有一般英雄的特点之外，爱读书，爱思考。他通过一篇又一篇的日记和家书写出了内心的对话，折射出一个知识分子型英雄的慎独与自省。这样的英雄书写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思考呢，可以说，比起传统的英雄书写，周诠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英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评价个体在历史大潮中存在的意义，如何找到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最佳平衡点？这正是周诠这一代年轻作家面对英雄所思考的问题，也是这个时代人们普遍的精神探索所在。
对于白乙化这样的英雄人物的叙事问题，体现的是当代人如何唤醒自己心中的英雄原型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石文、2022年5月18日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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