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在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城内有一座大铜佛像，传闻在隋文帝开皇年间塑建，到唐太宗时完工。相传铜像颇为灵验，所以香火很盛。但到五代后周世宗时，铜像遭到了损毁。据北宋真宗时翰林学士杨亿《杨文公谈苑》记录：“周世宗毁铜佛像铸钱，曰：‘佛教以为头目髓脑有利于众生，尚无所惜，宁复以铜像为爱乎？’镇州大悲铜像甚有灵应，击毁之际，以斧钁自胸镜破之。后世宗北征，病疽发胸间，咸谓报应。”此事发生的背景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禁佛事件中的“一宗”。
佛教传入东土以后，受到社会各阶层之人信奉，得以迅速发展，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风俗等影响既广又深。但各地佛寺和僧尼数量众多，不少盗匪、罪犯和逃避徭役、兵役者甚至有以出家作为对抗政府之手段，而且寺庙田产蠲免租税，便出现了寺院与国家争夺土地、人力资源的现象，严重影响着朝廷财政收入。为此，周世宗于下令显德二年（955年）五月限佛，整治佛寺，“禁私度僧尼”，令大量僧尼还俗等。九月，又以“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下诏令天下“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镕铸铜钱，所铸钱即名“周元通宝”。据《资治通鉴》记载，周世宗尝为此对侍臣说：“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周世宗
周世宗限制佛教、毁佛像铸钱之举，虽然对国家财政改善颇有裨益，却损害了佛教利益，所以遭致佛教信徒的竭力攻讦。崇佛的杨亿更将周世宗病死与其破铜佛铸钱一事相连接，称之为“报应”。而《杨文公谈苑》在流传中，又添入不少文字，如南宋史学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中也引录了杨亿这段文字，只是“后世宗北征”以下三句话，作“太祖闻其事。后世宗北征，病疽发胸间，咸谓其报应。太祖因重释教”。这是为了印证宋太祖称帝以后“重释教”的原因，在于耳闻目睹此件“因果报应”之事。至南宋末，僧人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三所引的《杨文公谈苑》竟称：“初，帝之毁佛像也，镇州大悲极有灵应，诏下，人莫敢近。帝闻之，自往其寺，持斧镵破面胸，观者为之慄慄。及帝北征，疽发于胸，亟归京师，遂殂。”又元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则据《欧阳外传》云：“毁镇州大悲像铸钱，世宗亲秉钺洞其膺，不四年疽溃于膺。帝（宋太祖）偕太宗目击其事。”如此说法大抵出自僧侣，强调毁铜佛像乃周世宗亲手所为，由此强化其“报应”之说。
此外，较杨亿稍后的王巩《随手杂录》有云：“柴世宗销天下铜像以为钱，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请免。既而北伐，命以砲击之，中佛乳，竟不能毁。未几，世宗痈发乳间而殂。”其所记显然出自传闻，且为强调铜佛灵验而省称铜佛“竟不能毁”，从而将宋太祖重塑铜佛金身之事给抹去了，因而不大被后人所引用。
于是，周世宗亲持利斧破毁镇州大铜佛之举被后世人视作信史，而得以反复征引。但编检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史籍，周世宗继位后数年间，三次亲征淮南，一征契丹，自开封北上，取河北东道北上攻占三关之地，却从未到过镇州城。杨文公《谈苑》以下诸书的记载，乃出自虚构而已。但镇州大铜佛还真是损毁于五代时期，又在宋初重铸。
在宋仁宗景祐年间，镇州龙兴寺寺僧惠演撰有《真定府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记载了大铜佛先毁后铸之始末。根据序文所云，镇州大悲菩萨铜像，在五代后晋末年，契丹军南侵中原，占据了镇州，烧毁大悲阁，阁内大铜像胸部以上部分遭到损毁：“元是铜菩萨，值契丹犯界，烧却大悲阁，镕却菩萨胸臆已上。”待契丹军退出镇州城北归以后，城中信众遂用泥塑的半身佛像来“再修却。自后又奉世宗皇帝天下毁铜像严铸于钱，又荐起菩萨上面，取却下面铜。自后城中檀那又补塑却”。即至周世宗诏令销毁铜像等来铸钱，遂将此尊佛像的下半铜铸部分“取却”铸钱，随后城中信徒“又补塑却”，完全成了一尊“泥菩萨”。因此，杨亿《谈苑》称当时毁大铜佛像时，周世宗“以斧钁自胸镵破之”的说法，实属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
宋初开宝二年（969年）二月，宋太祖亲征北汉，但是久攻太原城不克，遂于闰五月十六日主动撤军东归，二十二日行至镇州，六月初离镇州南归京师。宋太祖在镇州期间，尝去镇州大悲寺礼拜过大佛像。据僧惠演《序》文记载：太祖“歇驾第三日”，即询问当地官员：“先在此处金铜大悲菩萨，今在何处？”获知“今在城西郭外大悲寺内见在”，即于次日“斋时前后，大驾亲临，于阁前下马，上殿烧香”，并宣问寺内高僧：“菩萨毕竟是铜是泥？”寺僧可俦回答大铜佛经契丹、周世宗两次损折，现已是“泥菩萨”。于是太祖回忆道：“朕忆得先皇显德年中，世宗纳近臣之议，……于是诏天下毁铜像，鼓铸以为钱货，利用以资帑财。金人其萎，梁本斯坏。……万人聚，千人计，见成功不毁，虽卜议以出财，皇帝执议以不回。洎像毁之际，于莲叶之中有字曰：‘遇显即毁，遇宋即兴。’无乃前定之数乎？”此段回忆中的“显”，指周世宗显德年间，“宋”当然是指宋太祖了。但是，在早于僧惠演数十年的宋太宗时期，知制诰田锡曾奉天子敕令撰作了《镇州龙兴寺铸像修阁碑》一文，有云：“周显德中，世宗纳近臣之议，以为奄有封略，不过千里，所调租庸，不丰边备，校贯屡空于军实，算口莫济于时须。于是诏天下毁铜像，鼓铸以为钱货，利用以资帑财。金人其萎，梁本其坏。……而惟镇之邦，惟镇之民，万人聚，千人计，惜成功□见毁，冀上意以中辍。虽卜式出财以有助，而□皇执议以不回。洎像毁之际，于莲叶之中，有字曰‘遇显即毁’，无乃前定之数乎？”可见所谓太祖皇帝的回忆当出于虚构，而莲叶中的谶言也根本没有显为太祖脸上贴金的“遇宋即兴”四字。
据载，宋太祖驾临大悲寺时，决定在镇州城内选择一处“宽大寺舍，别铸一尊金铜像观音大悲菩萨”，最后在龙兴寺、开元寺、永泰寺三处中选择“最处宽大”的龙兴寺内“别铸金铜像，盖大悲阁”。不数日，宋太祖启程回转汴京，便再无下文了。
宋太祖
当时宋太祖所施行的诸多政策，乃是承续周世宗的做法，但在对佛教的态度上，却是纠正了周世宗过度抑制佛教的政策，即既采取崇佛却又对佛教势力加以一定限制，以争取佛教势力对其统治的支持。
宋太祖即位之初，依然施行周世宗将全国各地铜铸佛像收缴送至京师，熔毁后铸造铜钱及其他物品的政策，但数月后，即下“德音”曰：“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并令已废的寺院内“佛像许移置见存留处”。此后又重建恢复了一些寺院。不过，宋初社会上“铜荒”仍相当严重，后周“诸道铜铸佛像悉辇赴京毁之”的政策，宋太祖直至乾德五年（967年）七月方“诏勿复毁，仍令所在崇奉，但毋更铸”，周世宗施行的“废佛”禁令至此大体被废止。
同时，为表示敬重佛教，宋太祖还惩处了恶意诽谤、亵渎佛教之人。如史载当时河南府有个进士名李霭，“不信释氏，尝著书数千言，号《灭邪集》，又辑佛书缀为衾裯，为僧所诉，河南尹表其事”，遂处“决杖，配沙门岛”。因当时国家经济状况仍然颇为严峻，虽然宋太祖允诺重铸大铜佛像、修佛阁，有向天下昭示“革有周之正朔，造皇宋之基业”之意，但重铸大佛像所费不赀，朝廷财政尚无余力支持，宋太祖“驾却归帝阙，并无消息”，也就颇可理解了。
既然天子的允诺一时指望不上，镇州信众就努力自为。于是开宝四年六月，神迹自来，惠演《序》文记载此时“天降云雨，于五台山北冲澍下枋檲，约及千余条，于颊龙河内一条大木前面拦住，见在河内”，当地官民“未敢般取”，即刻“具表文奏，直诣天庭”。天子自然龙颜大悦：“五台山文殊菩萨送下木植，来与镇府大悲菩萨盖阁也。”遣派官吏去镇州城龙兴寺监修铸造大铜像，修盖大悲阁，并下令从“诸节度军州差取到下军三千人工役”，铸成通高七十三尺、“千手千眼、具足四十二臂”的大铜佛像。
镇州重铸大佛像，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其被称誉为“有周之毁也既如彼，我宋之兴复如此”的背后，实有宋代士大夫为宋太祖赵匡胤篡周立宋之事寻找合法性的动机相关，即“我国家应乎天，顺乎人，革有周之正朔，造皇宋之基业”。因此，宋太祖敬重佛教，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如史载开宝五年初，宋太祖“虑愚民多毁农器以徼福”，特意颁布“禁以铁铸佛像诏”云：“塔庙之设，像教所宗。耕农之设，生人是赖。而末俗迷妄，竞相夸诱，以至施耒耜之器，邀浮图之福。空极劳费，谅乖利益。自今两京及诸道州府寺舍，除造器用道具外，不得以铁铸佛像，仍委所在长吏，常加察访。”但是当年周世宗下诏停废佛寺三万余所，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僧尼还俗数十万。因此，在经历过后周抑佛政策之后，佛教信众对在相当程度上“重释教”的宋太祖抱有甚大期望，社会上出现多则宋太祖早年与佛教颇有因缘的传言，并进而流传宋太祖实为定光佛后身的传说。
中国定光佛信仰起源甚早，至唐末五代时期，定光佛应劫救世观念甚为流行。据宋人笔记《曲洧旧闻》卷一载：“五代割据，干戈相侵，不胜其苦。有一僧虽佯狂，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盖用此僧之语也。”于是宋太祖受后周禅让天下就上合天意，“遇显即毁，遇宋即兴”的谶言也就被镌刻上大铜佛像。至于遭到佛教徒诅咒的周世宗，自然也就合乎因果，“病疽发胸间”，身死国亡了。甚至此类附会言论，因万口一辞，而几被世人视作了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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