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工作之余，我拜读了孙翊刚先生的《中国赋税史》，感触颇深。孙翊刚教授，曾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教授，中国财政史研究会理事，对于中国的赋税有很深的研究，《中国赋税史》是其众多著作中影响颇深的一部。该书由十个章节组成，分别是中国早期的赋税、夏商周时期的赋税、春秋战国时期的赋税、秦汉时期的赋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税、隋唐时期的赋税、五代及宋辽时期额赋税、元代的赋税、明代的赋税、清代的赋税。文章通俗易懂，将中国赋税的产生、演变过程阐释的非常清楚，让我们对中国的赋税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品读《中国赋税史》，有助于让我们理清众多税事源流的究竟，弄通各种税事制度的原委，把握各种税收关系的脉络，解读特定税负思想的源起。
文中介绍了众多中国赋税思想家。第一位首推商鞅，他从“国之兴也，农战也”设论，以确保百姓喜农而乐战为前提，发布了一系列的奖励耕战政策，并辅以重税打击不服从这一政策的现象，可谓是赋税史上的先驱人物。
魏晋时期的傅玄则提出的度时，量力，有常的税收三原则集古代税收智慧之大成，比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内容相近，但时间上却早了一千多年，可谓是中国赋税史上的焦点和亮点。
唐代李翱的论断“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则得财越多也。”与当代税收经济理论中所作出的税收关系、人们应税心理的论证不谋而合，尤其与拉弗曲线有异曲同工之处。
通过阅读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赋税史上有三次重大改革，分别是“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通过三重大的赋税改革,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代的赋税制度是不断进步的,每一次重大的赋税制度的变革都是对之前的赋税制度的修正,使之趋于合理,行之简便。.三次赋税改革,虽不可能根治乱收费、滥收费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省费便民、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中央财权集中统一和遏制强权等效果。.征收标准由以人丁为主向以田亩为主演变,由征收实物向征收货币过渡、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松弛。但综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赋税改革的根本目的无非是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并不是真正地要减轻人民的负担。三次赋税改革对于整个国家长远来说,并没有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政者的改革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解放。这也给我们现代社会的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那就是税收改革要从根本上做到改善面民生，宏观调控的作用。
由于奴隶时期、封建时期的社会性质所限，我国历史上的赋税思想、政策与西方国家的赋税思想比较，还显得太过松散，未经过严密的理论论证，更多的是从实践进行总结、归纳，并且赋税政策更多的是从统治者利益考虑的，显得过于狭隘。但是，我们绝不能否认先人在赋税方面的研究对于现今社会赋税制度的基奠作用，而这段赋税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经济活动的映射与记录，因此《中国赋税史》一书，是中国赋税学、历史学上的重要一页。（张怡）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