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岭北来峰在地，九州南尽水浮天。”岭南大地倚山临海，地势开阳。自古以来，岭南人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形成别具一格的岭南文化，且务实、开放、兼容、创新之风至今赓续不断。而其文脉之传承，实有赖于历代学者开馆授徒，薪火相传。尤其是书院产生之后，学派纷呈，名人辈出，在中华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

追根溯源

西式学堂在广州兴办的时间早、数量多

1839年，马礼逊学堂在澳门创办，其西学课程采用英文课本，英语教学。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西式学堂之一。

广州濒海，所以西式学校的兴办较之其他城市，显得时间早、数量多。与传统的中式书院相比，这些西式学校从管理模式、课程设置到教学模式都大相径庭；与那些引入了不少西学内容的“新式”学堂相比，它们在教学目的、成长路径等方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们的出现，对于中国教育向近代化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也应该看到，西式学校并未摆脱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大背景，它们的发展一方面伴随着西学影响的扩展，一方面始终与当时的政策相伴，也不断地与其他办学力量进行着博弈。它们所进行的许多探索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但任何过于夸大其贡献和影响的做法，可能都是不太妥当的。

广州最早的外语学校与工商业发展密切相关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广州创办广州同文馆，它是广州最早的一所外语学校，也是广州职业教育的起步。

广州同文馆的创办与工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第一任英文教习是美国人谭训。随着形势发展，光学英语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又开办了俄语和日文课程，并最终发展成为有5门外语的专门学校。它办到辛亥革命前才结束，培养了不少外语专门人才。外语环境、人才的培养，对于后来西式学校的发展进行了良好的铺垫。

1901年，清政府下令全国停办书院，改书院为学堂，并实施“壬寅”“癸卯”学制，至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全国各级书院逐渐被新式学堂所取代。广州的书院也逐渐改为学堂。

从格致书院到岭南大学

西式学堂三级体系最终形成

1906年，格致书院，也就是岭南大学的前身，由澳门迁回了广州，在本地文化教育圈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格致书院前期在中国的广州、澳门之间多次迁址。1884年，美国人安德·哈巴博士与牧师香便文决计在中国设立一所学府。四年后，哈巴带着筹得的82000元美金，在广州创校，名为“格致书院”。

1888年，格致书院在沙基开学，从80名报名者中，录取了30名，包括日后同盟会的重要成员、陈子桥的儿子陈少白。教师则由哈巴及其夫人，以及一位中国教师担任。第二年，又增加了两位中国教师。虽然其英文名中有“大学”之称，但此时格致书院的教学水平，大约只相当于当时美国的中学。1890年哈巴夫妇重病，学校暂时关闭；1893年重新开学，由香便文担任校长，在他建议下，学校与设在花埭的培英书院合并。由于哈巴与香便文办学理念的差异，两校不久之后即告分开，格致书院致力于科学教育，培英书院专办神学。

▲资料图片为培英校史博物馆。（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1898年，格致书院重新作为独立学院开学，只有教员3人，学生17人。1899年，钟荣光应聘为汉文总教习，校园搬到花地的萃香园。1900年7月初，格致书院迁往澳门，并在当年更名为岭南学堂。之后中文名分别在1912年、1918年和1927年先后更名为岭南学校、岭南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

1904年，岭南学堂在康乐村拿下的约212亩土地尘埃落定，学校结束了东搬西迁的历史。这一地块距当时广州东城墙约4公里左右，周边水道当时十分宽阔。学校与广州城区的交通需要依赖珠江上班次并不频密的船运，但这种相对的不便利正好符合了建校者心目中的大学模式，即应位于城郊的僻静学术区。校长尹士嘉对这片土地相当满意，评价说“地点很好，气势不凡，来往便利，有进一步建房的良好基础。地势较高，夏季必得微风之利。”此后在大体稳定的校园规划框架下，学校开展了持续30余年的建设。

当时的岭南学堂同时设有小学、中学和大学部，1904年春天，学堂监督、物理学博士宴文士对新校址进行了初步勘察，并绘制了地图。美国纽约董事会选择了来自斯道顿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来进行学校的规划建设。当时没有人能想到20年后校园会扩大20倍。

从格致书院发展到岭南大学，标志着西式学堂在广州高中初的三级体系的最终形成。

1847年广州第一所寄宿学校开办

安德·哈巴在中国从事教育事业的时间相当早。早在1847年，他便在十三行一带开办了广州第一所寄宿学校。学校开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才停办。他还先后在广州开设了两间诊所，据说每年可以诊治七千多名病人。之后，他又陆续开办了多间学校。

作为那个年代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在华办学的西方人，安德·哈巴长居中国40年，1880年~1884年，他担任当时在中国最重要的外文刊物之一《教务杂志》的主编，其间他曾在杂志评论中写到“中国人是出色的组织者和治理者。他们遵守法律、循规蹈矩……在各行各业和日常工作中勤勉和务实，总是表现出非凡的才智与节俭。在连绵不断的中国历史中的每一个世纪，杰出的政治家和治理者，卓越的学者、圣贤、哲学家和作家层出不穷。”哈巴等人希望能够把西式教育引入当时的中国，以培养未来的人才。

▲1872年，真光书院于广州沙基金利埠落成。（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真光书院培养早期接受现代教育的女性

就在格致书院创办的前后，多家西人创办的学校也在广州一带兴起。

1883年~1889年间，培道女子中学开办，创办人为来自美国的容女士，校址在五仙门，后迁至东山，由中国人陈元书任校长，专招女生入学。圣心学院在1903年创办，校址在大新街石室附近，创办人是法国人，起初以学习语言为主，后来改为普通中学。

美国人那夏礼创立于1879年的培英中学最早在芳村花地，后来迁到了白鹤洞。“培英”意在“培养英才”。在白鹤洞新建校后不断发展，先后在西关多宝路，以及台山、澳门增设分校，附设培英小学。革命烈士史坚如、陈宝斌等都是培英的学生。

1872年，那夏礼在广州金利埠（今六二三路）又开办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这就是著名的“真光书院”。招生对象除了未成年女子之外，还包括中老年家庭妇女。为了吸引学生，书院实行免费教育，且提供食宿和日用品。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据何思兵在其文章中的论述，真光书院先后开设的课程包括国文、汉语拉丁拼音、英文、数学、地理、天文、化学、自然、历史、音乐、美术、体育、哲学、心理、卫生、家政等。真光书院的多名女生进入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校，成为最早接受现代医学教育的中国女性。在富玛利于1901年建立的广州夏葛女医学院的第一届11名毕业生中，6名来自真光书院。从1872年建校至1917年，真光书院共培养了3724名学生。这里引进的西方女子教育体系和理念，对“男尊女卑”的旧思想形成了剧烈的冲击。（完）（原标题：广州最早一批西式学堂见证教育近代化转型）（文章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卜松竹

责任编辑：赵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