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健：《学庸》类目设置与清初学风|五经|周春健|四书|朱彝尊|朱熹|论语

作者简介：周春健，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四书学、诗经学、文献学研究，发表论文80余篇，著有《元代四书学研究》《诗经讲义稿》等。

摘要：《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唐、宋以来尤其是南宋朱熹结集为《四书》并精心结撰《章句集注》之后，其学术地位逐渐提升。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科目程式规定先考朱子《四书》，四书学地位逐渐超越传统的五经学。在目录学著作中，《大学》《中庸》二篇也从过去的隶属于经部“礼类”，渐而归入“四书类”，这在明代尤其明显。但在清初，以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和朱彝尊《经义考》为代表的目录书，又与明代大异，不仅将《大学》《中庸》“黜还戴《记》”，而且怀疑其为“伪书”，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二篇的经典地位。这一学术现象，与清代初年推崇汉学与批判明学的学术风气有直接关联。关键词：《大学》，《中庸》，四书学，五经学，汉宋兼采，清初

《大学》《中庸》是《四书》中的重要两部，在朱子四书学体系当中，这两部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大学》，钱穆先生（1895－1990）说：“《大学》乃宋明六百年理学家发论依据之中心。”[2]从读书方法来讲，朱子主张首先读《大学》，最后读《中庸》，次序不可紊乱，所谓：“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3]朱子认为只有如此，才可把握《四书》精义。

其实严格说来，这两部又算不上是真正的“书”，二者原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礼学文章。《大学》是《礼记》的第42篇，《中庸》是《礼记》的第31篇，原本主要随着《五经》系统中的《礼记》而流传，未曾独立单行。一般认为，《中庸》一篇大概从南朝宋代开始从《礼记》当中抽出单行[4]，而《大学》一篇在中唐以后随着韩愈（768－824）、李翱（772－841）的提倡亦开始单行。至于宋代，随着理学的兴起，《大学》《中庸》二篇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司马光（1019－1086）、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等理学家的推动之下，尤其到了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那里，倾其毕生主要精力，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撰作《章句》《集注》，并于淳熙九年（1182）将四书合为一集刻于婺州，思想史上的“四书”之名首次出现，这也意味着朱子四书学的正式创立[5]。

宋代以降，中国学术可以说是进入了“四书”时代。尤其是朱子四书学创立之后，《四书》更是在学术与社会各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深度广度，都要超过汉唐的《五经》。就《大学》《中庸》二篇而言，由于之前属于“五经学”体系，在中国古典社会后期流传时，自然会遇到作为主流的“四书学”体系与作为传统的“五经学”体系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可以通过二书在目录学著作中的类目设置体现出来，这在清初表现得尤为明显。讨论这一问题，既可以使我们了解目录学与学术史之间的密切关联，更可以使我们明晓近世以来“四书学”与“五经学”两大学术系统的浮沉消长，因而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一、宋代以来目录书中的《学》《庸》类目设置

虽然朱子早在宋孝宗淳熙年间已将《四书》汇编在一起，但在朱子生前，其学并未受到官方的认可，甚至在“庆元党禁”中遭受严厉打击。直到二十多年后的理宗即位，于宝庆三年（1227）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6]并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为“信国公”，情况才逐渐好转起来。这一情形在目录学著作中有所反映。

1.宋代目录书与《学》《庸》类目设置

宋代的目录书，开始收录关于《学》《论》《孟》《庸》四书研究的相关著述，朱子的诸种著作也多有收录。当然，最初并无“四书”之类目设置，《学》《论》《孟》《庸》四书，往往分散到几个相关类目当中。

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1179－1261）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曾于卷三专设“语孟类”，收录《论语》《孟子》相关图书，其中即有朱子的《语孟集义》二十四卷、《论语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论语或问》十卷、《孟子或问》十四卷五种。而《四书》中关于《大学》《中庸》二书的著述，则归入卷二“礼类”，包含朱子所撰《大学章句》一卷、《或问》二卷、《中庸章句》一卷、《或问》二卷、《中庸辑略》一卷五种。

需要注意，陈氏于“礼类”，并未说明《学》《庸》之归类缘由，大概是沿遵《五经》传统。虽然在“语孟类”对于朱子《论孟集注》评价甚高，称：“大略本程氏学，通取注疏、古今诸儒之说，间复断以己见。晦翁生平讲解，此为第一，所谓毫发无遗憾者矣。”[7]但对于“语孟类”之设置缘由，并未提及朱子四书之学，而是称：

前志《孟子》本列于儒家，然赵岐固尝以为则象《论语》矣。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扬以降所可同日语也。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今合为一类。[8]

可见，陈氏之所以设置“语孟类”，主要是因为宋代科举考试以《语》《孟》为经书，且二程多有说解，与朱子四书学尚无直接关联。换句话说，南宋朱子学的地位并不彰显。

宋末元初文献学家马端临（1254－1323）于《文献通考》中专立《经籍考》，吸纳了陈氏《直斋书录解题》的许多成果。对于《学》《论》《孟》《庸》四书的处置方式，与陈氏基本相同。《学》《庸》二篇相关书籍归入“礼类”（卷一八一），《论》《孟》二经相关者，则分别立为“论语类”和“孟子类”（卷一八四）。并且在“礼类”和“论语类”、“孟子类”的设置缘由中，亦未提及朱子四书学。

这表明，南宋迄于元初，朱子四书学的学术地位尚远不及后世，目录学家也尚未将“四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学术整体来看待，《学》《庸》二篇一直归属于“五经学”体系。

2.元代目录书与《学》《庸》类目设置

朱子四书学官方地位的大幅提升，开始于元仁宗时期的恢复科举。四库馆臣称：

《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9]

元仁宗于皇庆二年（1313）颁布诏令，规定科举取士首试《四书》，再试《五经》；《四书》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基本依据，《五经》诸书，也均属程朱一派[10]。这一规定及具体施行，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并使元代学术发生了明显的四书学转向[11]。自此，学者逐渐视《四书》为一个有机学术整体，并逐渐确立起不同于“五经学”的“四书学”观念。体现在著作方面，有元一代共涌现出四书类著述290余种，其中“四书合刻总义类”172种、“论语类”30种、“孟子类”23种、“大学类”37种、“中庸类”28种。[12]就《大学》《中庸》而言，学者逐渐将其从“五经学”体系中抽离出来，而将其放置到“四书学”体系中考察研究。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不过，编集一代或通代图书的目录书，在通过类目设置和收录图书来反映学术变化方面，通常是滞后的。因此，虽然朱子四书学“悬为令甲”在元代中期已成事实，但考察整个元代的目录学著作，尚未得见专门为“四书类”立目者（清代有卢文弨、钱大昕等补《元史艺文志》数种，一定程度上又难免受到清代学术观念的影响）。成书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的《宋史·艺文志》，经部单立“论语类”，《孟子》入“子部儒家类”，《大学》《中庸》仍然入经部“礼类”。

3.明代目录书与《学》《庸》类目设置

至于明代，程朱理学地位更加稳固，加之明代科举对于《四书》的不断加强（比如永乐年间编纂《四书大全》并作为考试的基本依据），元代以来朱子四书学学术地位的提升，也逐渐在明代目录学著作中体现出来。明代的目录书，多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分别立类，并开始专门设立一类——“四书类”，这是此前未有的类目。在此情形下，《大学》《中庸》逐渐从“礼类”中抽离出来，归入“四书类”。

从《学》《庸》类目设置的具体方式来看，又分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设立“四书”一类，既收录《四书》合刻总义之书，又收录《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单经之书，《学》《庸》包含于《四书》当中。比如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由大学士杨士奇（1366－1444）主持编纂的《文渊阁书目》四卷，以“天、地、玄、黄”等千字文为序排定图书。“天、地、玄”三部设“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礼书、乐书、诸经总类”诸类，“黄”部则设“四书、性理、经济”诸类。其中“四书类”收书70余种，《学》《庸》之书皆入“四书”，“礼记类”不再收录。

这中间，较为特殊的是陈第（1541－1617）于明神宗万历年间编纂的《世善堂藏书目录》二卷。此书单设“四书类”，收录《大学》之书13种、《中庸》之书11种、《论语》之书8种、《孟子》之书6种、《四书》总编之书14种，计52种。但全书分为“经类、四书类、诸子百家类、史类、集类、各家”六大类，以“四书类”与“五经类”相并列。这与《明史·艺文志》将“诸经类”“四书类”皆归“经部”略有不同，意味着在编者心目中，“四书学”可与传统“五经学”分庭抗礼，成为与其并列的一类。

第二，于“经部”，既设“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类，又设“四书”一类。如明人赵琦美（1563－1624）所编《脉望馆书目》，于“经书”一类下，收“大学”书9种、“中庸”书5种、“论语”书6种、“孟子”书4种，又收“四书”总义书6种。

第三，于“经部”，仅设“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类，未专设“四书类”。比如明人高儒于嘉靖十九年（1540）编成的《百川书志》二十卷，将“学、庸、论、孟”四类次于“易、书、诗、礼、春秋”五类之后，而将原来以“四书”命名者（如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分别隶属于“学、庸、论、孟”各类之下。

需要指出，第二、第三两种情形，《大学》《中庸》相关书籍皆专门立目，虽然未隶属于“四书类”（或未设置“四书类”），但很明显，编者均视《学》《庸》为《四书》中之单经，而非《礼记》中之单篇。

统观宋代以来目录书对于《大学》《中庸》二书的类目设置，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随着朱子四书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学》《中庸》之单经研究著述越来越多；先是依附于传统的“礼记”类目中，后来则逐渐从“礼类”抽离出来，归附“四书”。

元代科举以来尤其是到了明代，《大学》《中庸》在很大程度上不再被人们视为传统“五经学”的组成部分，而逐渐成为后来居上的“四书学”的专属[13]。甚至在通行的《礼记》注本中，《学》《庸》两篇文字也只留存目，具体内容要求去参看《四书集注》。

比如元人陈澔（1260－1341）撰有《礼记集说》，于“《中庸》第三十一”之下作注云：“朱子《章句》。《大学》、《中庸》已列《四书》，故不具载。”[14]于“《大学》第四十二”之下，也仅注明：“朱子《章句》。”明永乐年间纂修而成的《礼记大全》，也作了类似处置，可见《四书》尤其是《四书集注》对传统经学的巨大影响。

这一情形到了清代初年，发生了重要变化，关于《大学》《中庸》二书的性质与归属，也产生了激烈争论，体现出清初学术不同于明代的新特征。

二、从《千顷堂》到《明史·艺文志》

从目录学史的角度讲，清初有两部私家目录具有特殊价值，产生了重要影响。一部是黄虞稷（1629－1691）编纂的《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以下简称《千顷堂》），一部是朱彝尊（1629－1709）编纂的《经义考》三百卷。前者创立著录一代图书之体例，后者则是古代最著名的经学专科目录，二者又都与成书于康、雍时期的史志目录《明史·艺文志》有直接关联。《千顷堂》和《经义考》对于《大学》《中庸》类书籍的设置，均与有明一代主流方式有很大差别。曾经取材于二书、成书时间稍晚的《明史·艺文志》，在《学》《庸》类目设置上却又发生朝向明代的回转。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

1.《千顷堂》：以《学》《庸》入“礼类”

黄虞稷，字俞邰，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其父黄居中曾于万历年间任国子监丞，后移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家马路街，构“千顷斋”以藏书。居中在世时，即就自家藏书编成《千顷斋藏书目录》六卷。后虞稷在此基础上多所增补，乃成《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康熙十八年（1679），黄虞稷经内阁学士徐元文举荐参与纂修《明史》，主要负责“列传”和“艺文”，乃在《千顷堂书目》基础上再作增损，而成《明史·艺文志稿》[15]。后又经多人删削调整，才有今日得见之《明史·艺文志》。

不过，作为《明史·艺文志》源头的《千顷堂书目》，在对《大学》《中庸》二类图书的类目设置上，却有绝大不同。我们先来看《千顷堂》。

《千顷堂》以经、史、子、集四部立目，经部共分十一类，分别为：易类、书类、诗类、三礼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类、孟子类、经解类、四书类、小学类。其中与“四书”相关各书之收录情况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论语》《孟子》及《四书》之类目设置，乃是延续了明代以来单独立目的传统；而《大学》《中庸》相关图书之数量虽然颇大，却均归入“三礼类”；既未单独立目，也未归入“四书类”。这与明代以来将《学》《庸》归入“四书”的做法很不一样。

乾隆间修成的《四库总目》对于《千顷堂》的这一处理方式提出了批评，称：

“经部”分十一门，既以“四书”为一类，又以“论语”“孟子”各为一类，又以说《大学》《中庸》者入于“三礼类”中，盖欲略存古例，用意颇深。然明人所说《大学》《中庸》，皆为《四书》而解，非为《礼记》而解。即《论语》《孟子》，亦因《四书》而说，非若古人之别为一经，专门授受。其分合殊为不当。[17]

四库馆臣认为黄虞稷将《大学》《中庸》二类图书入于“三礼类”，属于“分合殊为不当”，这应当是站在目录书应当客观反映学术史的角度上来说的。在馆臣看来，至少自明代以来，《大学》《中庸》“皆为《四书》而解，非为《礼记》而解”，甚至包括《论语》《孟子》二书在内，“亦因《四书》而说，非若古人之别为一经，专门授受”。换言之，明代以来对于《大学》《中庸》的解说不再是“五经学”而是“四书学”；对于《论语》《孟子》的解说也早已不再是先秦的“子学”和汉、唐至宋以来的“经学”，而变成了“四书学”。因此，《大学》《中庸》应当归“四书类”而不当归“三礼类”。

那么，黄虞稷是否未曾意识到这一学术大格局的转换呢？似乎不能这样说。他在编纂《千顷堂》的时候，不仅注意到元、明以来四书学从科举、学术等诸领域超越五经学的事实，也在实际收录图书的过程中，将反映明代学术特点的重要著述都收录到《千顷堂》中。比如于“四书类”便首列明成祖永乐年间编成的《四书大全》三十六卷，并作小注云：

永乐十二年十一月，谕胡广、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要至当之言，增附于下。”命广等总其事。仍命举朝臣及在外文学者同纂修，开馆于东华门外，命光禄寺给酒馔。十三年九月书成，命礼部刊刻。十五年正月，颁于六部及两京国子监、天下郡县学，赐纂修官钞币有差。[18]

于“五经”，也在各类显著位置收录了《周易传义大全》《书传大全》《诗集传大全》《礼记集说大全》《春秋集传大全》等五部《大全》。而《四书五经大全》在永乐后，成为有明一代科举考试的重要文本依据，对整个明代学术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表明，黄虞稷对于明代学术变迁之大势是相当了解的。

如此说来，《千顷堂》对于《大学》《中庸》的类目设置以及图书归属，确乎可能如四库馆臣所说是“欲略存古例，用意颇深”，而这又可能与清初学者对于《学》《庸》二书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关（详下节）。

2.《明史·艺文志》：以《学》《庸》入“四书类”

据王重民先生考证，黄虞稷大概花费十年时间，在《千顷堂书目》基础上编纂而成《明史艺文志稿》，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呈交给《明史》总裁官徐乾学（1631－1694）。其后，黄虞稷便离开明史馆，随徐乾学去修《清一统志》。康熙三十三年（1694）后，《明史》之纂修工作由王鸿绪（1645－1723）、张玉书（1642－1711）、陈廷敬（1638－1712）分担起来。王鸿绪曾在黄虞稷原稿基础上加以增损，而成《明史稿·艺文志》，王氏所做工作主要有三点：

1.把宋、辽、金、元人四朝的艺文都删去。

2.把明人著作中“卷数莫考”、书不甚著者也都删去。

3.也作了一些小小的增补工作，如经部的易、诗、书三类都依《经义考》作了补充或改正。[19]

今本《明史·艺文志》，则是雍正、乾隆年间由张廷玉（1672－1755）领衔编修而成的，所用底稿，正是“王鸿绪就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改编成的《明史稿·艺文志》”[20]。如此辗转下来，《明史·艺文志》对于图书的分类，与《千顷堂》已有很大不同，应当说已经是两部不同的著作了。

《明史·艺文志》以经、史、子、集四部立目，经部分为十类，分别为：一曰“易类”，二曰“书类”，三曰“诗类”，四曰“礼类”，五曰“乐类”，六曰“春秋类”，七曰“孝经类”，八曰“诸经类”，九曰“四书类”，十曰“小学类”。与《千顷堂》不同的是，“礼类”仅收《礼记》总义及其他单篇如《月令》《檀弓》等，而不收《大学》《中庸》。而于“诸经类”下单设“四书类”，收书59部、712卷，既包括《四书》总义诸书，也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单经。

《明史》何以如此调整对于《大学》《中庸》之书的类目归属，目前尚无法找到直接的文献证据。但我们可以通过《艺文志》序文和《选举志》中相关规定，或许可以作出一定推论。《艺文志》序文较为简洁，言艺文之处置，乃远绍晋人荀勖《中经新簿》以来之四部分类法，并批评万历中焦竑所撰《国史经籍志》“赝书错列，徒滋讹舛”[21]，而《国史经籍志》便是将《大学》《中庸》归入“礼类”。值得注意的是，《选举志》规定了明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定制，称：

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22]

科举作为国家“抡才大典”[23]，对于社会风气及士子读书撰著，都有莫大影响。明代科举主要试“八股文”，又称“四书文”，题目主要从《四书》中拟定，便体现出整个社会的浓重四书学风气。在此背景下，视《学》《庸》《论》《孟》为一体，将《学》《庸》归入《四书》而不归《礼记》，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虽然《明史》纂成于清初，但毕竟是要反映有明一代之整体实际，出现对《学》《庸》类目归属的调整，也体现了一种求实的史学精神。四库馆臣也对《明史·艺文志》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可以作为考察明代学术的重要依据：

每类之末，各附以宋、金、元人之书，既不赅备，又不及于五代以前，其体例特异，亦不可解。然焦竑《国史经籍志》既诞妄不足为凭，傅维鳞《明书经籍志》、尤侗《明史·艺文志稿》，尤冗杂无绪。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所以钦定《明史·艺文志》颇采录之，略其舛驳而取其赅赡可也。[24]

三、从《经义考》到《四库总目》

从目录书“略存古例”的角度讲，与黄虞稷为同时代人的朱彝尊所撰之《经义考》三百卷，也是一典型例证。此书不仅为《明史·艺文志》取材，也是乾隆年间编成的《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取资之一。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明朝大学士朱国祚曾孙。生有异禀，过目成诵。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布衣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又曾典江南乡试，入直南书房。后遭弹劾降职，数年复原官后乞归还里，卒年八十一。竹垞博洽多闻，通晓诸经，于晚年编成《经义考》巨帙，又有《曝书亭集》八十卷等。民国徐世昌（1855－1939）《清儒学案》曾为其专立“竹垞学案”。

《经义考》共著录历代经学著述8400余种，是一部集大成式的经学专科目录。朱彝尊在书中将历代经学著述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十四经”，分别是作为主体的“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乐、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群经、四书”等十四类；一是作为附录的“逸经、毖纬、拟经、家学、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板、著录、通说”等十二类。每一书下，又分“存”“佚”“阙”“未见”四门标注。于每一种书，竹垞广为搜罗序跋题记及前代目录书提要等文献，资料极为富赡。观此书，“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使传经源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详赡矣”[25]，诚可谓“使穷经之士一览而知所考焉，洋洋乎大观哉”[26]！

《经义考》对《四书》相关书籍的处置，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朱彝尊在对包括《大学》《中庸》在内的四书类书籍的类目归置上，与黄虞稷《千顷堂》完全一致。事实上，朱彝尊生前与黄虞稷实有学术往来，在《经义考》中朱氏也引用黄氏论说三四百处。这表明，朱彝尊对于《大学》《中庸》的处置方式，显然受到了黄虞稷的直接影响。

如同对待黄虞稷《千顷堂》一样，对于《经义考》的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四库馆臣其实并不赞同。《四库总目》将“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十类，而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四书》总义之相关图书悉归“四书类”，并在“四书类”案语中特别说明：

《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其悬为令甲，则自元延祐复科举始，古来无是名也。然二戴所录《曲礼》《檀弓》诸篇，非一人之书，迨立名曰《礼记》，《礼记》遂为一家。即王逸所录屈原、宋玉诸篇，《汉志》均谓之“赋”，迨立名曰“楚词”，“楚词”亦遂为一家。元丘葵《周礼补亡序》称圣朝以“六经”取士，则当时固以《四书》为一经。前创后因，久则为律，是固难以一说拘矣。今从《明史·艺文志》例，别立《四书》一门，亦所谓礼以义起也。朱彝尊《经义考》于《四书》之前仍立《论语》《孟子》二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凡说《大学》《中庸》者，皆附于“礼类”，盖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然朱子书行五百载矣，赵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义疏》以下，且散佚并尽。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27]

在这里，四库馆臣简要梳理了“四书”一目的历史沿革。在馆臣看来，自元延祐复科举以来，“四书学”逐渐成为学术主流，以至元人视《四书》为“一经”，可与传统的《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并列而称“六经”。这一学术情势，在目录学著作中得到反映，便是自《明史·艺文志》以来的“别立《四书》一门”。这属于“礼以义起”，符合学术发展的实际。而《千顷堂》《经义考》依然将《大学》《中庸》附于“礼类”，乃是由于“欲以不去饩羊，略存古义”，是学者的有意为之。而这有意为之的背后，便是清初对汉学的推崇和对明代学术的反思批判风气。

在谈到《经义考》的编纂缘由时，朱彝尊曾言：

见近日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先儒遗编，失传者十九，因仿鄱阳马氏《经籍考》而推广之，自周迄今，各疏其大略。微言虽绝，大义间存。编成《经义考》三百卷，分存、佚、阙、未见四门，于十四经外，附以逸经、毖纬、拟经、家学、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板、著录，而以通说终焉。[28]

竹垞所谓“近日谭经者，局守一家之言”，应当即指明代永乐以来，于科举考试中唯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为依据，导致学者皆株守程朱一派之说，无法通过“兼用古注疏”而通晓汉唐经说[29]，于是依照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而作此书。作为清代考据学奠基人物的顾炎武（1613－1682）也曾对三部《大全》有严厉批评，认为“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30]，这是清代初年的一种普遍认识。

朱彝尊曾明确提倡复兴经学，认为经学可以包含理学，而理学不可统经学，他说：

六经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尧舜之术不外是焉。学者从而修明之，传心之要，会极之理，范围曲成之道，未尝不备。故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夫多文之谓儒，特立之谓儒，以道得民之谓儒，区别古今之谓儒，通天地人之谓儒。儒之为义大矣！非有逊让于道学也。[31]

从这一点上说，竹垞此论与顾亭林著名的“经学即理学”的观念正相呼应，这代表了清朝初年对于明学的反动和对于经学的提倡。在这一学术背景之下，黄虞稷、朱彝尊诸人将本属于《五经》系统的《大学》《中庸》二篇还归《礼记》当中，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当然，《四库总目》在进行类目设置时，之所以又将《大学》《中庸》归入“四书类”，则是因乾隆时代的学术风气与清初又有不同，朝廷对于程朱理学的提倡亦甚用力。而且作为一部官修的国家书目，对于“元、明以来之所解，皆自《四书》分出者耳”的学术大势，把握也较为准确。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而归入《四书》，也符合学术发展的实际。

四、“黜还戴《记》”与清初形上学的没落

王汎森先生在谈到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两种趋势时，有过这样一个判断：“第一，心性之学的衰微；第二，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这两者几乎同时发生，它们动摇了宋明以来思想传统的两大支柱。”[32]这里所谓“心性之学的衰微”，主要是指明末清初阳明学“心即理”说的动摇；所谓“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则主要指明末清初学人试图打破宋明理学的“先天预成论”，后者与对《大学》《中庸》二书性质的看法直接相关。

王先生认为：

在“心即理”的前提下，因为心是一个，所以以前理学范畴中那些二元对立的、具有本体论意味的修养境界，如人心、道心、理与气等分别逐渐泯灭。不断向心滑落的结果，心只是此一个心，在心中的活动中并无何等阶段顺序可以划分，所以心学家强调格致诚正皆是一件工夫，心身家国天下皆是一件事，故不能同意《大学》八步之类的架构，同时也对朱学分别顺序、阶段的道德修养论感到不满。……当时有一种离开形上追求而返回到日用实事实行的要求，认为《大学》《中庸》所揭示的一些道德修养方法与境界，实际是无法做到的玄远之论。[33]

其实，对于《大学》“格－致－诚－正－身－家－国－天下”八目与“心即理”之间存在的张力，在明儒刘宗周（1578－1645）那里就体现出来了。蕺山在《大学古文参疑》自序中说：

合而观之，《大学》之为疑案也久矣。古本、石本皆疑案也，程本、朱本、高本皆疑案也。而其为格致之完与缺疏、格致之纷然异同，种种皆疑案也。呜呼！斯道何由而明乎？宗周读书至晚年，终不能释然于《大学》也。[34]

清初学者中，对于《大学》批判最严厉的，当数宗周弟子陈确（1604－1677）。他曾撰《大学辨》一文，言辞激烈地试图颠覆《大学》一书的经典地位。开篇即称：“《大学》首章，非圣经也；其传十章，非贤传也。”[35]而在朱子看来，《大学》文本的“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36]，这是朱子确立以《大学》为发端的四书学体系的基本前提。陈确此论，便试图从根本上动摇以《大学》作为重要文本的“四书”经典体系，这在当时真正是石破天惊之论[37]。

基于此，陈确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出他对《大学》一篇的处理方式：

《大学》之在戴《记》，垂二千余年，绝未有圣之者也。而程子凿空以为孔氏之书，既又疑其有错简而大变其文。朱子又变易程子之文，又为之补传，出戴《记》而升诸《四书》之首，而反以为能述而信，而无所改作。仆欲黜还戴《记》，以仍《大学》之旧，而反以为不能信述，而妄改作。此何异瞽者之论东西黑白乎？……《大学》之非圣经，至公之论也；以《大学》还戴《记》，至平之事也；知止之为禅学，格致诚之不可先于正心，至当之说也。[38]

陈确从义理的角度，认为《大学》之说流于禅学，故欲“黜还戴《记》，以仍《大学》之旧”，“以《大学》还戴《记》”。当然，陈确申张此说，主要是基于对明学虚诞弊端的反动。不过如此处置，《大学》确乎不再像在“四书学”体系当中那样独立成“经”，其经典地位大打折扣。

在辨伪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清初学者姚际恒（1647－约1715），不仅批判《大学》之“格物论”，还斥《中庸》亦属“禅学”，以《中庸》为“伪书”，并非子思之作。他说：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今伪《中庸》所言，无非高远之事，何曾有一毫卑迩来？与子思之言不啻若冰炭，则予之分别，仍非漫然者，不得咎我以割裂也。[39]

基于此，姚际恒在撰著《礼记通论》的时候，也将《大学》《中庸》归入其中，这是不同于元、明以来相关著述的一种新做法。这在当时也形成了一种风气，比如时人朱元弼撰著《礼记通注》，对《学》《庸》也作了类似处理（虽然元人吴澄作《礼记纂言》三十六卷，也曾将《大学》《中庸》归入《礼记》中，但其时四书学的地位尚不稳固，与四书学发展至清代的情形完全不同）。

刘宗周、陈确、姚际恒等人对于《大学》《中庸》二书的这一态度，也会影响到目录学领域，也就自然出现了将《学》《庸》归入“礼类”的现象。王汎森先生即称：“清初朱彝尊（1629－1709）的《经义考》在‘四书’一门之前，立了‘论语’‘孟子’二目以示分辨。而黄虞稷（1629－1691）之《千顷堂书目》中则说凡《大学》《中庸》之书皆附于《礼》。这个态度与陈确、朱元弼之主张将《大学》回归《礼记》相近。”[40]

简短的余论

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作出系统梳理。谈到“四书学”时，任公言：

“四书”之名，是朱子以后才有的。明人及清的理学家关于四书的著作颇多，清的汉学家却很少。最著名的，前有阎百诗之《四书释地》，后有瞿晴江（灏）的《四书考异》，但都是局部的考证，无关宏旨。清儒有价值的著作，还是将《大学》《中庸》璧回《礼记》，《论语》《孟子》各别研究。[41]

任公此言，正是基于“将《大学》《中庸》璧回《礼记》”代表了清代学术传统而发的。从这一点上说，清初学者的批明学、倡汉学，正是一个二而一的进程。由明代心学递变进入清代朴学，学术研究的重心也从《四书》转到《五经》，这意味着一种话语体系的转变。如美国学者艾尔曼所言：“作为思想学术事件，实证性朴学话语特点的逐步形成是基本学术观念变化的反映。后者同时还引发了对传统认知和理解的更重大的基本变革，从前公认的学术范式受到了致命的挑战。”[42]《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历程，便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

不过需要注意，清代人虽然提倡汉学，较明代更重视《五经》之学，但并不全然否定宋学。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清朝初年人并不反宋学，……像顾亭林、阎百诗，他们反的是明学，不是宋学。”[43]清代汉学家惠士奇（1671－1741）曾手书其“红豆山斋”之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44]，这里道出的，正是清代学术“汉宋兼采”的基本特点。

注释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研究”（15ZDB005）的阶段性成果。

[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章，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页。

[3]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四，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9页。

[4] 顾歆艺：《〈四书章句集注〉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73页。

[5] 参周春健：《〈四书〉的结集与定名》，见《宋元明清四书学编年·代序》，台北万卷楼，2012年。

[6] 元·脱脱等：《宋史·理宗纪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789页。

[7]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7页。

[8]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第72页。

[9]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四书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第289页。

[10] 参明·宋濂等：《元史·选举志一·科目》，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9页。

[11] 参周春健：《元代四书学研究》第二章，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第65－76页。

[12] 参周春健：《元代四书学研究》附录《元代四书类著述考》，第308页。

[13] 在明代亦有目录书将《大学》《中庸》归入“礼类”，如焦竑（1540－1620）之《国史经籍志》，但该书同时也在“经总解”一类首先收录《四书》合刻总义类书籍30种，实质对“四书”一类亦有标举。

[14] 元·陈澔：《礼记集说》卷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认为：“《千目》是初稿，《明志稿》是增订稿；《千目》在先，《明志稿》在后。”见《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千顷堂书目〉考》，中华书局，1984年，第206页。一说，《明史·艺文志稿》成书在前、《千顷堂书目》在后，甚至认为《千顷堂书目》作者并非黄虞稷；又认为《明史·艺文志稿》尚存世，就是《续修四库全书》第326册万斯同撰《明史》之卷133－136。参李言：《〈千顷堂书目〉新证》，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16] 各类所收图书数量之统计，以瞿凤起、潘景郑先生整理之《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为依据，此统计已经减去清人卢文弨（1717－1795）及吴骞（1733－1813）对《千顷堂》的增补。

[17]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目录类一》，第732页。

[18] 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第88页。

[19]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第218页。又参张云：《从〈千顷堂书目〉到〈明史·艺文志〉》，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20]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第218页。

[21] 清·张廷玉等：《明史·艺文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4页。

[22] 清·张廷玉等：《明史·选举志二》，第1694页。

[23] 赵尔巽等：《清史稿·选举志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3149页。

[24]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目录类一》，第732页。

[25]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目录类一》，第732页。

[26] 清·毛奇龄：《经义考序》，载清·朱彝尊：《经义考》书前，中华书局，1998年，第4页。

[27]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五《四书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