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到唐代已臻于成熟，既出现了如长安、洛阳这样经政府与建筑师规划的大型城市，也出现了一系列远离皇权统治、政府因素不占主导的城市。

唐代城市建设背景

最突出成就和集大成者非都城长安的规划莫属。唐长安城的规划形制对当时中国乃至临近国家城市的影响极大，它继承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传统与礼制，并将中国城市的礼制空间结构推到十分典型的阶段。其中关于城址选择、总体布局、道路交通、坊里安排、商业市场、供水与园林等方面的规划都是后世城市建设借鉴与学习的典范。

此时，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对礼制传统所限定的空间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里坊制度下，由于有严格的管控方式和严厉的处罚措施，城市很难出现“侵街”现象，但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侵街现象不可避免的开始萌动，并愈演愈烈。唐德宗曾两次下诏试图阻止“侵街”现象，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唐代社会整体稳定，这些城市也得到了稳定而自由的发展期。它们可大致被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受经济因素主导的商业城市，一是受地理限制、社会影响的一般地方城市。

受经济因素主导的商业城市：在京杭大运河的带动下，中国南方的许多商业城市发展迅速，如扬州、汴州、益州（成都)、番禺（广州）等地都是当时著名的地域商业中心。

受地理限制、社会影响的一般地方城市：这些城市的营建与当地的经济基础、地理风貌、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在城市和城垣建设中，政府的因素多数不处于主导地位。

汀州古城初创时期，政府、建筑师遵循“礼制”，秩序化、造郭守民等思想渗透到汀州城垣建设中；但汀州城垣在唐代所表现出的形态与布局也表明：当地自然、社会因素影响了“礼制”的营城意志。

汀州营城动机——服务政治

汀州设州府之前，唐政府对闽西山区基本处于失控状态。这种失控主要表现在赋税和地方稳定方面，这两点正是汀州城营城的动机所在。同时这种为政治服务的特征也是“礼制”的典型体现。

文天祥在《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一文中提到汀州畲民时如是说道：“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同畲）民，群聚剽劫，累政。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可见当时虽然汀州地区的畲民对周边地区骚扰较多，但是因为兵力薄弱、地理险峻等原因政府方面是没有能力实现绝对的掌控。又由于“畲民不役、畲田不税”，政府对汀州地区财政方面的掌控也基本不存在。

这种不用交徭役的畲族聚集地，对附近诸州难以承受繁重徭役的百姓有极强的吸引力。唐末时，也确实存在大量的逃避徭役的汉人百姓逃亡至闽西畲族聚集地。汉人与畲族族群共同生活，不免会发生诸多摩擦、争斗，相关史料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畲族与汉人之间的械斗现象。

一方面，为维持畲族区域的稳定、防范更多的械斗现象；更重要的一方面，为了实现对汀州地区乃至闽西山区的绝对控制，晚唐政府决定在闽西设州府。史载“开元十一年，福州长吏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汀）州”。

置汀州府后，唐末福建区域增至五州：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上文所提到的三千户“诸州避役百姓”就多从福州及广东潮州一带迀徙而来，他们和闽西山区的土著居民一起成为汀州置府之后最初的百姓。

关于汀州置府的史料主要集中在下列几部史志之中：

《元和郡县志》卷二九“汀州”记载：“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先置在汀州界杂罗口，名杂罗县，属汀州。天宝元年，改为龙岩县；大历十二年，皇甫政奏，改隶漳州”。

《旧唐书•地理志》“汀州”记载：“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宝元年，改为临汀郡。乾元元年，复为汀州”，“长汀，州治所”。

从上述史料中至少可以看到以下三点史实：（1)汀州置府是唐开元二十四年的事情；（2)福州长史首次提出汀州置府的建议是唐开元二十一年；（3)公元769年就开始迀徙城址。

这样就可以得出一点结论：汀州从设府到迀徙州城仅隔了33年，这一点既反映出最初营城时的紧迫性，未能合理选择城址，也说明了政府在对汀州地区的统治出现了重大问题，从而不得已通过迀城来解决。

城址的多次迁徙——造郭守民

《周礼•考工记》中“造郭以守民”的思想在汀州城址的选择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政府在治理汀州的最初30年里出现的问题严重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从而导致在大历四年时不得不通过迀徙城址来试图解决。

那么，汀州在建城的最初30年里遇到了哪些严重问题？汀州城又迀徙到何地？迀徙之后是否解决了原来居住地存在的问题？

首先，汀州城最初遇到的问题是：因环境原因导致疾病频发，人口死亡较多。设汀州府本为收拢“诸州避役百姓”，更为落实对闽西山区的控制。任务急迫的情况下，政府并未认真勘探地形，在较草率地对汀州进行选址并建设后，政府和民众很快发现“其地瘴，居民多死”。当时汀州府址临近大山，经常有“山岚瘴气”发生。在古人看来，这种现象与风水关系极大。糟糕的生存环境迫使政府和民众很快达成一致决定，放弃首次所选城址，并着手准

备对城址进行迀徙。在福建观察使王永昭奏呈朝廷并得恩准后，汀州刺史陈剑带领民众迀州，将汀州由东坊口迀至白石村（今汀州城）。

汀州府城到底经过几次迀徙？这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论。普遍的观点认为:汀州治所共有两次迀徙。州治初设新罗旧邑址，长汀县附郭，县治在九龙水源长汀村(即今上杭县城北7.5公里处九州乡)。约唐上元元年，汀州治所迀东坊口大丘头(今长汀县北郊)。唐大历四年，汀州刺史陈剑将州治迀到白石村(今长汀城内)。

此次迀州，是经过地形、土质、水利的勘察，最后选择在卧龙山的南麓白石村。自此，汀州均为州、郡、路、府治所，福建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诗赞曰“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可以说，两次迀徙城址，最终所选择的城址无论从风水上，还是从环境上，都解决了最初城址所面临的困扰与问题，汀州城址也就此选定在卧龙山阳。

州的子城建设——秩序方正

如同唐长安、明清北京城垣方正秩序化的布局，汀州子城的建设也体现出政府对于“礼制”的追随。

汀州城垣分子城、罗城两部分，而城垣的营建是对政府控制力的进一步落实。其中子城的营建过程代表了政府不断加强地区控制的理想状态。

唐代汀州共下属三个县，但却有所变化。唐大历十二年时，汀州所辖县城由偏南的新罗县（今龙岩）被更换成偏东的沙县。可以看出，唐政府通过汀州府在不断加强对闽西山区不同区域的控制。

汀州府城的营建最初开始于唐大历四年，即“刺史陈剑迀筑”之时。据《汀州府志》记载，当时筑造了土石结构的城墙。陈剑“筑土城卧龙山阳，西北负山，东濒汀江河，南踞卧龙山麓”（在卧龙山之南筑造土城，土城的西北侧依托山体，东侧毗邻汀江，南侧盘踞在卧龙山麓），即今汀州城东城墙一乌石山（又名龙首山、长汀、状元峰）一横岗岭一老古井这一片，范围狭小，周经约一里余。

至唐大中初年，“更创之初，庶事未备，岐乃筑子城，创罗城敌楼”一百七十九间。所谓的子城就是在州城内再筑一座护卫州署的小城墙，所谓罗城则是指土石结构的那段城墙。《汀州府志》对该子城有记载“周一里二百九十一步，高只一丈一尺”。50年后的宣和年间，太守李清重建子城的两门，加上谯楼，城墙也包上了砖石。

汀州子城是汀州风水的代表。汀州府衙的坐向与众不同：“天下衙门子午向，唯有汀州癸山丁”。这种风水考虑实际是与汀州城的来龙、来水等配合设计的：以来龙木、来水未配合府衙形成亥卯未的三合木局。

关于汀州府衙的选址有以下一段传说：马氏葬后，德厚流光，二百余年内，墓内常闻鼓乐之声。唐开元24年，公元736年增设汀州府衙，初设在上杭县，由于地多发瘴气，居民多病死，后于唐代宗大吏四年，公元769年朝廷闻马氏墓内有鼓乐之声，把州治移至白石村，将马氏墓建为汀州府衙，由于马氏墓是癸山丁向，府衙也照这方向建筑，故有志曰：天下衙门皆子午，惟有汀府癸山丁。又有诗云：长汀县衙祖屋场，汀州府衙妣坟堂，惟愿后裔存方寸，随居处处世荣昌。

筑罗城以卫民

汀州城背山面水，拥有天然的防备防卫优势。但仅仅依托自然山水的力量，古代城市的防御能力仍旧不够。城墙产生和形成的最主要原因，是出于它的对外防御性。而一座城池之中，对城墙的建设，为了加强防御性，要设三种楼——硬楼、团楼、敌楼。

宋代汀州城垣建设中，敌楼被作为主要的防御要素，罗城179间敌楼充分说明了汀州政府对于敌楼的重视程度。张驭寰在《中国城池史》中对敌楼的形式有清晰的描述：一种是直接建设于城墙上，而城台不突出；第二种情况则是将敌楼单独设立，建在城外二三十米处。汀州罗城周长至多五里，179座敌楼不可能全部存在于城墙之上。笔者推测，由于汀江离当时城墙尚有一段距离，因此，大部分敌楼应沿汀江排列，以最大限度的增加城池的防御能力。

结语

现存的汀州城墙上仍有敌楼存在，但已不是唐代原貌，多是后世复建。但从这些敌楼的形式上，也许可以窥见唐代汀州敌楼的风貌。本节在田野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对汀州敌楼的空间形态、空间信息进行简单还原，力求还原汀州敌楼在防御功能上的多样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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