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概念，也揭开了这场运动的序幕。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上世纪50年代，直到70年代末，即改革开放时结束，这场运动给中国以及她的子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虽已尘封载入史册，但依旧是今日学术界激烈讨论的研究主题。
如今，中国处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对于这段历史的重提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和启发思考的。那么，就来挖掘挖掘该运动的动机和必要性。
为什么当年中国一定要上山下乡？
一、缓解城市就业压力
经济危机。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经济还在恢复阶段，有苏联老大哥的援助还能咬咬牙挺过去。但在1956年，苏联老大哥因为中国收回了大连特区，就撤资了，连同制定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宣告破产。经济危机接踵而来，失业问题浮现。
工业上大量投资也没有任何收益的产出，财政赤字出现，劳动力过剩，几千万人口面临失业。这整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由早期短期计划的上山下乡运动变成了持续性、长期运动。
当时，对于找不到工作岗位、上不了高中或大学会被当成一种歧视。那么，他们拥有的革命理想和热血要挥洒到哪里去呢？到农村去----就是一个契机和跳板。
其中有个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单凭这句话，几百万知识青年在短时间内积极响应，通过坐火车、坐船、坐大巴到农村去，达到分流稀释过量人员的效果。
二、消灭“三大差别”
所谓的“三大差别”是指工农业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其实，说消灭还有点绝对化，更确切的是缩小矛盾双方的差距，或者减轻对立的程度。
说到底，这与当时中共领导团队对于中国道路的走向有关，中国奔跑的终点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远大理想，而共产主义是不存在差别的，什么都是均衡的。 可以说，消灭差别能够更接近共产主义这一目标。
有人这样评论道，“下放知青去农村去是一件对未来一百年、一千年、甚至一万年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城市里工人阶级占大多数，农村还保持着农耕文明，这一运动使得人员得以大规模流动，工人阶级带去“知识”指导，这些青年又获得劳动经验，双向无缝对接。
引申来讲，中国无论是在革命、改革、建设时期，要想动员这么一大群人，并拧成一股绳，靠的是思想上的觉悟，大家一条心。
因此，培养了“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农民”，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任务就落在知识青年肩上了，他们一是使自己实现劳动化，二是令农民知识化。
在这场运动中，连带着诸如分配规则、思想意识、管理秩序等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在当时中国经济紧缩和落后的情况下，无疑是坚定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战略举措。
思想改造。 消灭差别，归根结底，就是思想改造，中国式说法是再教育。使得青年的思想“革命化”，更符合无产阶级队伍的思想建设，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1960年，毛主席一直警惕“中国可能会变色”，走苏联老大哥的老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修正主义，是指在共产主义运动之中，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类资产阶级思潮和政治势力；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要从根本上改变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脱离群众和工农的状况。
因此，领导人很担心新一代青年会忘记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观”，要想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先采取防范措施，就是将工人和农民聚在一起，交流思想，经历领导人这一辈曾经历过的。
列宁 在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提到“为了消灭阶级，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一部分任务，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那部分任务。
为了消灭阶级，第二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
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
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和立法手段，只会阻滞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采取各种使农民能大大改善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的办法来帮助农民，才能促进这种过渡。”因此，上山下乡就是其中一项最直接的解决措施。
三、苏联经验的直接借鉴
为了开垦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赫鲁晓夫动员广大青年，为本国粮食的增产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1955年，中国共青团中央代表团在访问苏联时，看到了这一情况后，回国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提议“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一提议立马就得到了领导人的首肯和批准。由此就展开了大动员和广宣传。
四、领导人的革命和农村情
根据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从此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长期斗争。农村根据地先后在江西瑞金、陕西延安等地建立和成长。
1964年，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 毛泽东这样说道：“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 因此，要追溯中共的寻根之旅的话，得从农村出发，共产党人对于这片土地有着浓烈而特殊的感情。
毛主席还说过“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在1955年就说过“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尤其是延安和井冈山，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目的地。
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确立好后，必须得有与之相匹配的人民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即，除了自身有过硬的本领，还得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强烈的担当和责任意识等等人文素质，若是没有以上这些，就算不上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那么，已经建立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也许就有土崩瓦解。
作为领导人的儿子，要给全国人民树立榜样。毛岸英同志--第一个知青。20几岁从苏联留学后回到延安，做过工人也当过兵，但毛主席让他去农村，按照现在的说法--“深入基层”。拜农民吴满有为师，学种地，了解农村农民。
毛泽东曾说过：“只要把中国农民的事情办好，中国的事情就办好十分之八九啦！”
也曾在王家坪住处院子里，和毛岸英谈心，他这样说道： “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你不熟悉。中国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我们要了解中国革命，必须了解农村、了解农民，要向农民学习。”
同时，还跟毛岸英约法三章--一放下架子，二不谈恋爱，三不搞特殊化。白天就下地劳动，到了晚上，毛岸英就教当地农民们识字和中国文化。 有次向毛主席汇报务农，情况，毛泽东摸着毛岸英手掌里厚厚的老茧，满意地说道：“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五、知识青年的革命热血因子
长期以来的革命思想的宣传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鼓舞，众多青年的血液里必然流淌着生生不息的革命信仰和理想主义情怀。上山下乡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靠拢党的队伍的一次契机。
在城市既然僧多粥少，没有用武之地，那就到农村去，到最广大的人民当中去，积极肯干，总会闯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其实，换个角度思考，青年大多冲动叛逆，条件越艰苦、父母越不让他们吃苦，他们越会有股冲劲，势不可挡。也是应了孟子的那句话“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大家所熟知的一本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其中有一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是作为一位共产主义青年应该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上山下乡过程中，知青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农村实现社会主义建设而洒下自己的泪水和汗水。在农村广阔的天地之上，他们留下了一个个踏踏实实的脚印，布满了他们的足迹。这就是“无悔的青春”。
长久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果国人也没干过什么农活，跟农民也没什么可谈，甚至连最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也胸中无墨的话，不论是基于什么原因，都无法令人信服--你是中国人，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叫中国。
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千里路，从农村实践中获得书本中没有的知识，应该也必然是培养中国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一块人生阶梯。
其实，一个大事件，背后的原因和由此产生的蝴蝶效应是错综复杂的。但我们可以尽力挖掘，哪怕只能一点一点，时间跨度长也无碍，只希望能将历史看得更透。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重新审视历史事件，会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和前进的动力，也会从中获得启发，就当是整理肩上的行囊，打有准备的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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