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作者：【美】尼尔·波兹曼

译者：何道宽

机器意识形态：医疗技术垄断

于是，自滥觞之日起，美国医学就迷恋新技术。技术绝不是中性的，技术是武器，要用来征服疾病。美国医学盼望的武器不久就问世了。最早发明（不妨说是发现）的医疗器械是1816年法国医生雷奈克发明的听诊器。这一发明问世的环境值得一提。

雷奈克在巴黎的内克尔医院工作，一天，他正在检查一位心率紊乱的女青年。他尝试用叩诊和扪诊（手压在病症部位以探查内脏），但那位病人太胖，没有效果。接着，他考虑用听诊（耳朵贴在病人胸部去听心跳），然而病人的年龄和性别让他望而却步。他突然想起来，固体传导的声音会被放大，于是他卷了一个纸筒，把纸筒一头贴在病人胸部，另一头贴在自己的耳朵上。好啦！他听见的声音清楚而分明。他后来写道：“从那刻起，我就想，环境条件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种手段，使我们能够判断心脏的器质和功能，而且能够判定胸腔器官的各种声音。”雷奈克着手改良这个器械，最终确定用一个木质圆筒，并且把器械定名为听诊器（stethoscope），这个词由希腊词“胸腔”（stetho）.和“观看”（scope）组成。

尽管听诊器很简单，但这个发明的用途却非同寻常，在确诊肺结核上尤为有用。许多胸腔疾病再也不会紧锁深藏：用上听诊器之后，医生仿佛能够在病人活着时就进行解剖了。

然而我们不能假定，所有的医生和患者都热情接受听诊器。病人看见听诊器时，常常会感到害怕，心里立刻把听诊器和手术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时只有外科大夫才用听诊器，内科医生是不用听诊器的。反对用听诊器的意见有几种，大大小小的都有。小的反对意见是携带不便，为了解决携带的问题，有些医生把听诊器交叉起来戴在大礼帽里，但这种办法有时会造成哭笑不得的难堪。比如，有人指控一位爱丁堡医学院的学生，说他在打雪仗的时候携带危险的武器，原来是他的听诊器从大礼帽中掉出来了。另一个不大不小的反对意见是内科医生提出的。他们说，如果使用听诊器，病人会把他们误认为外科大夫，因为在病人的心目中，外科大夫不过是工匠而已。内科医生和外科大夫的区别是明白无误的，而且完全有利于内科医生，内科医生的聪明才智、医学知识和医疗洞见深受病人钦佩。哈佛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始终对医学的进取锋芒抱怀疑态度，这并不出人意料。他反对过分热心地使用听诊器，他以惯常的辛辣，写了一首滑稽歌谣《听诊器之歌》（The Stethosco，pe Song），讥讽一位内科医生的几次误诊，因为小虫子在他的听诊器里安家了。

另一个严肃的反对意见也是内科医生提出的，几百年来，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医学的技术器械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他们说，在病人和医生之间横亘医疗器械会改变医疗实践；传统的诊断方法是询问病情、认真记录、仔细观察外表症状，如果让听诊器横插一杠子，这些诊断方法就会日益显得无关紧要了。医生会失去仔细检查的能力，越来越依靠医疗器械而不是经验和洞见。斯坦利·约尔·赖瑟尔在《医疗与技术统治》（Medicine and the Reign of Technology）中，就听诊器和印刷机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做了详细的比较。他认为机印书使人拉开距离、客观地思考问题。同样，听诊器——造就了客观诊断的医生，他拉开距离，不卷入病人的经验和感觉，走向比较若即若离的关系，和病人的关系比较远，和病人体内所有的关系则比较近。他不受病人动机和信念的干扰，听诊器能够帮助医生从病人体内的声音做出诊断；医生听见这些声音，相信这些声音是客观的、没有偏向的，表现了身体的病变。

上述文字表达了听诊器促成的两个重要观点：（1）医学是研究疾病的，而不是研究病人的；（2）病人所知不可靠，机器所知才是可靠的。

听诊器本身不可能使这样的观点挥之不去，尤其是在遭到反对的情况下；即使在美国，听诊器也遭到医生的反对。医生接受的训练，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使他们对横亘在医患之间的机械器材持反对的态度。然而，每当一种新器械进入医生的武库后，这两个观点都会被放大。检眼镜（1850年由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发明）使医生能够看到眼球里的情况，喉镜（1857年由波兰生理学教授约翰·查尔麦克【Johann Czermak】发明）使医生能够检查喉腔和鼻腔，X光（1895年由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开发）可以穿透脏器，但不能穿透骨骼。伦琴写道：“如果把手放在荧光屏前，阴影显示骨头，周围组织则比较模糊。”他能够把这种效应再现在感光版上，他拍摄的第一张人体X光片是他妻子的手。

在世纪之交，医学稳步走上了几乎完全依靠技术的道路，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发明了化验室并发现抗生素之后，医疗实践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直接与患者交流，以患者的主诉为诊断的基础，同时根据医生的询问和观察。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通过体检直接与患者的病体交流，同时使用仔细挑选的一些技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征是：通过医疗器械间接与患者的经验和身体交流。在这个阶段，我们看见病理学家和放射学家之类的专家涌现出来；他们解释技术信息的意义，这些专家和患者没有丝毫的交流，他们只和组织、照片打交道。医疗实践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医生往往丧失了上一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技能和洞见，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赖瑟尔把他这个意思小结如下：

由此可见，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医生不知不觉间逐渐斩放弃了对主观症状的倚重，也就是放弃了对患者的主诉的倚重，毕竟病人主诉是不令人满意的，取而代之的是医生对技术证据的忠诚，也就是对机器报告的忠诚。于是，他们用一种片面的观点取代了另一种片面的观点。医生越来越多地使用诊断设备，他们和患者越来越隔膜，他们和患者的交流是间接的交流，中间隔着机器和专家的屏障。与此同时，医生越来越失去对诊断过程的控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疏远了患者，和自己的判断也渐行渐远了。

现代医生和自己的判断渐行渐远，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借用一位医生说的话来说明这个原因。他善于检查患者，评估患者病史，他说：“凡是头痛的患者都想要并期待作CT扫描。”他又说，在他嘱咐的CT扫描里，大约60%是不需要做的，既没有临床依据，也没有主诉的根据。那么医生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检查呢？这是为了防备吃医疗官司。换句话说，医疗实践转入了完全依赖机器生成信息的阶段，患者也进入了这样的阶段。简而言之，如果医生没有用尽一切可能的技术资源包括药物，如果患者没有得到一切诊疗手段，患者就不放心，医生就容易受到无能的指控。使情况复杂的是，现在的医患关系干巴巴的，和100年前的医患关系反差强烈，患者对医生没有亲近和同情的感觉，打官司时就没有碍手碍脚的顾虑。况且，医生从保险公司获得补偿的根据是他们做了什么检查，而不是他们在患者身上花费了多少时间。非技术性的医疗工作是耗时的工作。给头痛病人做CT扫描比较有利可图，花费大量时间了解患者的病史和病症就很不合算了。

这一切的后果是，即使谨慎和选择性的医疗技术手段也难以实施，因为经济上无利可图，而且业务上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现行文化的组织方式注定要支持凭借技术手段的医疗工作，文化的各个要素都有这样的倾向，包括法院、官僚主义、保险体系、医生的培养、患者的期待，等等。治疗方法多样的局面不复存在，只剩下一种方法一技术方法。如今，界定医疗能力的因素是用于治病的机器的数量和种类。

已如上述，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合力造成了医务界技术垄断的局面。美国国民性偏向于咄咄逼人的进取性，很容易适应医疗技术，此其一；19世纪的技术统治论执着于发明，充斥着进步观念，完成了一连串令人惊叹的发明，此其二；美国文化完成了重新定向，使技术进取笃定成为医疗实践的基础，此其三。技术主导医学形成的观念可以这样来概括：大自然是难以驯服的敌人，只能够用技术手段来征服；解决技术方法产生的问题（医生叫作“副作用”）只能进一步依靠技术（众所周知的一个笑话说，一种令人莞尔的新药不能治病，却有有趣的副作用）；医疗实践必须把重点放在疾病上，而不是患者身上（因此可以说手术或治疗是成功的，但患者死了）；来自患者的信息不能够像来自机器的信息那样去认真对待，自然就产生这样的结果：医生根据洞察力和经验做出的诊断价值不高，比不上医疗机械计算结果的价值。

这样的观念会促成更好的医学吗？在某些方面是肯定的，另一些方面却未必。有时答案是“对”。如果你想到的是医生用激光摘除白内障，快捷、无痛而且安全，你的回答就是“对”。另一种情况是：医生用腹腔镜摘除胆结石，只需在腹部扎一个小孔，把腹腔镜伸向病变部位，然后再在胆囊上扎一个小孔，就无须在腹部切口了。当然，倾向于回答“不”的人可能问：有多少胆囊切除术是因为用了腹腔镜才做的呢？这个问题是关键所在。

请考虑剖宫产手术。如今大约1/4的美国人是剖宫产出生的。凭借现代技术，美国医生现在成功接生的婴儿过去是可能会死去的。霍罗维兹大夫在《照看好你的医疗命运》（Taking Chargeof Your Medical Fate）里说：“..剖宫产的目标是改善处境危险的胎儿的生存机会，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但剖宫产是手术，当它被当作日常的分娩手段时，就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必要的危险，因为孕妇剖宫产的死亡率是阴道顺产死亡率的两三倍。换句话说，剖宫产可以而且的确拯救了有生命危险的胎儿；然而，如果由于其他的原因而施行剖宫产，比如为了医生或母亲的方便而做的剖宫产，却对健康甚至生命构成了不必要的威胁。

再举一例，心脏搭桥手术是为了清理堵塞的动脉，减少中风的风险。1987年，10万多美国人做了这种手术。现已肯定，心脏搭桥手术的风险超过中风的风险。再引霍罗维兹的话说：“换句话说，搭桥手术致死的人可能会多于中风致死的人。”另一个例子是，每年因为胸部和牙齿X光透视而患癌症的人大约有78万。有人估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放射性诱发的癌症病例将达到234万。

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即是，多得令人吃惊。为了公允，关于技术在美国医学里有何价值的问题，最好是这样来表述：倘若美国医学并非这样完全倚重技术，倘若它能够摆脱技术欲罢不能的心结，美国医学会不会好一些呢？我这里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对”。比如我们知道，哈佛大学医学院1984年的医学报告（没有奥威尔《一九八四》那种反乌托邦的反讽调子）显示，仅纽约州就有3.6万次由于疏忽大意而引起的医疗事故，其中的7000例导致死亡。报告并未指明什么样的疏忽导致死亡的具体数字，但其中的例子有医生不问患者过敏史而用青霉素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许多死亡事故涉及粗心的处方、不问病史，还包括不必要的手术。换句话说，（由医师不当治疗诱发的）医源性事故已经成为医务界的严重关切，患者更担心这样的事故。医生感到被拘束、受支配的压力，因为客观的氛围要求他们使用一切可能的技术。报告认为，美国的手术很可能40%都不是必需的；患者更有理由因此而感到忧心忡忡。马丁·韦兹（Martin Weitz）在《医疗卫生令人震撼》（HealthShock）里转述约翰·麦金利（John McKinlay）的统计数字说，美国每年由于手术事故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每年死亡的人数。早在1974年，参议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就指出，美国医生每年所做的不必要的手术高达240万例，手术致死者多达1.19万人，费用多达39亿美元。我们还知道，尽管技术先进（很可能正是由于其先进），美国的新生儿存活率在世界上仅排名在第14位，美国医院是国内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这样说并不夸张。凡是医生罢工的地方，新生儿死亡率都会下降，这种情况也有人做了详尽的描述。

可以肯定，技术对医疗实践的控制，很少有医生会感到满意。许许多多的患者因为技术对医疗的控制而受到严重的伤害。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并不是中性的因素：医生不仅使用技术，而且被技术利用。第二，技术产生对人的强制性要求，同时还产生广泛的社会系统来贯彻其强制性要求。第三，技术重新界定医生的身份，使医生的注意力重新定向，对医生看待病人和疾病的观点进行重构。

和一些广为人知的疾病一样，技术统治问题的出现有一个缓慢的过程，起初是难以觉察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制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制造商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随着医生培训制度的变化，患者的期望值也发生变化。随着手术方法的增加，看似必需的诊断方法也相应增加。在这个过程中，什么诊疗手段正在被人放弃呢？这个问题享受不到优先的地位，甚至根本就提不出来。时代精神把这个问题放在令人生气和毫无意义的两个范畴之间。在日益增强的技术垄断论的影响之下，人们已没有时间或没有意向去议论技术垄断的弊端了。

本文为北大公共传播转载

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 陈珍珍

图源 | 网络

欢迎合作 | 投稿

pcsdpk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