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前半世纪，也就是我国宋、金时代，从秦、汉以来的巫砚、优孟、百戏、角抵戏、代面、踏摇娘、参军戏等表演伎艺和不成熟的戏剧表演，逐渐形成了有四五个固定角色表演故事的杂剧和院本，还有流行在浙江温州一带的戏文。虽然，除戏文《张协状元》可能是宋人之作外，其它宋金杂剧和院本，都没有作品流传下来，但是，许多研究者还是承认它们是我国古代最早形成的戏剧。

公元一二七九年，元世祖匆必烈一统支援，仕会生活与文艺创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大约在此前后四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古代元剧有了飞跃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时代文学的高峰，这就是文学史上说的元代杂剧的繁荣。

这仲繁荣表现为出现了百多位有名字可考的作家，出现了杂剧作家自己的文艺团体“书会”组织，出现了职业剧团和众多伎艺超群的杂剧演员。《青楼集》、《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等文献资料和山西省赵城县明应王庙“太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的壁画、山西省万荣县孤山风伯雨师庙“尧都大行散乐人张德好在此作场”的石柱刻字等文物资料，还有现存的约为一百五十种杂剧作品，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元代出现了一个杂剧的繁荣。

一种新兴文学体裁的出现与繁荣，都有它自己植根的社会条件与文学渊源。杂剧这一艺术体裁，为什么能在元代繁荣起来，并且成为后世难以为继的一个时代文艺的代表?它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元剧繁荣的原因探讨

对元剧繁荣原因的探索，从明代以来就己经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1.“元代社会矛盾尖锐、生产遭到破坏说”与“元代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比较繁荣说”;2.“元代停止科举说”与“元代以曲取士说”;3.统治阶级“提倡说”与“禁止说”。

除“以曲取士”说缺少可靠根据因而很难使人置信外，以上诸说都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元剧繁荣的社会条件和原因。他们的观点虽然相互矛盾对立，但都说出了一定道理。可惜的是，他们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常常把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点片面化和绝对化，完全排斥对立的、并有相当道理的观点，这就很难使认识达到一致和使持对立意见者信服。

元代杂剧繁荣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的，二是文学的，三是剧作家及其它方面的。关于文学原因，尽管学术界对我国什么时候产生了戏剧还有不同看法，但对于元代杂剧受到末金戏文、杂剧、院本及诸宫调等影响，它们从剧本的体制、角色、联套、演出等方面，都为元剧的成熟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其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因此这方面的问题就略而不谈。下面仅以作家为中心，从社会条件对一作家的影响和作家的表现来探讨元剧的繁荣。

就社会原因来说，蒙古贵族在灭金亡宋的征服战争的过程中，铁骑所到之处，对人民实行了烧杀抢掠政策，使唐宋以来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激起了以汉族为主的广大人民的激烈反抗，这个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之间矛盾都是十分尖锐的。

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由金入元，他经历了征服战争带来的灾难，饱尝了动乱不安生活的痛苦。我们至今还可以从他的《拜月亭》杂剧所勾勒的背景中，感受到兵荒马乱、国破家亡的时代气息。随着南宋的灭亡，全国实现了大一统。那个“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的元世祖忽必烈为了巩固其统治，就马上着手“立经陈纪……为一代之制”，任用了一批文化修养高的汉族知识分子建立和健全国家体制和各种具体制度。

他们一方面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同时又吸收了一批汉族知识分子担任各级机构的佐贰之官，既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同时又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之间矛盾虽然还严重存在，但是，到元成宗元贞、大德(公元1295-1307)年间，就出现了承平之世和社会繁荣。

明代史学家宋滚等人编修元史时就说“元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条件为元剧的繁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和群众条件，钟嗣成《录鬼簿》记载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如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纪君祥、石君宝、孔文卿等杂剧作家的主要创作活动多在这个时期。

贾仲名在《录鬼簿》里所补吊词歌颂了这个杂剧繁荣的盛世，如吊赵明道云:“元贞年里，升平乐章歌汝曹”，吊赵公辅云:“公辅先生天水郎，元贞大德乾元象”，吊赵子祥云:“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传奇乐府时新令”，吊顾仲卿云:“唐虞之世庆元贞，高士东平顾仲卿”;吊张国宾云:“教坊总管喜时丰，斗米三钱大德中”，吊花李郎云:“乐府词章性，传奇么末情。

考兴在，大德、元贞”正是在这个为元剧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时代，一些优秀的剧作家写下了揭露统治阶级、歌颂下层人民、缅怀历史上的抗敌英雄、表彰民族气节和复仇正义的作品，为元剧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成宗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统治者从多方面加强了思想统治，许多知识分子脱离现实，逃避斗争，除少数作品较好外，多数作品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元贞大德的繁荣景象相比较，已成

为“不能穿鲁编”的“强弩之末”了。

以曲取士

元代是否以曲取士，从明以来就有不同看法。沈德符谓“元人未灭南宋时，以此定士子优劣”，似乎这个制度推行已久。减晋叔则说“元以曲取士，设有十二科”，将其说更加具体化。

梁廷楠等则力辨其非，认为“以曲取士”说是“传闻之误”，戏剧史学家王国维认为此说“固妄诞不足道”，根本不相信“取士说”。建国以来，或同意“以曲取士”，或否定“以曲取士”，可见问题并未解决。我是不同意“以曲取士”说的，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两点:

1.元代从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正式恢复科举考试，考试科目有经间、策论、古赋、诏浩、章表等，他们或从“时务出题”，或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春秋》、《礼记》出题，并无“以曲取士”之说。

2.钟嗣成《录鬼薄》所载元剧作家事迹，其中涉及科举考试者有庚吉甫、高文秀、马致远、李子中、花李郎、范子英等六人，共中除马致远吊词捉出“曲状元”外，其余人虽涉及科举，但都不能说明是“以曲取士”，有的甚至连参加科举考试与否也不能肯定，因为除范子英外，其他五人主要生活在停止科举考试的时期。“早年卒，不得登科”、“考兴在，大德元贞”，很明显的是惋惜作者生不逢辰和对作家的揣度之词。

至于马致远的“战文场，曲状元”，也并不是指作者“中曲科状元”。这里的“曲”是指作家的作品文词和语言。写吊词的贾仲名是元末明初人，明人评戏多以曲代戏，《太和正音谱》评《古今群英乐府·元一百八十七人》(其中多是散曲作家)都是从词曲着眼，元人杂剧一百种而取名《元曲选》等皆可为证。

《正音谱》说“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有振蔑长鸣、万马齐瘩之意…宜列群英之上”也同样是推崇作者的文词和语言。如果这样理解大致不谬的话，那么，“战文场，曲状元”云云，就是说他要能参加科举考试，其作品的文词和语言当推为第一。因此，“以曲取士”说是不能成立的，说它是元剧繁荣的原因也就失去了立论的基础。

结语

至于“停止科举考试”，是否就是元剧繁荣的原因呢?这也不能简单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恐怕都不尽符合事实。从蒙古灭金到一统国家，曾停止科举考试八十年，的确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个时期，虽然出现了以关汉卿等为代表的“不屑仕进”的杂剧作家，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一部分知识分子如刘秉中、许衡、姚枢之流，他们却甘心俯首贴耳地拜倒在蒙古大汗脚下，为其效犬马之劳而受到特殊恩宠。

另外，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消极避世，他们既不为人民写戏，也不愿和统治者合作，而是纵情声色，沉溺诗酒，流连山水，甘老林泉。这一切又说明“停止科举”也不是元剧繁荣的主要原因，而只是一种客观条件，它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打消了对统治者的幻想。

由此可见，确实有过的“停止科举”也好，并不存在的“以曲取士”也好，都不是元剧繁荣的主要原因，它只能说明某一类型知识分子的表现，而不能说明他们是否投身杂剧创作，并取得成就和促进杂剧繁荣的问题。王国维认为“元初之废科目，却为元剧发达之因”，这个说法也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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