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生

我们阅读冯梦龙作品，可以时时发现他的政德思想。在《智囊》中，通过古今之治的故事和智慧，讲述德本思想；在“三言”中，第一次把手工业者、小商人及其妻女等城市平民作为正面人物写入作品，体现以人为本、尊重民生的德本思想。

冯梦龙生活的晚明时期，正处中国社会大变革阶段。从冯梦龙作品和他的执政经历来看，儒释道先贤和各种社会思潮对他的影响是综合交织在一起的，既受正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又深受王阳明、李贽思想和市民观念影响。冯梦龙又深受心学影响。他对王阳明特别推崇，在《三教偶拈》中盛赞其为“文事武备，儒家第一流人物”，在《智囊》中多次记述王阳明的文治武功。其醒世思想受到王阳明救世思想的影响，在“三言”中通过塑造贤明的清官形象来寄托自己的吏治思想，如《况太守断死孩儿》中的明代苏州知府“况青天”。影响冯梦龙思想的另一个心学大家李贽，其童心说与冯梦龙的情教观如出一辙，这在冯梦龙作品中也有迹可循。

教化有方、理讼有法与富民有道，是古代评判循吏的三大标准。在情与法、教化与理讼的处理上，冯梦龙寻求着情与法的调和相济，探寻着循吏的执法智慧和利民德政。在《卢太学诗酒傲公侯》中，通过描写枉法残忍的“破家县令”汪知县和“分文不要，爱民如子”的陆知县两种云泥之差的官员形象，表明了自己终其一生都在身体力行的价值取向和德政理念。

教化有方。正如冯梦龙在《智囊》中所评论的，法治的关键首在吏治，而吏治的关键在于人才；对官员的考核和激励，一定要多方接触、实际考察，光看考评的评语有可能“毁誉失真”；为政执法要宽猛相济，方能社会和谐；成文法规固然要倚重，但更要重视执法者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冯梦龙对寿宁县的教育十分重视，认为教育可重塑人内心的道德伦理，让民众自我约束，消弭坏事于萌芽状态。他不但通过行政强制推行善政，而且“立月课”“颁《四书指月》亲为讲解”，以期移风易俗。《禁溺女告示》中明白晓畅的语言、苦口婆心的态度，也都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感悟，因而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也更有效。

理讼有法。“三言”中《滕大尹鬼断家私》等作品揭露了诸多司法腐败的现象。因为爱民，所以冯梦龙大力倡导“无讼”理念，从源头上减少案件发生率，杜绝官府暗箱操作的机会，挤压讼棍存在的空间，防止百姓财产损失甚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铤而走险，维护社会的安定。冯梦龙认为诉讼并非无所不能，甚至是万不得已的一种选择，“法治”是“德治”的补充，只有“德治”才能真正约束自我，所以倡导和而无讼。这个理念即使在今天，都有着积极意义。在《智囊·术智部》中，他认为为官者要“真心为民，施政及民”“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努力为百姓做点实事，为朝廷安民。

富民有道。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苏州“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成为全国的经济和贸易中心。《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湖北商人蒋兴哥久闻得“上说天堂，下说苏杭”，是好个大码头所在。冯梦龙耳濡目染，对富民之道有自己的正向见解。首先是积极倡导诚信经商、与人为善。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吕玉，《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润泽，《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小官兄弟，都是诚实经营，终获好报。其次是大力宣扬合法经商、勤劳致富。《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徐老仆精打细算，辛勤奔波；《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已成富商的宋小官，寻亲路上还不忘捎带布匹售卖。他出任寿宁县令后，亲自调研、因地制宜，“凿石为田，高高下下，稍有沙土，无不立禾”，三年便使原先已“一空如扫”的县仓“储俱见谷”，便是他富民之道的具体实践。

（作者系苏州冯梦龙研究会副会长、苏州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