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距离的增加会使知识外溢效应减弱，但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改善知识溢出的便捷性，使跨区域的知识交流与传递的成本下降，但不会阻碍产业集聚的发展，相反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更为便捷的安排企业间的面对面交流，而面对面的交流则是推动产业集聚的重要机制。

因此，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推动专业化分工，从而促进专业化共聚，同时极大地提升了产业间的沟通水平，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的多样化共聚。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影响着产业的空间布局，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往往吸引着大量产业的空间集聚。

当企业进行选址时必然对周遭环境进行考察，例如对区域的医疗条件、住房条件以及娱乐服务业等的考虑，都将影响着企业的区位决策。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有利于吸引人口的集聚，从而带来更多的劳动力。

产业的集聚往往伴随着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当某一地区具有适宜居住条件、良好的教育条件以及充足的医疗条件时，该区域便成为企业和产业发展的首选，此外，这与决策者的行为偏好也有关，企业的选址往往通过决策者来进行，当决策者对某一区域的气候、人文和娱乐等有特殊偏好时，企业的选址往往受到影响。

同时，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大量的教育机构的集聚能够为地区产业的升级与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产业集聚可通过专业化分工弥补产业的分散性市场结构在技术方面的缺失。

产业集聚又能够激励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产业在某一空间的高度集聚使信息交流成本下降，企业间的技术交流阻碍更小，此时对于技术的交流以及知识的学习更加渴望，教育与技术培训机构得以发展，进一步提供了学习新知识的多种机会。

然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分为专业化技术和多样化技术，以专业化技术来讲，教育或科研机构的建立有助于提升区域的科研水平，并以专业化的深度分工来进一步完善产业链。

以多样化技术来讲，企业可通过区域内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对其原有的知识进行拓展，新知识与技术的学习将进一步延伸到企业的新知识网络中，反映到生产中便是拥有了新技术的生产能力以及业务的拓展，而企业对于新产品的生产需求又进一步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产生了多样化产业共聚。

行政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制度因素与产业集聚密切相关。例如，开放的经济政策更有利于吸引产业的集聚和专业化分工，相反，保守的经济政策则阻碍要素的流动，不利于产业的集聚。在专业化产业共聚中，政府行为往往对制造业的共聚有着积极的影响，其原因是，统计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来讲更容易。

我国历来都以GDP作为政绩的考核标准，促使各地政府通过工业产业政策以及招商引资等方式全面发展制造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制造业的共聚；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共聚却产生抑制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金融、技术服务、科学研究等产业对政府干预行为更加敏感，受政府管制力更强。

在多样化产业共聚中，制度因素往往抑制了多样化产业共聚的发展，政府行为对于制造业集聚的拉动作用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抑制作用使二者在共聚中的发展不平衡，政府干预程度越强产业共聚的差异化越明显。因此，行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极有可能导致多样化产业共聚中各产业发展的不均衡性。

所谓空间联动，是指由于不同产业间的比较优势差异而带来的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而共同构成的产业空间格局。空间联动影响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与产业共聚，并进一步影响空间协调发展问题。

从空间联动的视角来看，城市群产业共聚的形成机理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城市内空间联动和城市间空间联动，也称为区域内空间联动和跨区域空间联动。

从区域内空间联动视角来看，当城市规模较小时则有利于制造业的集聚；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的规模逐渐扩大，相关生产要素的成本呈上升趋势，其中生产要素成本价格上涨，但交易成本则呈现下降趋势，这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从比较优势角度来看，企业与产业的集聚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空间集聚的拥挤成本必然使关联度较低的产业退出中心城市，并选择在中心城市周围继续发展。

所以，在某一时期，城市规模的大小将决定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发展程度，即当城市规模较小、相关成本较低时，制造业成为城市内的主导产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两种成本之间存在一个均值的相对平衡，这种相对平衡能够促进多样化产业共聚的发展。

当城市规模再扩大时，生产要素成本进一步上涨，产业间对生产要素的抢夺效应逐渐增强，但交易成本的下降使生产性服务业得以发展，此时生产性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相关要素成本与产业共聚的形成是呈现非线性的关系，而相关要素成本的变化又决定了区域中产业的空间布局，即较为发达的中心地区产业主导模式由制造业转向生产性服务业，而外围欠发达地区则集聚了大量的制造业。从跨区域空间联动视角来看，空间距离在跨区域的空间联动作用中十分重要。

空间距离相隔越远，越不利于知识溢出效应的产生，也就是说，技术与知识的传播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即知识溢出的距离衰减效应。同时，过大的空间距离会导致产业共聚中的产业几乎没有交集，产业的辐射强度小，造成了空间互动性的缺失；空间距离太小，产业的竞争加强，特别是对重叠性生产要素的竞争；同时，挤出效应也会减弱空间联动的作用。因此，只有把握好空间距离才能够增强空间联动性。

由于我国城市群中不同城市的不同功能以及产业异质性的存在，且不同城市的工业化阶段各不相同，使生产性服务业难以匹配各城市的发展水平，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往往呈现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现象，而周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较差，制造业却较为集聚。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能够产生互补效应。

若单从某一城市区域中产业内部结构去看其合理性，产业结构可能是失衡的，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城市规模和城市功能等因素的差异性所造成的，但从城市群空间联动视角来看，跨区域空间联动能够为各城市间带来产业的互补效应，弥补了单一城市内产业结构的失衡。

从微观角度讲，中心城市往往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量较多，且集聚度较高，而生产性服务业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企业在生产中能够为周边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更多中间投入品与技术的支持；从中观角度讲，跨区域的空间联动实际上是多样化产业链的互动，使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产生相互作用、互为依存的关系。

从宏观角度讲，产业共聚通过空间联动性能够带来外部性影响的同时，还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区域产业体系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城市群产业共聚的形成与空间联动性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活动在区域空间中的集聚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力，是新经济地理学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与关注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

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向心力与离心力是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中的两种作用力。其中，向心力是指在区域空间中经济活动趋于集聚时所产生的中间投入品、劳动力市场、信息技术以及知识等要素的共享能够形成本地市场效应，从而促进了产业的集聚。

离心力是指经济活动的过度集聚必然加剧了资源的抢夺、要素资源价格上涨、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效应，从而产生了拥挤效应，拥挤效应则会削减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效应，使产业的发展呈现扩散趋势。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同说明了产业共聚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力不仅能产生推动作用。

即集聚效应也能够产生阻碍经济增长与协调发展的抑制作用，即拥挤效应，经济的发展是在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相互作用下的结果，两种效应在不同时段与不同经济阶段中的均衡状态是存在差异的。因此，产业共聚对于经济增长作用力的考量要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强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