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富成
云南张满喊冤28年，摘掉杀人犯的帽子，但是，本案的真凶还逍遥法外，纠错之后，有些记忆仍不该忘却，否则，难以在巨痛后推动法治进步。
张满摘掉了杀人犯的帽子，王学科一家4人被杀是客观事实。
据媒体报道，1989年12月14日，王学科一家四口被杀，分别是王学科及其妻子、7岁、4岁的儿女。
王学科妻子倒在2楼卧室的床边，7岁的儿子、4岁的女儿并排躺在床上，王学科尸体被发现在院内的井中。
经法医鉴定，王学科及妻子的头部都系锐器砍伤，造成广泛性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儿子、女儿均系切颈死亡。
从尸体发现的位置、被害人的伤情、被害人的年龄等情况看，可以完全排除两名未成年人杀人的可能性，两名成年被害人也可以大概率地排除杀人后自杀的可能性。
既然张满无罪了，本案一定存在其他真凶，真凶又会是谁？
从案发现场在农村，被害人系普通的村民，又是灭门血案等情况看，不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性，也存在流窜作案的可能性。
如果是熟人作案，仇恨应当是极深的。如果是流窜作案，必定是图财。
凶手可能是1人，更可能是2人。
二、村民可以放鞭炮来甄别好人坏人
王学科一家4口被杀，属于惊天大案，给当地群众带来巨大的心理恐惧感。村民急需找出凶手，以消除心理的恐惧感，恢复宁静的乡村生活秩序。当公安机关在5年后确认张满是凶手时，当地村民都松了一口气。
在当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下，政府具有较大的公信力，当公安机关认定张满是杀人凶手时，村民对此是高度认可的。
查明真凶，对于被害人家属而言，无疑是天大的喜事。尽管公安机关没有及时侦破案件，当张满被绳之以法后，被害人家属还是用放鞭炮来庆祝公安机关成功地帮助他们找出凶手。
张满喊冤28年，被法院宣告无罪时，张满的亲友也用放鞭炮来证明其无罪。
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张满刚回到老家，就听到鞭炮声响起，一直从村口持续到家门口，这是亲戚朋友帮张满准备的。
张满亲友放鞭炮的原因是“当时张满被抓以后，死者家属也是用放鞭炮的方式庆祝，这让张满一家在村子里面带着凶手的身份过了多年。”
张满亲友认为“现在宣判无罪了，放鞭炮也等于是告诉村里面他们是无罪的。老人今年可以好好过个年了。”
村民用放鞭炮来宣示好人或坏人，属于他们感情的真实流露，属于他们特有的认知方法，谈不上对错。
但是，司法人员确认好人或坏人的方法就必须用法律允许的方法，否则，就可能酿成冤假错案。
三、合理怀疑不是刑讯逼供的理由
侦查是从怀疑开始的，没有怀疑就没有侦查。当王学科一家4口遇害时，映入警察眼中的首先是血淋淋的凶杀现场，警察心中已经形成有罪犯，有凶手的第一印象。
张满被纳入侦查范围，其身上有值得怀疑之处，侦查人员认为张满与被害人家矛盾极深，张满具备杀人的动机。
但是，侦查人员的怀疑必须建立在证据基础上，怀疑不是刑讯逼供的理由，更不能用刑讯逼供的方法来印证怀疑。
遗憾的是，不少警察都将刑讯逼供看成是破案法宝，将刑讯逼供作为判断真凶与否的重要方法。
就实际情况而言，刑讯逼供确实能够破案，大多数的时候依靠刑讯逼供侦破的案件都是对的。
但是，警察不是神，不能保证对999个人的刑讯逼供都没有发生错误，对第1000个刑讯逼供仍然不会犯错误。
不少警察认为刑讯逼供属于“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范畴，但是，他们不知道“凡是存在的，就是灭亡的”。
刑讯逼供纵有万千存在的理由，就有一个理由说不通：没有任何理由将一个好人打成坏人，将无辜者的人头砍掉。
张满声称，警察对他刑讯逼供的方法包括暴力殴打、断水断粮等，警察最终击溃张满的手段是对他的妻儿威胁。“棰楚之下”，张满作出了几份有罪供述，承认杀害王学科一家4口。
张满表示作出的有罪供述中有多段情节不合常理，比如，平时穿的鞋是43码，但现场发现的鞋印是39码，张满被迫称是自己割开了鞋后跟，大脚穿小鞋。
据张满的辩护律师仲若辛介绍，张满在卷的供述笔录共有26份。其中，1989年12月刚刚案发后的1份、1994年12月的2份，均为无罪供述。1994年12月27日和28日的3次讯问笔录为有罪供述，之后，张满18次讯问笔录均为无罪供述和辩解。
从相关报道看，张满应当是遭到刑讯逼供，而且，刑讯逼供后的供述还被作为认定张满有罪的重要证据。
四、法院定罪量刑中的“实际情况”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当是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一审法院认为，张满的犯罪事实有报案记录、现场勘查笔录、物证、抓获经过、尸体检验笔录等证据支持，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满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称，张满无视国家法律，为了报复泄愤，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构成故意杀人罪，张满杀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本应依法严惩，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应酌情考虑从轻处罚。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属于最基本的自然正义，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法律文化，已经深入民众的天然感情之中。但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张满杀死王学科一家4口，却又不判处张满死刑，理由是“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对其酌情从轻处理。
可法院又不解释“实际情况”是什么，以致张满的律师都将判决书中的“实际情况”作为辩护理由：杀死4人属于罪大恶极，必须判处死刑。既然一审法院认定张满杀死4人，理应判处其死刑，张满又没有重大立功等法定减轻情节，一审法院却以“实际情况”判处张满无期徒刑，从逻辑上说不通。
“实际情况”不仅张满不服气，被害人也不服气，以致在一审判决后，被害人与被告人分别上诉、申诉。
五、本案能否给社会一个交代
尽管法院已经宣告张满无罪了，但是，真凶在逃，张满心中仍然是缺少底气的。
在一些村民心目中，张满恐怕仍然不能彻底排除真凶的嫌疑，张满最大的希望是“能抓获真正的凶手，给社会一个交代。”
为了让民众感受到身边的公平正义，相关部门应当给张满一个交代，给被害人一个交代，给社会公众一个交代。
一是，要查明真凶，给被害人一个交代。被害人一家4口遇害，无论在什么时代，该案都属于惊天大案，公安机关有责任查明真凶。
当然，28年之后，杀人现场恐怕已经荡然无存，现场的相关物证可能已经灭失，证人也可能死的死，亡的亡，甚至凶手都可能死亡了，想要查明真凶，恐怕难度极大，当地警方恐怕很难给社会一个交代。
但是，让民众在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警方就必须永不言弃，将真凶绳之以法，给被害人一个交代。
二是，给张满一个交代。张满无辜蒙冤28年，正如他自己所说，再多的金钱也换不回他们一家28年的正常生活。
尽管张满的损失无法用金钱来弥补，但是，国家还是要履行赔偿的义务。国家赔偿的最终来源仍然是普通民众的税收，普通民众是否应当为个别司法人员的错误行为买单？相关司法人员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都应当有个交代。
三是，对刑讯逼供者追责。从现已发现的冤假错案来看，都存在刑讯逼供。虽然我国法律将刑讯逼供行为规定为犯罪，配置了较重的法定刑，不过，仍然无法遏制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
究其原因，首先是立法上有缺陷：我国刑法规定，刑讯逼供致人死亡或重伤，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但是，刑讯逼供者掌握了一套打人技巧，很难致人死亡或重伤，很难对刑讯逼供者形成现实的震慑，反不如我国古代规定的“反座”与“同职公座”罪名更有实效。
其次，刑讯逼供都是发生在封闭空间，缺少证人证言，很难证明、很难发现。
最后，冤假错案在纠正之前都是“铁案”，案件承办者都已立功受奖，形成了办案同盟，仅靠当事人举报，很难突破刑讯逼供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据媒体报道，当初承办张满案件的甘某已经提前退休，如此责任追究恐怕是无法阻止刑讯逼供，也不足以向社会公众交代。
四是，给“实际情况”一个交代。一审法院以本案的“实际情况”判处张满无期徒刑，让当事人蒙冤28年，但是，法院判决书对“实际情况”没有任何解释。
不仅张满对“实际情况”无法释怀，普通民众想必也津津乐道于“实情情况”是个什么鬼的好奇心。
基于满足普通民众知情权的需要，审判公开的需要，一审法院应当对“实际情况”有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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