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表于《China Economist》2016年第1期

摘要

本文利用最新的人口和劳动力数据，揭示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变化，论证中国就业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再是总量矛盾，而越来越表现为与劳动力市场匹配相关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在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的情况下，至少目前周期性失业现象并不突出。无视劳动力市场上的摩擦性和结构性特征，继续沿用传统政策手段刺激经济增长，以扩大就业总量，不仅无助于解决实际面对的就业问题，而且可能造成劳动力市场隐患。中国面临的主要就业矛盾，应该转向着眼于应对和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就业总量矛盾；就业结构性矛盾

*作者邮箱:caifang@cass.org.cn

一、引言

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着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就业问题。在典型的二元经济中，农业和其他传统产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表现为总量性矛盾，解决的办法是靠经济增长，以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在现代经济增长部门的劳动参与率。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是新古典式的，并不存在长期持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就业问题主要表现为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现象，以及与宏观经济景气相关的周期性失业，对于前者的解决办法在于教育、培训等改善人力资本，以及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的举措，后者则要依靠旨在调节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

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是劳动力过剩或就业不足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在那里不存在由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构成的自然失业现象以及周期性失业现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因劳动力市场匹配问题和宏观经济波动产生的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是叠加在劳动力剩余问题之上的。不过，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并不以公开失业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只是加剧劳动力剩余、冗员等就业不足的程度。

在改革开放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处在一个刘易斯所定义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根据官方和学者估计，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还是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冗员，比率都高达约1/3（Carter et al., 1996；张小建，2008）。与此同时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改善激励机制调动了劳动者、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通过发育劳动力市场推动了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丰富而低成本的劳动力被转化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取得竞争优势。

因此，虽然各级政府总是把就业不足现象作为艰难的任务，把打破大锅饭、铁饭碗视为畏途，在经济下行时对就业压力忧心忡忡，甚至在经济增长回归正常时仍然心有余悸，实际上，丰富的劳动力转移恰是中国在这个时期得以实现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而所有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以及通过改革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政府努力，反过来都推动了经济增长，并最终惠及民生。可见，抓住就业总量矛盾，着眼于GDP增长，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上是正确而恰当的政策选择。

正如刘易斯模型所预期，二元经济发展到特定的时刻，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就会出现普通劳动者的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即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工资上涨和工资趋同等一系列现象判断，2004年是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达的时间（Cai, 2015）。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二元经济本质特征被改变，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劳动力市场面貌，从而就业问题的性质和特点也根本改变了。这一新情况要求政府的就业政策做出深刻的调整。

本文利用最新的人口和劳动力数据，揭示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变化，论证中国就业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再是总量矛盾，而越来越表现为与劳动力市场匹配相关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在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的情况下，至少目前周期性失业现象并不突出。根据国内外经验，本文做出政策警示：沿用传统的政策手段，不仅对于应对当前和今后的就业问题会日显捉襟见肘，而且存在着较大的政策风险，形成劳动力市场隐患。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劳动力市场新形势下，政府政策应该关注的重点领域提出建议。

二、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变化

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化解劳动力剩余、城镇劳动力市场发育和人口结构变化，中国劳动力供给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于2004年跨越了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为标志的刘易斯转折点。随后，在2010年通过了以劳动年龄人口由增长转为负增长的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这进一步改变了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总量状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劳动力供给总量变化。

首先，在人口转变的新阶段上，劳动年龄人口经历了增长速度的放慢、减速、零增长接着则出现了负增长。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由于近年来劳动参与率（有就业意愿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有所提高，使得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乘以劳动参与率）仍在缓慢增长，但预计在2017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总量也将达到峰值，随后绝对减少。根据预测，2017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9.18亿，同年劳动参与率为87.2%，因此，届时经济活动人口的高峰值为8亿。

其次，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本地非农产业和城镇部门转移，显著减轻了农业劳动力剩余的程度。如果从官方统计数据看，全国劳动力中在第一产业就业的比重仍然高达29.5%，第二产业为29.9%，第三产业为40.6%。许多研究者引用这个来源中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因此以为中国仍然存在着规模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很多人也因此而罔顾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事实，否认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不过，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和经验面前，无论是这个官方统计数字，还是这种学术观点，至少在两个经验面前显得缺乏一致性。

其一，农业中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判断，与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历的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不相一致。国家统计局（2015）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人数为2.74亿，其中离开本乡镇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为1.68亿，在本乡镇非农产业就业的为1.06亿。结果必然是，留在农村务农的劳动力数量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力比重显著下降。

其二，如果从这个官方数据看，中国在其高速增长和产业结构剧烈变化期间，农业劳动力比重每年下降的速度，还不到日本和韩国相应时期的一半。例如，在1978-2012年期间，统计数据显示的农业劳动力比重，每年仅仅下降2.2%。而日本在1953-1987年期间为4.5%，韩国在1963-1997年期间为5.1%。

通过合理修正国家统计局关于农业劳动力的定义，都阳和王美艳（2010）重新估算了2009年的实际农业劳动力，表明官方数字把农业劳动力高估了约13.4个百分点。本文作者利用这种方法，重新构造了1984-2014年期间的实际农业劳动力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到2014年，实际务农劳动力的比重，至少比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低10个百分点（图1）。这一估计数，与Brandt和Zhu（2010）使用其他数据来源所做的估计高度一致。在图中，我把官方数据与重估数据之间的差额，作为残差（residual）处理，在正常劳动力市场状况下，分别分布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非农产业遭遇冲击时，也常常回到农业这个剩余劳动力蓄水池中。不过，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从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越来越不发挥这个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了。

图 1 三次产业劳动力的重新估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以及都阳、王美艳（2010）相关数据估算；估算方法参见Cai (2016)。

最后，自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城镇就业改革以来，企业用工逐渐实现了市场化，冗员已经不再是显著的现象。虽然政府常常也劝说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尽量不实施大规模裁员，但是，在遭遇宏观经济波动冲击的情况下，企业的应对通常是让部分员工下岗，导致城镇户籍劳动者的公开失业和农民工返乡。在1995年国有企业就业制度和城镇劳动力市场改革之前，国有企业单位就业占全部城镇就业的59.1%。经过激进的改革和痛苦的调整，到2014年这一比重已经大幅度下降到只有16.1%。这两个时期国有企业就业比重之间的差额，反映了大量冗员经历了下岗失业，以及通过劳动力市场而不是铁饭碗体制，实现了在个体私营和公司制企业的再就业。因此，在考虑城镇劳动力供给存量时，不应该再认为存在大量企业冗员，可以充当产业后备军。

三、就业困难：周期性还是结构性？

政府部门和研究者对于劳动力市场忧心忡忡，的确是基于对一些群体所面临的就业困难的观察而生。但是，根据上一节的分析，应该摒弃传统观念，即把这些问题仍然看作是劳动力总量过剩所造成的。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这些劳动力市场表现，究竟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因为不同性质的就业问题需要以迥然相异的政策手段予以应对。

一般而言，周期性失业产生于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从而形成增长缺口的情形，即经济增长速度未能达到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水平。根据我们的研究，由于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明显的逆转性变化，如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力资本的改善降速、资本回报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放慢等，中国GDP年度潜在增长率自2010年以后显著下降。

在2010年之前，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都意味着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导致增长缺口。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实际增长率最低点是1981年，实际增长率为5.2%，当时的潜在增长率为7.6%，前者与后者之差即增长缺口为-2.3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实际增长率最低点是1990年，增长缺口为-3.0百分点；2008-2009年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实际增长率最低点是2009年，增长缺口为-1.4百分点。在上述三个周期的低点年份，相应都出现了就业压力加大和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因此，这三次增长速度的下行，都属于典型的宏观经济周期现象（图2）。

图 2 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增长缺口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Cai 和 Lu (2013)提供的数据计算。

从2012年开始并持续至今的经济增长减速情形，实际增长率并没有低于潜在增长率，因而也没有形成增长缺口。与此相应，劳动力市场状况正常，失业率保持稳定。很显然，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是伴随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出现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表现，而不是周期性现象。按照潜在增长率的定义和奥肯定律（Okun’s Law），与增长潜能相符的增长速度，可以达到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因而不会产生周期性失业。

自2002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0%-4.1%左右，最高也仅仅短暂地达到过4.3%。巧合的是，根据都阳和陆旸（2011）的估算，近年来中国城镇的自然失业率也大致为4.0%-4.1%。我们知道，总体失业率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是摩擦性失业率和结构性失业率构成的自然失业率，二是由宏观经济波动造成的周期性失业率。那么，登记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的在水平上的重合，是否就意味着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存在周期性失业呢？

问题在于，登记失业率的统计对象仅仅包括城镇户籍居民，其统计方式是以自行登记为依据的，而不是基于抽样调查计算的，使其并不能准确完整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真实的失业状况。所以，我们需要以按照统一国际标准调查得到的一个失业率指标——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依据进行分析。虽然迄今为止国家统计局并没有系统公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数字，但是，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和官方的报告零星发布了一些相关数据，表明直到2015年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一直保持在5.1%左右。如果以此作为准确的总体城镇失业率，则周期性失业率（即调查失业率减去自然失业率的差）仅为1%。

不过，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城镇失业率调查中对农民工的涵盖水平偏低，缺乏对这个群体的代表性，而他们的失业率与城镇户籍劳动者差异甚大。例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在6个大城市的调查，城镇本地劳动者调查失业率为4.72%，农民工则仅为0.73%。由于目前农民工占城镇就业已经超过1/3（城镇本地职工低于2/3），如果以此作为权重，修正城镇失业调查的覆盖面，使其成为包括城镇户籍劳动力和农民工在内的全口径城镇调查失业率，得出的结果一定不会显著高于自然失业率。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就近年来而言，周期性失业现象不是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

实际增长率随着潜在增长率一并下降，固然表明不会产生周期性失业现象，但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则意味着传统增长源泉不再能够支撑以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而必须挖掘新的增长源泉。这个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创造性破坏效应也会在新岗位得到不断创造的同时，消灭掉相当一部分传统就业岗位。经济史表明，岗位的消失与创造同时发生，是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必然结果，而对于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来说，更快更剧烈的产业结构变化，也就意味着这样一个岗位的创造性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人力资源和保障部门收集并公布的一个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指标——求人倍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ratio of job vacancy to job seeker），从两个方面印证了上述分析。一方面，根据全国接近100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分析得出的这个比率，以2010年为转折点，从表明岗位供不应求的小于1到岗位供过于求的大于1，一直显示劳动力市场偏紧，即较多的岗位数对应较少的求职者人数（图3）。所反映的信息与总量就业矛盾趋缓的劳动力市场总体趋势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从图中也可以看到一个端倪，即求人倍率在2014年第四季度达到较高水平（1.15）后，呈现下行的倾向，2015年第二季度为1.06。虽然并不能由此判断今后劳动力市场偏紧的趋势会发生逆转性变化，但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力度加大，结构性就业矛盾趋于严峻。

图 3 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求人倍率

资料来源：中国就业网［EB/OL］：http://www.chinajob.gov.cn/DataAnalysis/node_1522.htm

近期引人注目的“新东北现象”可以很好地为这种岗位的创造性破坏做出经验诠释。东北地区是老工业基地，传统产业特别是重工业和资源型产业比重较大，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也较大。因此，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该地区增长速度滞后于其他地区。例如，2014年全国GDP增长率为7.3%，而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仅为5.8%、6.5%和5.6%。相应地，在近年来全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趋紧，即呈现岗位空缺数大于求职人数（求人倍率大于1）的情况下，如沈阳和长春等城市的求人倍率持续低于全国水平，并且一直在1以下，说明由于传统产业式微而具有比较优势的新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被破坏岗位数多于新创造岗位数的状况。

四、沿用传统政策过犹不及

应对周期性失业的政策，与着眼于解决就业总量矛盾的政策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试图利用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刺激和推动经济增长，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前者，是为了降低公开的失业率；在后者，是为了缓解就业不足的程度。对于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经济的观察家来说，对这两种政策理念和实践一定都不陌生。

首先，自2002年中共16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列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自从时任总理朱镕基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提出1998年实现不低于8%的增长率要求后，在以后很长时间内，8%成为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率底线，即著名的“保八”。多年之后，在解说“保八”的必要性时，时任总理温家宝明确表示是把就业作为第一位的考虑。

其次，为了扩大城乡就业而促进经济增长，始终是中国政府经济工作的头号优先序。中共召开16大之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制定中，逐步地给予了促进就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越来越突出的位置，提出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就业总量的创造与经济的发展紧密而良好结合，形成了一个经典二元经济发展的当代中国版本。

无论经济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上述两种政策理念都不会过时，无疑应该始终得到坚持。然而，一经就业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应对的方式和方法自然应该与时俱进，才能有针对性地施策并取得良好效果。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速度加快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摩擦性和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自然失业顽固地存在，以及相应产生的就业困难，在当前乃至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矛盾。

在改革开放期间发生的大规模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通常被表述为一种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由此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其实，我们也可以将其表述为就业岗位的创造性破坏，农业劳动力比重从1978年的超过70%下降到2014年的不到20%，就意味着累计近1.3亿务农岗位的破坏和近5亿非农就业岗位的创造。在今后的发展阶段上，随着这样疾风暴雨式的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导致的岗位变化速度不可避免要减缓，但是，在非农产业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产业内部的各行业之间，以及狭义的行业内部企业之间，就业岗位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反而将加剧。

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中，企业的新建与破产或进入与退出，从而不同企业规模的扩张和萎缩所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使得生产率高的企业胜出，生产率低的企业被淘汰，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高达1/3到一半（Foster et al., 2008）。相应地，经济学家也发现，大幅度和高频率的岗位创造和岗位破坏不断发生，由此引起的岗位重新配置，可以解释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流动现象的35%-56%。此外，新成长企业和小型企业的岗位重新配置频率更高，并且与宏观经济周期没有直接的关联（Davis and Haltiwanger, 1991）。

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倚重企业之间的优胜劣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到中高端则必然导致创造性破坏，因此，可以预期并且必然发生的是：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破坏将同时加速发生。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就业变化，正是这种创造性破坏现象的表现。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就业岗位变化有三种情形，可以概括为三种重新配置类型，分别带来相应的挑战。

第一种情形是，伴随着因生产率和竞争力差异产生的企业新老更替，工人也将经历一个重新配置即转岗的过程，即便这种转岗没有技能变化或产生技能提升的要求，从离开旧岗位到找到新岗位之间，往往需要一个时滞，则意味着转岗工人将遭遇摩擦性失业。

第二种情形是，由于从旧岗位到新岗位的重新配置，通常是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结果，往往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掌握这些新技能需要培训和学习的时间，或长或短，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禀赋以及其他人口特征而异，因此，在技能培养期间，劳动者可能处于结构性失业状态。

第三种情形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导致旧岗位消失的同时，伴随着与相关岗位对应技能的需求减少，乃至相关技能最终被废弃。经济史上此类现象不胜枚举，而新技术革命加速发生的今天，这种现象愈益变得更为普遍。如在电话取代了电报的同时，接话员替代了电报员；在电子邮件冲击了传统邮政的同时，软件设计师和网络管理员替代了邮件分拣员；在网购冲击了实体店的情形下，网络管理员和网上店主替代了商店店主和售货员等1。在这些情形下，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都不可避免地发生。

1 有研究者列出了一个颇为冗长的清单，显示技术变化导致的新旧岗位和技能的此消彼长结果。在经济学说史上，这种现象是与被称作“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问题一道予以讨论的。参见Cox和Alm(2015)。

鉴于此，认识就业问题的新特点，与时俱进地改变政策思路、调整政策手段十分迫切。无视劳动力市场上的摩擦性和结构性特征，继续沿用传统政策手段刺激经济增长，以扩大就业总量，不仅无助于解决实际面对的就业问题，而且可能造成劳动力市场隐患。例如，在采用刺激经济增长的办法扩大就业数量的情况下，投资往往过度集中于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大的建筑领域，相应地产生以下几种负面效果。

第一，在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这将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短缺现象，对GDP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反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劳动力短缺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为该因素不仅影响劳动力供给从而工资成本，而且影响到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和生产率提高速度。因此，刺激性政策导致的建筑业劳动需求扩大，反过来降低潜在增长率，不仅不能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还会加大结构性就业矛盾。

第二，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大、工资增长快，倾向于缩小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之间的工资溢价，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激励。劳动者能否适应新的技能需求，归根结底在于教育和培训，而后者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供给，还取决于需求。劳动力短缺，特别是非熟练劳动力短缺，从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上涨过快，加大了人力资本改善的机会成本。短期内，普通劳动者可能受益于工资上涨，但是，人力资本积累受到延误的结果，则是进一步加剧技能不匹配造成的结构性就业困难，最终还要这些群体还承受。

第三，刺激政策下的经济增长，虽然增加劳动力需求，但也使非熟练劳动力过度集中于这些具有潜在过剩甚至泡沫风险的行业，构成未来的劳动力市场风险。国际经验表明，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和非实体经济的过度发展，终究难以避免泡沫破裂的结局，随后则是出现严重的周期性失业。而人为放大的劳动力短缺又使资本替代劳动或机器（人）替代人的进程早熟，加上人力资本积累被延误，周期性失业进而会转化为长期的结构性失业。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把就业问题置于经济社会政策的优先地位，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发展经验，值得总结并长期坚持。在经济活动越来越需要面对内外波动影响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也应该更加及时、敏锐地关注就业变化，并将其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然而，在劳动力供给总量处于负增长态势，并且不存在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增长缺口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主要就业矛盾从而政策重心和实施手段的选择，应该转向着眼于应对和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进一步发育劳动力市场，坚持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在经济整体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出现持续的劳动力短缺之后，农业劳动力比重仍将继续下降，至少要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以此作为参照，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有巨大的空间。在2004-2014年的10年间，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对城市化率提高的贡献大约为1/4，随着农村新成长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必然减慢。例如，在2005-2010年期间，外出农民工每年增长4%，2014年仅为1.3%，2015年上半年更下降到只有0.1%。而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进一步疏通劳动力市场，阻断劳动力从城市到农村的回流，从而保持城镇化正常进程，稳定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

其次，通过教育和培训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化解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无论从受教育年限还是从技能来看，中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尚不适应产业结构急剧变革的需要，因此，人力资本积累不应仅仅作为一个长期愿景，更应该是当务之急。目前农民工构成城镇就业劳动力增量的2/3以上，而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6年，仅仅适应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劳动者有9.1年的受教育年限），以及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9.6年的受教育年限）。但是，按照目前岗位对人力资本的要求，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岗位是10.4年，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岗位是13.3年。如果我们承认，未来的产业变化趋势是非农产业岗位的资本密集型程度和技术密集型程度均会显著提高，则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支撑他们转向这些新岗位。

再次，适应就业岗位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劳动就业统计既要反映新岗位的创造，也应该反映旧岗位的破坏。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5）公布的数据，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1322万人。但是，这一年全国城乡新增经济活动人口仅仅为380万人。很显然，其一，这在统计上把一部分原来没有纳入城镇就业统计范围的农民工统计为城镇就业；其二，这个新增就业不是净增数，即仅仅统计了岗位的进入，没有统计岗位的退出。另一方面，媒体和一些专家在强调就业压力时，往往依据一些产能过剩或资源枯竭型产业，以及低效企业的岗位破坏，却没有对等地揭示新兴产业和新成长企业的岗位创造。上述两种信息片面化的表现，都无助于认识真实的劳动力市场和真实的经济发展新常态。

最后，更公平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用社会政策为灵活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托底。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全要素生产率，是保持经济中高速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必须借助创造性破坏机制。以防止失业率提高为借口保护既有的就业岗位，无异于保护旧的经济结构和传统发展方式，妨碍中国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然而，劳动这个特殊的生产要素是以人为载体的，产业、产能、企业甚至岗位，固然需要创造性破坏以实现升级优化，对劳动者却不能简单地丢给市场竞争，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因此，产业结构调整速度越是加快，越是急迫地需要建立起社会安全网，提高公共就业服务水平，从而在旧岗位被破坏的时候，帮助劳动者获得新的技能，顺利转向新创造的岗位。这才是与就业新特点相适应的政府职能所在以及政策关注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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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小建.中国就业的改革发展[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China Economist （中文刊名：《中国经济学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面向全球发行的中英文学术期刊。China Economist创刊于2006年3月，始终致力于向全球传递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最前沿研究进展，搭建中外学者相互交流的学术平台和研究阵地，向全世界宣传能够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诉求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中国经济学人》先后被EconLit、EBSCO、ProQuest、SCOPUS等全球主流、权威数据库及索引系统收录，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是“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英文刊最高水平”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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